維權律師之妻救夫遭監控 感嘆：中國像是沒這個人(圖)
被「屏蔽」的維權律師 遭秘審傳被酷刑妻遭監控
曾經代理王全璋與多名被捕律師的余文生律師，自2018年初被當局帶走之後，至今仍未判決，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許艷，長期遭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甚至是限制行動自由。（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0年5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以及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臺援網）9日發出聲明，表示余文生律師失去了人生自由已經有842天了，在此期間還傳出他遭受酷刑或是其它虐待的消息。此外，余文生律師的家人，包括妻子許艷，長期遭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甚至是限制行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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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央社與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從2015年7月9日起，中國有23個省份出現大批律師與維權人士被北京當局抓捕，史稱「709大抓捕」。包括最著名的被捕律師之一王全璋，而他也已在上月出獄，但是曾經代理王全璋與多名被捕律師的余文生律師，自2018年初被當局帶走之後，至今仍未判決。
臉書專頁「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於今天（10日）下午12時34分發文表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聯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及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臺援網）今日發出聲明（聲明所示的時間為5月9日），嚴正譴責中國當局除了秘密審訊外，更至今一年之久仍然沒有不公佈審判結果。」
該聲明除了強調，「釋放余文生！追究秘審不判責任！」，也表示，「余文生律師於2018年1月19日在北京被抓，其後關押於徐州市看守所，2019年5月被秘密審訊，直到審訊一年後的今天，余文生的家人及辯護律師始終沒有機會跟他會面，法院也超過法定期限沒有宣判，亦不釋放余文生。」
該聲明表示，余文生與家人長年定居於北京，卻被關押在八百公里以外的徐州看守所。余文生的妻子許艷在這兩年多來，多次為尋夫而奔走於北京及徐州之間，「更曾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傳喚審訊三次，最長被羈押19小時，並不斷受到當局騷擾、監控及限制行動自由」。
該聲明提及，「余文生失去人身自由已達842天，期間亦有傳出其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消息，各界十分擔憂余文生的人身安危」，並呼籲國際社會、公眾與媒體，持續密切的關注余文生案發展。
維權律師余文生消失兩年 妻南北奔波感歎「中國像沒這個人」
許艷為了營救丈夫，兩年多來奔波於北京與徐州兩地多達40多次，並吃盡了閉門羹。她向各司法部門發出過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僅獲得「決定不了」、「沒有立案」等冰冷回應。許艷向香港《蘋果日報》感歎維權之難，「中國像沒有這個人一樣」。
1967年生於北京的余文生，因為父親擔任接待外賓的工作，他在小學時期就接觸過不少境外報紙，「早已知道什麼叫民主」。2002年起，開始在北京執業，並一直擔任商務律師。余文生曾說自己是被迫走上對抗之路的。2014年，余文生代理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傘運動的當事人，當時獄方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余文生就公開抗議，但隨後被捕並遭羈押99天，期間也遭遇過酷刑對待。余文生獲釋後，即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控告北京的大興公安分局等部門違法。
余文生也加入了「中國人權律師團」，並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的案件與王全璋案。余文生於2018年1月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期間，發表了「修憲公民建議書」，但隔天就遭到當局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並被移送至距離北京約800公里以外的江蘇徐州，至今未能與家屬會見。
余文生於同年4月19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妨害公務罪」批捕。2019年5月9日，許艷的北京家裡傳來一陣敲門聲。一名陌生人說：「今天正在開庭，有沒有需要幫助的？」許艷突然意識到什麼，趕忙追問是誰開庭，但那個人沒有回答就離開了。
隨後，樓下停駐的警車、多到不尋常的國保（國內安全保衛警察），加上出門遭到近距離跟蹤，種種的跡象都指向一個可能：是余文生律師開庭？
但是，幾乎許艷周圍的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因為當局怎麼會違法到連開庭也不通知家屬？然而，許艷當下還不知道的是，遠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余文生的胞兄已經被關在賓館內了，在開庭的前半小時，他才被帶至法院門口參與旁聽。
後來許艷經歷過無數次跟法院、檢察院打交道與追問，才獲得官方認證的消息，但是至今仍無判決、當局不肯放人。余文生經過秘密審理一年而沒有結果，這在近年的維權律師群體中是非常罕見的。
許艷表示，「我和余文生律師結婚17年了，我對他的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辦事，我百分之百相信。」在訪問中，許艷都一再強調對丈夫的信任與認可。
余文生雖然早就有被拘留的前科，但是他於前年被帶走仍是讓許艷始料未及。此次的拘留不止99天，余文生不但被扣上了煽顛之罪，還被關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比起王全璋之妻李文足前往天津「千里尋夫」還多出300公里。
自稱是柔弱主婦的許艷，選擇走上了這一條維權之路：凌晨5時，冬天的北京天色還未亮、馬路上沒有人之際，許艷已經在風中雪中向高鐵站出發。她一邊哭一邊走，只為乘坐最早一班高鐵前往徐州。抵達徐州後，兩輛車在前後一直緊跟著，上面坐著的全是國保警察。
這一段800公里的距離，許艷至少走了42次；如果加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部門，算起來許艷的奔波現場就多達60次，意味著平均每20天就跑一趟。因為多去幾個部門更加「划算」，於是許艷選擇一去就停留三天。讀法律出身的許艷還寫過300份文件、信件給各級監督部門，這些文件堆起來厚厚一疊，彷如小說般，「徐州市的檢察院，一次就發十幾份，江蘇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師協會、司法局，能想到的都發了」。
只是，無論許艷如何奔波，這一座城市總是讓她深深地失望了。「沒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訊息」、「不知道」、「決定不了」……沒有任何回音，許艷吃盡了閉門羹，就連給丈夫一次次的匯款，帳戶也似乎是毫無動靜，一切只有否定答案。
許艷說，「709律師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訊息，但到網路上搜余文生，沒有任何訊息，等於是中國網站完全把他這個人屏蔽了，就相當於中國沒有這個人一樣。」
至於關於余文生維權的微信群組也是一個個被封了，想要在微信裡發布一篇貼文，「只要有余文生三個字就發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間加一個符號（以避開審查）」。
然而，後來不止名字，連屏蔽的詞都越來越多了：「不知道哪一個字被屏蔽，慢慢找這個詞找那個詞。」人權？非法開庭？釋放？好像在字海裡撈針般。修改、上傳等待，然後又失敗，發佈一篇簡單的貼文少則三、五次，最多則要修改20次。再加上近兩三年中國的網路空間愈來愈緊縮，不少異議人士連發文都有壓力，支援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伴隨而來的還有維權家屬的「標準配置」，例如：半夜出現急促的敲門聲、隨時隨地的傳喚、監控人員搬到附近的居所。至於曾有20多名大漢不時衝進門搜查家裡，甚至是三次以「煽動罪」的名義傳喚許艷，要她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檢查，這些事情在維權家屬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後來連家中的孩子也逐漸變得缺乏安全感，只要一放學回家就關上門，甚至在睡覺的床邊築起「圍欄」。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母親的許艷，早期一直在哭，出門則是腿在發抖。
但是，許艷到後來是哭著哭著就不哭了：「他要打壓，我沒有辦法，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害怕。整個過程我只有抗爭的性質，我不服。我就覺得你不該把他關押，你就應該把他釋放！」
許艷有一次被傳喚到派出所超過10小時，當時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著了，連警察也嘲弄說：「你這還能睡著呀？」許艷理直氣壯的，導致有時反倒是徐州的警察或是法院人員自知理虧，甚至是不敢正眼看她。
如今，許艷在受訪過程中談起丈夫，仍會發出一兩下啜泣聲，但是仍會一邊說著「要努力」、「堅持」、「不放棄」。許艷與國家之間，是一場最懸殊的力量對比。
北京政府開動審查機器，粗暴地刪除余文生律師的痕跡；許艷一次又一次拆解著被屏蔽的密碼、被掩蓋的真相，盼望在幾乎密不透風的封鎖網下，能擠出一點點空間。許艷走訪司法部門、接受採訪與會見國際人士，這些行動的所有目的都是為余文生維權。
許艷表示，「我這兩年半用在余文生上的維權非常多，可能幾乎佔了我的全部。其他事情都沒有想到去做，都在想維權怎麼努力、怎麼做。」在很多的群組裡，許艷仍持續地數日子，從2018年1月19日，到後來的500天、850天，接著再到秘密審理的一周年。客觀跳動的時間數字，壓在許艷身上好像是看不到盡頭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