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惡！紅衛兵「破四舊」都幹了啥？(圖)

文革中紅衛兵瘋狂的、顛覆的、愚蠢的破壞性舉動，人性之惡不斷地被激發和利用。（網絡圖片）

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暴虐狂潮，文化大革命。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

「文革」中，一群中學生們「停課鬧革命」，他們打死同學（「黑五類」）、打死老師，破壞傳統，破壞文物，挖人墳墓……如此瘋狂的、顛覆的、愚蠢的破壞性舉動，人性之惡不斷地被激發和利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無產階級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此「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

「破四舊」被稱為毛澤東發明的「文化專政」，即「文化領域的專政」，以反對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清算排斥外來文化、摧毀古代文化。換言之，「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畫家」、「文物」都是「牛鬼蛇神」。丁抒在《幾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舊」簡記》中論述：

不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畢竟有點深奧，所以八月初中共公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用一個「舊」字替代了「封、資、修」：「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那「四舊」真是通俗易懂：「封、資、修」都屬「四舊」，凡是「舊」的就是「封、資、修」，就要對它「專政」。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紀要，作為文件傳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廣為流傳。中學生裡對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幹部子弟們，從小喝黨的奶水長大，不曾受過中國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們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四周，尋找革命對象。從六月開始，學校停課，中學生們先在校園裡革老師的命。老師打膩了，便殺出校園去革「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命。毛澤東的「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更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靈感：「破四舊，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破四舊」，不過毛澤東「文化專政」的一次實踐而已。

紅衛兵是大、中青年學生為主的群眾性組織，於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現，並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發起了紅衛兵運動。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就是破「四舊」。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髮館、裁縫舖、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宋彬彬回答後，毛澤東說：「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澤東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此後，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麼「梅、蘭、竹、雲」、「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徵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

打同學打老師

據王友琴《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在教室裡召開了鬥爭班裡「家庭出身不好」同學的鬥爭會。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確，即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詞未曾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但實際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報、傳單和人們的談話中。

這個班有40多名學生，其中10人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屬於「狗崽子」；有10人來自「革命家庭」，大多為高級幹部的孩子，是「紅衛兵」成員；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屬於「不紅不黑」，當時填在表格上屬於「職員」之類。開鬥爭會的時候，10名「紅衛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紅衛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面挨鬥。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個挨鬥者的脖子，把她們栓成一串。有人動手打她們，往她們身上灑墨水，並強迫每個挨鬥者「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還必須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混蛋」一詞，來自當時貼得到處都是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初二的學生15歲。其中一位挨鬥者後來說，這個鬥爭會對她的刺激非常大：從那一天以後，生活對她來說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同一天裡，不僅僅是她的班，這所學校的其他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會。

就在同一天，該校的老師也遭到了暴力「鬥爭」。這所學校的另一副校長卞仲耘被打傷後回到家中，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有預感，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是不能不到學校去。結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打鬥了5個校級領導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和兩位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他們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被帶釘子的木棒打、被開水燙、被迫用手摳廁所的髒東西、被罰挑重擔子……。這所學校當時有1600多個學生，雖然參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數已經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卞仲耘老師帶著滿身傷痕死在學校操場邊的學生宿舍樓門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傷。

儘管卞仲耘老師被打死的消息馬上就直接報告到高層領導人那裡，但是未見他們派人或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暴力殺害。相反，隨著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

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暴力殺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後，北京又有一批老師被學生打死，還有一批老師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死者總數至今不詳。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友琴指出，製造、縱容、默認這些無辜者的死亡，是社會道義和良心的大喪失。按照北京市的統計，在1966年8、9兩個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實際數據可能遠大於此。而且這種「革命」運動漫延全國，是一個允許用群眾暴力來處死人的黑暗時期的開始。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髮館、裁縫舖、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

砸佛像塗壁畫

他們砸佛像，目的是剷除「舊文化」，園內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就這樣被摧毀了。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無不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沒頭沒腦，戰火中倖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倖免。慘過一九○○年八國聯軍的洗劫。

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臺樓閣，幾乎每一個雕樑畫棟都有精細的畫，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蟲鳥。人物畫都有典故出處，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四個人皆屬反動派，必須消滅。

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壁畫，是「破四舊」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縣建於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他們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

一千萬戶被抄家焚燒書畫

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來的說法，「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彞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鬍鬚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鬍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鬚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只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對象。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一些頭髮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

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准穿西裝、旗袍，不准坐進口小汽車，不准掛宮燈……」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裡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面：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只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裡拿著剪子、鎯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採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髮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儘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倖免。

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對象。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彞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傢俱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搗毀。」「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餘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請示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於是這裡的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由於戚本禹稱讚譚厚蘭們「造反造得很好！」掘墳風迅速傳遍全國。除了挖不著的，凡史籍中掛了個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