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陷入執政以來最大的國際公關危機(圖)
原題目：中共面臨國際公共關係危機
4月17日，北京街頭戴口罩的保安（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4月18日訊】自肺炎疫情爆發後，許多地方的中國民眾已居家隔離多日，最近各地陸續鬆動。人們出得門來，柳枝春意之間，似乎一切照舊。其實，「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對中國來說，短短几個月裡，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中共已陷入其執政以來最大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此危機呈顯性和隱性兩種，顯性的聲勢大而制裁難，隱性的無聲勢卻奏效明顯。
一、追源問責風暴初起
中共目前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乃疫情的國際傳播所誘發，武漢一市的疫情不僅快速擴散全中國，而且禍及全球，到4月中旬為止，已導致世界各國二百多萬人確診感染，十四萬人喪生，各國為抗疫而蒙受巨額經濟損失。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綜合分析多方資料後發現，各國抗擊此次疫情的種種措施恐將對人類的生活和生計，造成近百年來最大的打擊。以歐洲和美國為例，人們在一個季度內蒙受的收入損失，可能將遠遠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的那個著名的「大蕭條」時期。
對世界各國來說，這次意外的公共衛生事件衝擊完全是個飛來橫禍，不僅十幾萬人失去了生命，對企業、居民家庭及各國政府都帶來了巨大衝擊。瘟疫初起，各國慌忙應對，無暇顧他；局勢稍定，各方自然就開始思考這場災禍的由來，於是中共隱瞞疫情、誤導各國的防疫準備，以及放任疫情向境外傳播的種種做法，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責難和追責。中共的反應則是一如既往的霸凌護短，這類拙劣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各國政府、議會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不但不可能制止這場追源問責風暴，相反卻可能使得這場風暴成為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之一。這就是筆者此文開頭所說的顯性危機。
二、追源問責四種模式的可行性
邏輯上，全球的問責風暴可能有四種方式，按其輿論聲勢高低來排列：第一種是若干國家組成多國追索制裁的審判模式，即有人提出的所謂「紐倫堡式」審判；第二種是由各國政府行政當局或國會自行調查追源，並通過國內法律或法令實行制裁；第三種是通過現有國際組織依據國際法調查並追究責任；第四種是由個人或民間團體在民法層面，向本國法庭提起索賠訴訟案。
人類歷史上只舉行過兩次有效的國際大審判，即二戰之後的東京大審判和紐倫堡大審判，那是戰勝國對戰敗國戰犯的審判和制裁。戰犯們由佔領軍憲兵逮捕後關押候審，戰勝國在佔領軍的有力支持下，對戰敗國組織這樣的審判易如反掌。但是，針對此次疫情顯然不可能按照這種模式組織審判，而中國與世界各受害國之間當然不是處於戰後狀態。因此這種設想的可行性最低。這樣的主張，與其說是一個可操作的計畫或方案，不如說只是一種造勢行動。
第二種方式，即一些國家的行政當局或國會自行調查追源，並通過國內法律或法令實行制裁，這實際上已經開始。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調查這次疫情的病毒起源。可以想見，美國行政當局必須對國民作出交代，今後會發表相關的調查報告，而美國國會隨後則會有相關的行動。由於對華追責將導致外交關係緊張，因此，外國政府的追責行動無疑會讓中共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同時也轉化為部分民主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危機。4月16日英國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將協同盟國針對病毒及疫情問題質問中國，「不可能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還表示，這場危機過後，英國和中國的關係已經「回不去了」。英國如此，美國應該也不例外。
在此背景下，外國政府的追責如果進一步延伸到相關領域裡針對中國採取制裁行動，將可能引發雙邊政治、經濟關係的急劇惡化。這樣的制裁手段雖可奏效，卻需要制裁國承擔相當大的經濟代價。德國目前雖然國內有追責的呼聲，但德國政府卻不願批評中共。因此，最後各國究竟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制裁手段，制裁國不僅需要聽取民意和企業界的聲音，而且需要與盟國反覆協商，並非易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能否在不影響本國經濟的情況下協同一致地對中國這個經濟全球化的主角實行制裁，是個從未嘗試過的舉動。
三、通過國際組織主持調查裁決？
這是追源問責的第三種可能的形式。從道理上講，全球疫情的相關調查和追責，理應由世界衛生組織主持；然而，這次的現實情況是，世界衛生組織不但沒有資格和能力來主持這樣的調查和追責，它自己就是被調查追責的對象，而且已經站在被告席位旁邊了。
英國廣播公司4月16日的一篇報導指出：「世衛在1月初曾經發表聲明，引述中國官方稱，病毒不會人傳人，最後證實這個說法錯誤……。中國醫生李文亮在去年12月已經向外界警告，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發現新型肺炎病毒個案，之後一度被地方公安部門以散佈假消息警告。世衛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當局懲罰李文亮，反而多次稱讚中國抗疫工作的透明度，只在李文亮患上新型肺炎去世後，才在社交網站發帖表示‘悲痛’。中國當局隨後撤回對李文亮的警告，並把他與其他10多名殉職的醫護人員評定為烈士。另外，世衛在疫情早期也多次要求各國不要實施旅遊限制。它1月時的建議指出，在公共衛生危機時實施人流和物流管制，對管控疾病傳播沒有效用，因為這只會鼓勵公眾非法越境，繼續傳續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是因為愚蠢而盲目輕信中共，因而犯有嚴重的失職過錯，誤導全球抗疫，還是因為其負責人與中共有勾結而為中共服務，這已成為一些國家開始追責的關注點。據「4月17日報導，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圖片報》援引的國際法專家指出，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中國沒有遵守對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信息通報義務。鑒於世衛組織的有關規定具有國際法層面的約束性，因此中國隱瞞疫情的做法違反了國際法」。（北京，多維新聞網，《德媒追問能否因新冠疫情損失向中國索賠，柏林拒絕北京怒斥》，聶振宇撰寫，2020年4月17日）。所謂「世衛組織的有關規定具有國際法層面的約束性」，此語意味著，世衛組織還具有為各國防疫提供具有國際法約束性的規定並據此執法的某些功能。一個有關全球防疫的，被授予重要權威的國際組織本身成為「準被告」，這樣的國際組織怎能主持調查裁決防疫錯失問題？
另一個可能行使追責索賠功能的國際機構是海牙國際法庭，但它對違反國際法的國家未必能實行有效制裁。例如，該法庭裁定中共海軍搶佔南海的公海水域中的多處暗礁造島，以建設軍事基地屬於違反國際海洋法的行動。但中共拒絕接受這一仲裁結果，於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海牙國際法庭尚且無法有效追責索賠，由個人或民間團體向本國民事法庭提起索賠訴訟案就更難付諸司法執行，畢竟各國民事法庭的司法裁決只在本國生效。
四、中共敗在「世界工廠」
當媒體和社交工具聚焦於追責索賠之時，一個被忽視的真正的壓力其實已經形成，那就是，中共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其實不見得是索賠案件的有效審理，而是經濟全球化的變軌嚴重衝擊中共賴以維持經濟的「世界工廠」。這便是筆者此文開頭所說的隱性危機。
中共在這個層面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裡所面對的是許多跨國公司，這些公司不見得加入索賠追責的活動之中，但他們卻悄悄地採取令中共有切膚之痛的行動，因此也屬於「追責」主體；但他們的行動不是與中共公開對陣，而是不聲不響地遠離中共。首先是「世界工廠」的訂單消失，然後是這些公司默默地在別的國家另行組織自己的供應鏈，於是，經濟全球化這趟「列車」突然就「變軌」了；跨國公司們不但是這趟追逐經濟繁榮的「列車」的「火車頭」，而且也是「列車」的「調車員」，它們把中共所屬的那些車廂「摘了鉤」，讓這些脫離了「列車」的「車廂」留在過去的「軌道」上停止不動，而其他車廂則由「車頭」牽引著呼嘯而去。
中共過去二十年來，經濟繁榮所仰仗的主要是房地產泡沫和「世界工廠」的出口業績，而前者的短期膨脹又相當程度上與後者營造出的經濟效果有關。如今，「世界工廠」正面臨缺乏訂單而無法正常開工的困境，雖然看起來主因是各國因防疫而消費萎縮，但這個短期現象很可能掩蓋了今後的訂單將逐步轉移的危險前景。對中共來說，這樣的前景不但讓它經濟復甦的希望可能落空，而且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失業壓力。
事實上，中共越是在目前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各國追源問責面前千方百計地躲閃逃避、硬抗抵賴，這些舉措讓跨國公司感受到的壓力就越大，他們對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國公司的憂慮越重，「世界工廠」變成「世界空廠」的可能性就越大。至於跨國公司在這場中共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當中所憂之深，其慮之遠，我將在下一篇文章裡專門討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