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在100年前僅用74天就消滅了特大疫情。(圖片來源:wikipedia)
1918年,中國曾經爆發過一次嚴重的肺鼠疫,疫情波及內蒙、山西、河北、山東、安徽、南京,死亡14600餘人。
山西的疫情源自內蒙古,是由運輸皮毛的馬車、駱駝隊,以及晉西北走「口外」商人、種田返鄉者將病菌帶回,從而波及山西北、中部,右玉、左雲、大同、天鎮、陽高、渾源、廣靈、應縣、山陰、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神池、五寨、寧武、岢嵐、代縣、五臺、祁縣等20餘縣發生疫情。
山西疫情自1月5日始於右玉,至3月19日全部肅清,蔓延達74天,2664人病亡。此次鼠疫傳染性極強,據記載,從口外歸來的感染者,出現頭痛、發熱、咳嗽等症狀後,輕者三、五日,重者不過二十四小時,即吐血而死。右玉縣南關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口外來客住宿,全家18人相繼病死。大同沙嶺村,為了去除瘟神而搭臺唱戲,不料戲班中有人已被傳染,導致戲班二十餘人疫亡。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還非常落後的年代,國力、省力羸弱,遇到這樣的事,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一個基本沒有現代通訊手段、醫療落後的社會,對於大面積的疫情,很難有高效的辦法。
2003年「非典」爆發後,學者謝泳在《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一文中披露,當年,督軍兼省長閻錫山和他領導的山西地方政府發揮了積極作用,官方與民間良性互動,以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傳統社會裏,山西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實屬不易。
閻錫山主要採取了以下幾條措施:
第一、絕對公開事實。當年的1月5號,閻錫山接到疫情報告,立刻通電晉北各縣,實行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先後撰白話電示數條,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
第二、當機立斷。根據1910年東北鼠疫的教訓和經驗,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疫情進入山西幾天之後,山西省防疫總局成立,由山西全省警務處處長南桂馨兼任,防疫總局在各縣設分局,疫區還設有隔離所、消毒隊、掩埋隊等機構,山西的防疫工作全面展開。
第三、開放的胸懷。當時內務部派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先生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領中外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範。」閻錫山還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協助防疫,英國醫士葉卓志、美國醫士萬德生、意國醫士白繼黃、基督教士魏禮模、司徒禮克等外籍人士分赴各地協助防疫或襄助醫務事宜。
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閻錫山不但動用了手下的官員、軍警,還聯合紳商,由紳商協助警佐認真防範,例如五寨就由紳商來負責消毒事宜。
第五、阻斷交通。為了控制疫情傳播,閻錫山實行了嚴格的交通管制和隔離措施,在全省沿外長城、內長城、忻崞交界和石嶺關設置了四道防疫線,只留有殺虎口、雁門關等22處通道,均由軍隊把守實施檢疫,省城太原附近各縣還加派軍隊分段檢查,最終確保了省城太原和晉南、晉東南等地沒有發生疫情。鐵路方面,不僅停開前往疫區的火車,而且太原等地前往非疫區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檢查,無病方可購票上車,稍有疑似便要隔離七日。這一舉措說明山西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省份,儘可能地避免了將病毒傳染到外省非疫區。
此外,閻錫山賞罰分明,嚴厲追責,以督促各級官員全力防疫。代縣知事(知事相當於縣長)曾寳豫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職,右玉知事因未按規定設立隔離區而被記大過。同時,閻錫山對認真防疫的偏關知事嘉獎,對如期扑滅疫情的五臺、代縣、定襄知事記大功一次。
山西的許多防疫措施也較為人性化,比如,考慮到當時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沒有對疫亡遺體強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處理;再比如,對於流浪貧民和乞丐都集中管理並給予食宿,以防止人員流動帶來的傳染風險。
因為有開放的胸懷、得力的措施,山西動員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當時國內外對此的評價是:「中外人士,乃致嘆於籌策之神。」
值得一提的是,閻錫山於1917年開始在山西推行「村治」為此次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閻錫山的「村治」,是一場具有廣泛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村政改革與鄉村自治運動,對山西及至全國都影響深遠,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以「山西村治」為藍本,將鄉村自治運動推向全國。1918年疫情發生後,雖然編村制度尚未成熟,但仍然發揮了強有力的行政效力,承擔起部分防疫工作,村長、村副們憑藉他們在當地的聲望使得宣傳、消毒等各項防疫工作都能夠順利推行。
我們也看到,閻錫山處理疫情的一些舉措,在當時並非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尤其是交通管制和隔離措施,給民眾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甚至招致不少怨言。
1918年,一位名叫趙咸書的學生,在寫給張傳基的信中,一方面真實展現了「每日疫死不下百數人」、晉北籍學生開學推後一個月的嚴峻現實,同時也因為交通管制和強制隔離造成「隔留數日,始行到家」的不便而大發牢騷,甚至發出了「強權之下,確無公理」的感慨和「共和後國利民福效果如是?」的疑問。
關於趙咸書與張傳基,未能查到他們的個人資料。從趙咸書使用山西全省警務處公用信紙和信封來看,他可能並非出身於普通家庭,也正因為特殊的身份,他在公用牘右側特意加註了「閱後火化」四字。所幸,張傳基並未閱讀後即焚,為我們留下了這份反應當年疫情的第一手資料。
信件內容現照錄如下:
傳基仁弟閣下偉鑒:
前奉手書,欣聆一是,以慰懸揣。感荷實深並諗閣下旋裡,路同非人,隔留數日,始行到家,強權之下,確無公理。現在北邊各縣疫症仍未消滅靜盡,大同、神池蔓延更甚,每日疫死不下百數人,路途便利一時難望,各校定二十五日開學,省北各生展限一月,屆時恐難便行。弟擬請假返舍,迭次不准,殊難如願。聞咱處風平浪靜是幸。近日政府搖動南北戰爭,兵變驚聞,土匪迭起,種種消息,不堪詳陳,共和後國利民福效果如是?
肅此奉履,令尊大人前賀年此問近安,萱宗右蓭代致意。
趙咸書
正月十四
閻錫山的部分防疫舉措,雖然引發了一些牴觸和仇視情緒,但相比1910年造成數萬人死亡的東北鼠疫,山西的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在當時的社會管控能力和醫療衛生條件下,保證了疫情沒有在山西更大範圍蔓延,在74天內消滅疫情實屬難能可貴。很難相像,如果閻錫山當年封鎖消息、刻意瞞報,抓捕「造謠傳謠」者,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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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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