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1日，戴著口罩的通勤者在武漢市的漢口火車站行走。（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月27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與SARS時期一樣，今年，中國官員起初對致命病毒的嚴重性還是輕描淡寫。說疫情「可以預防並得到控制」，到封了十幾個城市，中國只用了一週的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毫無疑問，這引起了人們懷疑當前情況比官員們說的更為嚴重的擔憂。
據 Quartz 報導，2003年SARS在中國爆發時，只有6％的人可以使用網際網路。17年後，這個數字增加到十倍：根據最新的數據，現在有超過61％的中國人能上網。
如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微信改變。微信於2011年啟動，這款無所不包的應用程序對中國人來說就是網際網路本身。在這裡，人們可以閱讀、聊天、購物、社交和支付從出租車到雜貨的各種費用。這也是中國對人民進行監視的平臺。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20年，中國冠狀病毒的爆發蔓延之際：微信上的信息的迅速傳播，同時，國家監控力度也在不斷加大。
當被問及這兩次疫情爆發期間中國當局是如何處理信息流時，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新聞學教授羅斯．盧丘（Rose Luqiu）說：「我能看到相同的模式。」
嚴控社交媒體
當年SARS危機，儘管在2002年11月就發現了第一例病例，但被公眾得知是數月之後，當被迫公開時，中國也只承認有少數病例。直到蔣彥永向外界公布實情，官員才公開承認SARS疫情的嚴重程度。當時，還沒有微博、微信這些社交平臺，人們可以繞過政府對社交媒體的控制而主要通過簡訊共享新聞。
現在，如今中國網際網路用戶每分鐘共享的信息量之巨，意味著中國不可能對網上發布的內容保持完全控制。
邁阿密大學戰略傳播副教授李紅梅說：「微信群的動態影響了對這一流行病的討論。」…「微信群的特徵是官方和非官方信息，國內外新聞以及個人觀察和經驗的混合。這表明中國政府很難控制新聞。」
在網上，從許多醫院不斷有大量照片、視頻和見證人的記錄在向外散佈。儘管一些帖子很快就被審查員清除了，但其他一些熱門標籤，如「武漢封城」還被保留。
墨爾本大學媒體講師威爾弗雷德．王（Wilfred Wang）說：「有了這兩個社交媒體平臺，現在的憂慮不是要獲取足夠的信息，而是如何區分哪條信息是真實的。」
本月初，新冠狀病毒爆發的時間表在微信上廣泛傳播，但隨後開始受到審查。Quartz記者於1月22日嘗試通過美國用戶與英國用戶之間的私人聊天發送圖像，但未能通過，也沒有通知發送者圖片尚未發送，這通常是在人們嘗試在微信上發送「敏感」內容時發生的。
微博於1月23日封了《人民日報》頭版的照片，該照片只有關於習近平的報導而沒有提及發現病毒。圖片很快被禁，即使圖片上沒有任何其他評論文字。
在國家最需要它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時，這些審查制度削弱了公眾對當局的信任。正如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在濫用信任的同時，不可能建立信任。」
增壓監控
儘管中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他們意識到國家的監視能力也是空前的。
新聞學教授陸秋說：「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當局已經發展出非常複雜的控制信息的能力。」她指出，中國網路安全規則於2017年生效，該法律收緊了中國的審查制度，將任何共產黨認為損害國家榮譽的帖子都定為犯罪。」如「擾亂經濟或社會秩序罪」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
當局控制網上討論的努力始於第一例肺炎病例被公布之時，當時武漢警方於1月1日表示，他們已因「傳播有關肺炎的謠言」而逮捕了8名當地人。武漢市政府在公告中敦促人們「不要製造謠言，不要相信謠言或散佈謠言。」
中國律師張新年在一篇文章中對這一舉動提出了批評，該文章在被刪除前被查看了五百萬次以上。他寫道：「政府現在認為，發表不能驗證的信息的公民等同於故意散佈謠言的公民，這種看法非常令人寒心。」他指出，這一事件突顯了中國政治制度固有的弱點。
這些年來，中國當局變得更精於運用媒體。2003年，流行病學家鐘南山在媒體披露了SARS的爆發規模，但這是爆發後幾個月才進行的首次採訪。這次，在武漢市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了一系列肺炎病例後的三週，鐘南山才與中央電視臺央視進行了交談。陸秋說，允許鐘南山這樣的核心人物接受採訪是政府「提高認識和減少恐慌」的戰略途徑。
互聯互通的時代無疑使中國人能夠在不透明的體制中看到一絲光亮，這可能使國家更難施加在SARS時期普遍使用的信息封鎖。至於中國當局是否會接受制度透明的要求，還是最終將這點光亮也消滅掉，那是另一個問題。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