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香港人的文化基因(圖)
12月1日，香港紅磡地鐵站出口(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2月23日訊】什麼是西方文明？邱吉爾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什麼詞比‘文明’一詞的使用更不嚴謹了。它究竟指什麼？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訂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護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當文明統治國家，芸芸眾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們珍惜過去的傳統，前賢的遺贈正是人人安居樂業的財富。」
英國作家Daniel Hannan在《How We Invented Freedom&Why It Matters》一書中將邱吉爾這段話概括為文明包含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是法治原則。現代政府無權制訂規則，規則存在於更高的維度，並且由獨立的仲裁機構進行解釋。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國家的工具，而是保證任何個體尋求救濟的運行機制。二是個人自由。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商貿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三是代議制政府。不經立法者同意，不能頒布法律，也不得徵收稅賦；而這些立法者應當是由民眾選出並且向民眾負責的人。
儘管西方文明泛指所有的西方國家，但Hannan認為，真正實踐並能夠堅持這三大原則的，只有英語民族，並已經成為文化基因。他以南北美洲幾乎同時被殖民作對照。北美由英國人拓殖，南美由伊比利亞人殖民，儘管自然資源北美比南美貧乏，北美卻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區，吸引數以億計懷揣自由夢想的人。與此相反，南美仍舊保持近乎原始的黑暗狀態，從來沒有來自原始暴力之外的合法統治，無論權力採取的是動員群眾還是控制武力的方式。
英語民族除英、美、加之外，也包括澳、紐，以及受英語民族殖民及廣泛影響的地區。香港1841年從一個「細小、荒蕪、不衛生、無價值」的漁村開埠以來，在英語民族的價值管治下發展成一個大都會。這漫長過程使西方文明的基因也深植在這裡生活的市民血液中。
另一方面，在香港原住民及大陸移民身上存留的，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習俗、禮節，特別是宗法教育即家庭教育，包括過中國節日和掃墓祭祖。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傳統在香港人身上結合與傳承，使香港人的行為、舉止、談吐甚至相貌，都有獨特之處。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中西文化的結合與傳承，在特殊歷史時空下，使香港發展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區。
在中國，沒有西方文明，中共建政以來的「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的意識形態宣教，特別是文革的斗父母斗師長斗夫妻的暴戾，把中國宗法社會的傳統也破壞殆盡。
因此，香港人與中國人，血緣相同，但文化基因已經迥異。中國在黨化教育下，長期形成了國家主義文化基因。在年輕人身上，這種區別更明顯。哪怕到了外國，大家都是留學生，香港留學生講人民權利的五大訴求，中國留學生講國家權力的反對港獨；香港人認為重要的是人民，中國人認為重要的是「一黨專政」的國土，香港人不接受中國可以離去，這裡「留島不留人」。
無論是西方文明的「主權在民」觀念或中國傳統文化的「民為本」觀念，中國現在都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國家觀念、國族觀念。
這是香港與中國的深層次矛盾。兩地人存在相互桿格的文化基因，使矛盾與抗爭注定是長期的、艱苦的，但也是無法妥協的。香港人或不敵強權，但不會屈服。
（文章由作者授權轉載自facebook李怡臉書專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