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該做出正確的選擇了(圖)
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舉辦的慶祝柏林牆倒塌30週年的《自由凱旋》國際會議上的講演
香港的命運，也許取決於這個國家的選擇（Jared C. Tilton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1月15日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發生，開始於七十年代末發生的民主牆運動。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出現後不久，在莫斯科、華沙、臺北等許多地方很快都出現了民主牆運動。這就是八十年代幾乎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開始。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導致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的開始。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對暴政和經濟匱乏的不滿情緒，在持不同政見領袖引導下，包括今天將獲得杜魯門－里根自由勛章的約阿希姆‧高克先生，衝擊了一黨專政的體系，造成了蘇聯、東歐和臺灣的專制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
為什麼在中國沒有成功？這是多年來人們在思考的一個謎題。我們首先來看看各方麵條件的不同。每一次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人們的希望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作顯然比蘇聯東歐更成功，而且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減緩了人們不滿的程度。所以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只想改革一些具體的問題，沒有想推翻共產黨的暴政。
而東歐和蘇聯的人民和領袖們更清楚地意識到，不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其它問題不可能解決。目標的不同導致結果的不同，中共成功鎮壓的條件，正是人民和領袖的目標不明確。已經在造反了，卻不知道為什麼造反。結果只能是被成功地鎮壓下去。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領導層的意識和決心。1989年的東歐和蘇聯的領導層已經不是第一代革命者，不是迷信共產主義的那一批人。他們更關心的是現實的社會和人民的願望。或者說，迷信一黨專政和鎮壓的，在領導層內已經是少數，軍隊的文化素質也比較高，很難驅使他們槍殺自己的人民。
而1989年的中國恰恰是第一代革命者佔多數，仍然迷信共產主義和一黨專政的人，在領導層內佔優勢，也就是所謂的老人專政。他們比較容易做出武力鎮壓的決策。而軍隊的中上層不清楚運動的目標是什麼，不可能貿然抗命。軍隊的下層許多人素質偏低，來源於極端貧困的農村，不懂得運動和他們自己有什麼關係，而殺人卻可以立功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因素合併起來，就是造成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原因。
第三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國家陣營外交努力的方向。當時在整個共產主義陣營裡，都醞釀著反抗和要民主的運動。支持誰或不支持誰，是西方大國領袖們選擇的範圍。里根總統和老布希總統，顯然選擇了東歐和蘇聯，認為那才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主要敵人，冷戰的主力；卻放棄了實行韜光養晦戰略，和西方比較友好的中國共產黨。這造成了今天西方民主陣營自己的困境。
雖然中國是共產主義陣營中最先發起反抗的；雖然有許多如上述的不利因素；但是鄧小平在出兵屠殺前最大的顧慮，就是西方民主陣營的態度。軍隊集結在北京附近很長時間沒有動手，他在猶豫美國是什麼態度。老布希總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講話，和臨時替換支持民主派的駐華大使，給鄧小平發出了很明顯的信號，等於支持了屠殺。
當時在中國領導層內部，反對鎮壓和支持鎮壓的力量勢均力敵。美國的不干涉態度，恰恰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第一個因素和第二個因素，都是常數。真正的變數，改變了歷史的變數，就是老布希總統和美國政府的決策。其中的原因，我們現在也並不清楚。
說選擇了蘇聯而不是中國，這是一種事後的辯解。天安門民主運動如果成功，會不利於蘇聯和東歐人民的反抗嗎？這不合邏輯。正好相反，如果天安門民主運動成功了，蘇聯和東歐的革命會更加順利，更少危險。
今天在香港，人民再一次冒著生命的危險爭取民主和自由。香港人民的決心和共產黨的頑固是兩個不變的定數。能夠改變結果的那個最重要的變數，正是美國和西方大國的態度。難道我們將再一次看到西方政治家的選擇，造成血流成河的結果嗎？這一次血流成河的結果，可能不會是西方選擇的成功，而是共產主義暴政在全球範圍的擴張。
我反對這種莫名其妙和愚蠢的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