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華僑的遭遇：變相勞改(圖)

六十年代，廣東某華僑農場。（網絡圖片）

一九七九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頭一年，珠江電影製片廠推出了「海外赤子」這部電影，主題曲「我愛你，中國」隨之也唱紅大江南北，海內外迄今還有不少人為之動容。先不論它在對外重新統戰和安撫國內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各種迫害的歸僑起到多大的作用，它畢竟首次承認了兩點：一是華僑在國外並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二是那些被共產黨欺騙統戰回來的華僑，懷著報效祖國的理想和千年落葉歸根的傳統思想回到大陸，卻因有所謂的「海外關係」等諸多莫須有罪名，遭到共產黨的無情迫害。

據中共《僑聯網》的統計，從一九四九年伊始至一九五五年，共有十八萬各種成分的華僑回到大陸，這些人有回來求學的青年，也有一部分是被統戰成功的商人。還有為數不少的鮮為人知的特殊華僑：他們不是自願或不明真相被騙回來的正式華僑，他們是由中共一手支持建立的馬共、泰共、印共等十幾國的黨員，因聽命中共在東南亞策反暴動，被所在國驅逐出境，這段歷史中共是從來不提並盡力掩蓋的。

筆者生於華僑家庭，長期工作和生活在歸僑的圈子裡，經常接觸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員及其後代，現將所知的情況寫出來，希望人們瞭解中共的本質、早期的紅色輸出及對華僑的欺騙迫害。

一九六零年開始至一九七八年越戰前夕，東南亞國家吸取共產黨策反的動亂教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十多個國家大排華，尤其印尼總統蘇加諾頻布四號法令，關閉所有的華人學校等一切有關組織，規定留下的華人必須入當地籍，很多瞭解中共本質的華僑投奔臺灣、菲律賓或香港，而不明真相受中共宣傳矇蔽的則回到大陸。

中共的宣傳和欺騙——祖母和父親被騙到大陸

先以我家為例，看看歸國華僑的遭遇。

我祖父母於民國三十年代初，南下印尼國加里曼丹島的打拉根謀生，父親出生於當地。祖父從事廣東傳統飲食業（燒臘），祖母則在家從事裁縫，回國時還將這臺荷蘭產的台式手動縫紉機帶回國。經歷過荷蘭時代、日據時代和印尼獨立，祖父於五十年代末棄世。祖母經常提起在荷蘭時代的一件事，因她的山芭養了很多雞，故有很多蛋出售，但荷蘭人較講究，提出只有給母雞餵玉米的蛋，這樣的蛋黃才夠黃，他們才會訂購。由於祖母能幹，姑媽和父親都上過學。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我父親梳美式飛行員的款式「飛機頭」，衣著光鮮，腳下的皮鞋鋥亮。我記得他的中學畢業照，男的一律著短襯衫束中褲，女的短襯衫束裙子，畢業生每人手握畢業證在胸前。祖母說，那時白天做事，晚上外出看戲或約人打牌九，看了戲若還意猶未盡，還可接著看第二場。

這種平靜的生活只維持到一九六零年，當時正是中國三年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時，中共卻對外大力宣傳國內人民生活如何好，並利用電影等文藝形式廣為欺騙。電影「祖國的花朵」上演及其動人的主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迷住了許多華僑，特別是反映潮汕青年技工學校畢業後過上美好生活的電影《乘風破浪》來此上映，許多華僑更是心潮澎湃，歸國報效祖國的心情無法形容，因為這裡的華僑多數是廣東籍的。

當時我祖母有個從事遠航職業的胞兄，因其有機會走遍世界，瞭解中國大陸正在鬧飢荒，這時他的船正好過來停泊補給，他來見我祖母時，再三告誡她不要回國，因大陸沒得吃。這時客籍中華工會的陳建（音），聞訊後立即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好，經不住他的遊說，我祖母和父親於一九六一年三月，登上了中共從香港租來的「美上美」號船，途中在工作人員的帶動下高唱《社會主義好》和《歌唱祖國》，經過七天七夜的海上顛簸，來到了既陌生又嚮往的所謂人間天堂——中國大陸。

祖母他們在廣州黃埔港下船，出來時見一群衣衫襤褸的人在兩邊迎接，心生疑惑，出馬路見一群婦女擔著尿桶走而手裡抓著甘蔗吃，覺得不可思議，又見街邊人吃飯只有不見油星的莙薘菜（廣東人叫豬毑菜），我祖母這時就流淚了。當時廣州設有三個接待站，我祖母他們被送到接僑二站（現改稱粵僑酒店），一星期後送到陸豐華僑農場四區，開始了苦難的後半生。

而我外婆在回國前到移民局簽證時，警官好意的提醒她：不好回國，那裡黃豆都沒得吃。但這時外婆已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聽不進勸告了，帶著十二個孩子也回大陸了。另一友人余蓉等一批柬埔寨華僑，聽信了中華工會的人鼓動：回國可照開咖啡廳，想做什麼生意就做什麼生意。於一九六一年收拾家當，自費從柬埔寨飛回國，到廣州後申請留下開店，不獲准許，被發配到陸豐華僑農場勞動，那些帶回的準備開咖啡廳用的黃油，只好用來擦蕃薯了。

變相勞改的華僑農場

成批的華僑回國後，多數在省僑委的安置下被送到各省的華僑農場墾荒作業。大陸公布現有八十四個華僑農場，分布在廣東，福建，廣西，江西，吉林等五省，人口約二十五萬人。這些人到華僑農場後命運如何呢？

廣東陸豐華僑農場成立於一九五二年，當時的場部設在一區，隸屬省僑委，性質是國營農場，當年被遣返的二十七個馬共來到這裡開場，場人稱「二十七把鋤頭」。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祖母下到農場後，被安置在四區，雖然年已五十五歲，也作為建築隊隊員，到離住處約三公里的石鼓山，破土斷木，墾荒築建。祖母擔石挑水，月工資十二元。我父親開始到附近的南塘小鎮變賣家當。我家有輛二十八寸德國產的自行車，我父親將車燈拆卸後帶去南塘換糧食，後來就賣首飾，一錢金器只有人民幣二十幾塊，最後家裡僅存一塊瑞士產的「梅花」錶。一些人沒有東西可賣，就趁夜色降臨時到地裡偷蕃薯，農場種有多種經濟植物，因季節不同可偷青爪或花生等，這在農場是見怪不怪。

記得有一天早上，媽喊了我半天，見我不能起床，急忙送我到醫院，醫生檢查時問我吃了什麼，我說吃了家裡的半瓶鈣片，因為找不到東西吃。爸媽白天上工，晚上經常加班但沒有加班費。他們上工前要聽指導員讀報，放工後回家還要聽汕頭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和革命歌曲。這種喇叭安在每排住家的第一間，早中晚播放，不管你願不願聽都得聽。

父親雖然開機床，但也只有二十幾元的工資，以至他想鑲牙都沒錢。後來一位從附近東港鎮來的牙醫上門兜生意，檢查祖母和父親的口腔後，提出用我祖母嘴裡的二只金牙抵我父親鑲牙用的工料費，我祖母的金牙是在印尼鑲的，成色好，但為了父親能夠裝上牙，只好同意了。但因牙醫偷工減料，我父親的幾只牙鑲好後沒多久就發黑，他一氣之下扔了出去，從此再也不提鑲牙的事了。平時放學後我常到附近撿廢鐵換零錢，幫祖母找草燒飯，星期天還常和父親去捕魚。一次父親騎自行車載著我去給弟弟抓幾味中藥，抓好藥後已是中午，我告訴父親很餓，父親僅買二只香蕉給我，來回幾十公里，他自己空著肚子騎車回來。

當時在華僑農場上小學時，每星期都有所謂的勞動課，一年級要到水稻田裡捉害蟲，記得有個同學因此引發皮炎還住了院。二年級種甘蔗、茶葉，記得在三年級時，班主任要我們把作肥料的花生渣餅用手放在從廁所打上來的糞便裡，然後再用手撈起來放在已挖好的茶樹間的小洞裡，這小洞也要我們只有十歲小學生挖。茶季時，上學前規定每人要摘五斤茶葉才可進課堂。祖母見我常扛著鋤頭上學，嘆氣說：人還沒鋤頭高，做什麼工？

不敢明言 外婆提畚箕照像警告女兒

我有一個朋友溫彩虹，外婆從印尼回來也住在陸豐華僑農場四區，接到另一個女兒口口聲聲要回國的信，心想可不能回來受罪，但又不能明說回來是如何的苦，想了一個妙招：她本人站在田基上，肩上扛著平時上工用的鋤頭，手裡提著畚箕，請人照下這張像，與信一起寄出，女兒收到信後就明白是什麼意思了，立即打斷了回國的念頭。

文革末期，父親收到在香港的我舅公二女兒的信，約他到廣州市華僑大廈見面（外出須到保衛科登記），從廣州回來後說，只准在大廳會面。父親這次帶回很多東西：黑人牙膏、中間帶一粒紅棗的年糕、水果糖、包裝精緻的麥片及衣服，令親友及小同學羨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