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西方的Man與Men之爭(圖)


美國國會山(圖片來源:MANDEL NGAN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7月10日訊】美國是世界唯一超強,又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國哪個黨執政,被哪種政策主導,不僅事關內政外交,也影響整個世界。雖然距明年11月大選投票還有一年半,但美國兩黨都已投入選戰,要爭奪世界最有權力的白宮,更是爭理念、爭政策主導權。這次美國大選,將比以往的選舉更強烈體現西方的左右派之爭。

所謂左右派,從宏觀歷史角度,實質可視為Man與Men之爭。兩詞只有中間一字母(a與e)之別,代表的卻是人類的兩種想法、兩條道路,最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條帶來的是憲政民主制度和繁榮經濟,另一條帶來的是獨裁暴政和赤貧落後。

Man和Men的價值不同,可從近代兩場重要革命及結果看出:1776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結束了英國殖民統治,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法國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史家之所以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稱為「姐妹革命」,因兩場革命前後距離僅13年,且都發表人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民主等,似乎理念一致。

法國革命是斷頭臺 美國革命是憲政

但兩場革命的結果卻截然不同:美國革命,建立的是憲政民主;至今240多年,政局穩定,強大繁榮。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卻是斷頭臺的恐怖統治,大革命高潮的1793年就有17,000人被送上斷頭臺,最後是拿破崙稱帝,動盪了百年。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結果?秘密就在Man與Men的不同:單數的man是指重視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也就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複數的men是強調群體、多數,即以人民的名義推行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美國選擇的是man的價值;法國走的是men的道路。

美國的man價值,可從其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看出。獨立宣言強調人有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指個人(man)的權利,不是集體(men)和政府,更不是國家的權力。美國憲法把《獨立宣言》這三大個人權利法律化,其主要精神是兩句話: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

美國整體制度設計是:防範多數暴政和以多數名義侵害剝奪個體自由,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通篇都沒有提到「民主」,更沒有「建立強大美國」等字樣。這絕非疏忽,而是刻意防範以「民主」之名剝奪個人權利,更是避免國家主義。也就是早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前十多年,美國先賢們就智慧地認知到,必須避免法國大革命那種以人民(men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暴民政治和斷頭臺!

今天,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超強,不是因其幅員遼闊(美國面積不是世界第一),也不是資源豐富,更不是人口眾多(美國人口不到中國、印度的四分之一),而是因為美國堅持實行其《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基本原則,以Man為主體,視個人權利至上。兩百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這一個世紀,推崇集體主義價值的左傾勢力,不斷試圖把美國拖向偏離獨立宣言和憲法精神的軌道,但以中產階級為中流砥柱的美國人民,頑強地維護著美國立國之本的傳統價值。所以迄今為止,美國仍是全球最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

與美國相反,法國大革命雖也發表《人權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等,但其指導原則是一切以「人民意志」為準,也就是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臺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們視為精神導師的盧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盧梭提出:「民主社會應該擁有一個公意,相當於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說在美國是個人權利至上,在法國則是「公意至上」。在這個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面前,個人、個人權利都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踩在腳下。法國革命者在強調公意的同時,把「統一」(國土統一;想法統一)也提到至高無上地位。當時羅伯斯庇爾們甚至把「國家統一」絕對到這種程度:「我寧願讓2,500萬法國人死去10萬次,也不讓一個人毀滅‘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一次。」

多可怕的思維!問題是,什麼是公意?誰決定公意?誰代表公意?法國大革命展示的是,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決定什麼是公意。然後就可用「公意」之名,任意把人送上斷頭臺,包括大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斯庇爾本人也沒逃過這個命運。

美國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所謂憲政,就是重視法治、保護個體權利為核心,非常強調程序正義(注重程序和規則),尤其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給政治反對派空間,並把反對派的存在視為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把任何反對派聲音都作為「反動派」而扼殺,甚至送上斷頭臺。

共產革命和納粹都是左派思路

法國大革命的升級版,就是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他們把法國大革命的以人民名義(公意)進行恐怖統治發揮到極致,用古拉格、勞改營等窒息和埋葬了所有政治反對派,以人民名義(公意)剝奪了個人財產(土地國有化),用計畫經濟和計畫政治,把所有人都圈進《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鐵幕。

區分左右派的重要標準,是怎樣對待個人權利。用這個價值來衡量,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不是所謂極右派,其本質是極左派。Nazi(納粹)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字母縮寫,它強調的是國家主義(典型的集體主義)、政府壟斷、照顧工人和弱者、公眾利益至上等;這與羅伯斯庇爾的法國大革命思路、列寧的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蘇維埃等,都在一個思維軌道。

納粹軸心國之一的義大利,在同樣推崇社會主義的墨索里尼領導下,也是實行非常左傾的政府包攬政策和國家主義。墨索里尼尤其迷戀社會主義;這個喜歡點文學的獨裁者對社會主義有過不少歌頌的論述,其思路和口氣,如果不看署名,會誤以為是當今西方左派政府領袖的講話。

美國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60年代在波士頓的一場演講中,列出這樣的字句:「我們要求政府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為公民提供就業和謀生的充足機會。……個人的活動不得與集體的利益相衝突。」 「我們要求分享企業的利潤。我們要求給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顧。給有天分的窮人孩子更多教育經費。」

安蘭德問在場的美國聽眾,這是誰說的話?很多人回答,應該是(當時執政)民主黨總統肯尼迪。結果這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通過的政治綱領。

在場的美國聽眾之所以誤判,因為肯尼迪等左派民主黨就是同樣的思路:公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這個問句就是國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個體權利。希特勒的助手、納粹宣傳的理論設計師戈培爾曾說,納粹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2009年美國出版一本獨特的書《自由派法西斯主義:美國左派的秘密歷史,從墨索里尼到政治的變化》(Liberal Fas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From Mussolini to the Politics of Change),該書把美國左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納粹連到一起,提出美國的自由派,實質上是一種法西斯主義,因為兩者都崇拜國家主義,都嚮往社會主義,都要通過政府力量來主導人類生活。

文明是個人從集體解放出來的過程

寫出《巨人聳聳肩》和《源泉》等哲學小說、推崇和傳播個人權利理念的安蘭德一生痛斥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納粹,指出他們極權主義的核心理論是集體主義。同時安蘭德也一生與西方左派戰鬥,指出他們熱衷推行的是「善意的集權主義」、次級集權主義(quasi-totalitarian)。即以好的出發點,但最後都是剝奪個人權利。今天西方左派在對待私有財產、個人權利上,仍是「公意」決定一切的盧梭傾向;也就是用「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等為理由,剝奪個體權利,通過高稅收搶奪私人財產,然後財富二次分配。

指出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哈耶克在其專著《自由秩序原理》中,把高稅收(包括累進稅制)描述為「一種溫和的搶劫方式」。因為高稅收是強制的,不繳稅可能坐牢。

對於高稅收,安蘭德在「建造紀念碑的人們」(The Monument Builders)一文中精闢地指出,「任何人聲稱‘有權’對其他人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他都是在聲稱自己‘有權’把人類當作奴隸來對待。」

這位當年從紅色蘇聯逃到美國的傑出思想家說,「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否認個人的財產權。」那些用各種公眾利益的名義要剝奪你財產的人,就是要剝奪你的人權。因為「不存在對於人權和財產權的兩分法。沒有財產權就不可能有人權。」

今天西方左派,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等,就是用平等的名義(法國大革命最熱衷的口號是平等),剝奪勤勞致富者的財產和個人權利。按安蘭德的理論和邏輯,喪失私人財產權,就是沒有了人權。

與左派相對立的右派,其哲學的根本點是美國憲法確定的「個人權利至上」。基本理念是信奉資本主義,強調「自由」和「競爭」,推行減稅(讓人民擁有、支配自己的財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護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規模越小越好)、低福利(盡量控制福利,以避免養懶漢)、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敗,而不是平分財富)等政策。

從根本上來看,西方的左右派之爭,就是man和men的理念之爭。這種較量和搏鬥不僅有長久的歷史,而且目前完全看不到結束的曙光。也許這是人類的宿命,也可稱為文明建立的過程。

安蘭德在她的《源泉》一書中把文明定義為:個人(man)從集體(men)解放出來的過程(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原載臺灣《看》雜誌2019年7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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