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改變很多人(圖)
原標題:六四30週年感言


中央美院學生在製作民主女神塑像(六四檔案圖/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19年5月31日訊】30年後的今天,一個關於六四的重要史實值得我再次對其聚焦、將其剖析。這一事實是:把六四事件定性為「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中國政府,一直怕六四、躲六四;除了在極個別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決不去觸碰六四,提及六四。我在《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會的基石——六四5週年感言》中曾寫道:我揣摩當局的心態,是巴不得每年的日曆從出廠時就沒有6月4日這一頁。30年來的史實表明,他們的心態還真就是這樣的。

極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個:因為「事已做絕」(李銳語),且做得很無恥,故而心虧得慌,「何以對天下」(李銳語)。

當年的中國政府,對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請願和抗議很不爽,很惱火,一心想把他們收拾掉——這是誰都知道、也是不難理解的。出於對「歷史沒有如果,但反思歷史不能沒有如果」的理性認知,我想說,如果當年是動用棍棒、高壓水槍和橡皮子彈去實現「清場」的,則他們的虧心程度勢將大為減輕。而如果當年是直言警告「你們還賴在廣場上不走,我們將子彈伺候!」後再開槍殺人的,他們也不至於虧心到如此之地步。編織彌天大謊「發生反革命暴亂」,將其加罪於手無寸鐵的民眾後再揮刀屠城——這種殺人的虧心度,深不可測。

幹壞事的人心虧得慌,決定了無論他們多麼處心積慮地掩蓋真相、抹去記憶,把六四弄得似乎從未發生過一樣,正義的歷史法庭也必將會嗚鑼升堂,標誌歷史轉捩點的歷史大審判也必將會到來,雖然現在還未到來。

六四事件後,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曾在《紐約時報》上以「中國將永遠不再一樣」為題撰文,表達了他對六四屠殺的震驚。他在文中痛切地寫道:殺害學生和市民讓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希望的一代人心碎。而今天我要說的是,殺害學生和市民也使「謀求中國社會制度根本變革」的政治主張,從此成為八九民運不少參與者和其他人士的核心訴求。

在八九民運中,要求共產黨「反腐敗、反官倒,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是絕對的主流政見,只有很少很少的參與者認為「共產黨必須下臺,一黨專政必須讓位於民主憲政」,並且他們幾乎都只是私下而未曾公開表達過這樣的政見。

六四屠殺之後被迫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中國國內異議者群體中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中國國內並未成為異議人士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如《愛爾鎮書生》的作者曹旭雲等,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趙紫陽、鮑彤、胡績偉、李銳、朱厚澤等,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零八憲章》發起者、簽名者群體中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和未參與者,無一例外都是制度根本變革論者。這是因為,《零八憲章》直言不諱地要求「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要把中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

中國的制度根本變革論者持有一些很基本的政治信念。在六四30週年到來之際,我特別想言說其中的兩個基本信念:

一、中國大陸民眾不是只配永遠生活在專政制度下的人類族群

雖然與臺灣民眾相比,與韓國民眾相比,與前蘇聯和東歐的民眾相比,中國大陸民眾在實現民主轉型的歷史征程中落伍了,但是,他們同樣會愈來愈明白,憲政不是將陷中國大陸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洪水猛獸,而是彰顯現代政治文明精華的良好制度安排。與地球上的其他人類族群一樣,中國大陸民眾同樣有資格生活在憲政制度之下。而中國大陸民眾也遲早會歷經萬難,在中國大陸上建成合格、健全的憲政制度。

二、用憲政取代專政,才有可能使中國從一個創新能力深度匱乏的國家,變成擁有豐沛原創驅動力的國家。

在2018年學生畢業典禮上,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曉教授作了一個很不錯的講話。就「圍繞創新問題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他直率地坦言道:在國家層面,我們必須改革、破除一切不利於創新的體制和制度安排。接著,他進一步論述了問題的要害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什麼?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競爭,即看誰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發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創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經營、自主選擇和自主流動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是至關重要的。」身在體制內的李曉先生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應當說是頗為難得了。然而,中國的制度根本變革論者自然更能把李曉不想說或不敢說的話說透、說清楚、說到位。他們早就明確認定,「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正是一黨專政的基本社會制度。而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李曉先生所鍾情和心儀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乃是無法創建出來的。

六四事件30週年了。作為一個願意也敢於直面六四的人,寫下自己心中的一些感言,或可視為家國情懷的一種表露;不過,也更是對至今不能安息的六四英魂的一種祭奠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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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棋生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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