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借膽!這個釘子戶竟敢扇毛澤東三個耳光(圖)

2019-04-27 12:00 作者:馬雲龍 桌面版 简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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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城樓上遭到顏料汙損的毛澤東畫像。
寇學書竟敢甩巨大的毛澤東像三個耳光!示意圖:天安門城樓上遭到顏料汙損的毛澤東畫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按:毛澤東是何等「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共「領導人」,竟然有人膽敢甩巨大的毛澤東像三個耳光!當真是忍無可忍,連命都豁出去了!這個「反革命」叫寇學書,簡直是「釘子戶之祖」。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鐵窗下認識一個人,可稱是「釘子戶之祖」。

1975年1月,我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關押在河南省長葛縣看守所,後又被轉押到許昌縣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釋放、平反。

關進許昌縣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個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風」(在看守所裡,所謂「放風」,是每天兩次准許各監號的犯人依次上廁所)時,從隔壁的監號裡走出一個矮小的老頭。禿頭,面色青灰,鬍鬚蓬亂,看得出已經很久沒見過陽光了。他佝僂著身軀,身上的衣服破爛不堪,褲子上破了個大洞,露出半個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腳上拖著一雙前露腳趾後露腳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雙臂像軟麵條一樣垂在前面,一走兩甩,悠來蕩去,顯然沒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動能力。

同號的犯人告訴我,這是看守所裡「資格」最老的未決犯,從1966年就關進來,到我進來時已關了九年,但一直沒有判決。他的胳膊被繩子捆斷了神經,癱瘓多年了。

「罪名是什麼?」我問道。

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扇了毛主席三個耳光!」

這個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對他有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從曾經與他共同關過一個監號的老犯人那裡,我陸續得知了他的大概情況(很奇怪,在隔離、管束那樣嚴格的監號裡,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樣靈通,一些老犯人對每個犯人——包括新進來的情況都瞭如指掌):

他叫寇學書,是許昌縣寇店鄉(當時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農民,家庭出身貧農。土改前,他家沒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畝半土地。這時的寇學書成了共產黨的鐵桿擁護者,由政府頒發的、蓋著紅紅大印的「土地證」,成了他的無價之寳。依照當時的法律,他不僅擁有了三畝半土地的使用權,還擁有了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權,他的子孫還有了對這土地的繼承權,這對世世代代視土地如命根子的農民來說,具有何等的意義啊!

寇學書愛這「土地證」愛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裡吧,怕萬一失火燒了;藏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吧,還怕萬一被人偷走了。於是,從領取了「土地證」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懷裡,放在最貼心的地方,下地幹活時都不離開,連晚上睡覺也要不時地摸摸。這在村中成了盡人皆知的笑料。

寇學書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隨著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而結束了。

1953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了,上級號召個體農民要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讓幾家農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來,共同耕種。當然,當時還說這是「自願的」。寇學書表態了:「自願?我自願不參加互助組!」

緊接著,「互助組」成了「初級社」,「初級社」又變成了「高級社」。到1955年,毛澤東所歡呼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來到了,雖然「自願參加」的規定並沒有廢除,但在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誰敢對抗這「歷史潮流」?於是,億萬農民不管心裡願意還是不願意,絕大多數都不得不「自願」地放棄了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拱手交出了自己珍愛的土地。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毛澤東又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全國農村幾乎在一夜之間都實現了「公社化」,農村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所取代了,而這個巨大的變化,離「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幾年的時間。可以說,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還沒有捂熱,就被變相地收走了。

在這場「摧枯拉朽」的「社會主義改造」風暴中,寇學書這位摯愛土地的老農居然一直頂風到底,拒絕把他的三畝半地交給「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畝半私有土地成了「紅海洋」中一個奇蹟般的藍色存在,而他獨立於「集體」之外的「單幹戶」身份則早已是中國農村中罕見的特例。這還真得要感謝他頭頂上那個「貧農」成分「紅帽子」,他「自願」地堅決不入社,讓人想整他也無從下手。因為從理論和政策上來說,「貧農」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還是農民的「自願」啊。

直到1964年「四清」運動中,整他的理由終於有了:他這是「頑固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四清」的對象。在許昌縣幾十萬畝公社土地的包圍中,只有他這三畝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顯眼刺目。「四清」工作隊給他起了個形象的外號——「小臺灣」。於是大會批,小會鬥,大字報滿牆,大喇叭廣播,把他整得不亦樂乎,寇學書成了遠近知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但是誰也沒想到,這個倔強的老農居然心如鐵石,不為所動,死也不肯把貼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證」交出來。

工作隊氣急敗壞,最後拋出了殺手鐧:「好,我們承認那三畝半地是你的,但是,從你家門口到那塊地之間的路,可是屬於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從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隊一聲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門口,只要見他伸腳踏上「公社的路」,就揮棍打他的腿。

這一招可把寇學書制苦了——有地卻無法插翅飛過去種,只能任其荒蕪;而整天不出門,躲在家中,吃什麼呀?這下子該乖乖地交出「土地證」了吧?

然而,不!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寇學書從村子裡逃走了——懷裡還揣著那張他視為神聖的「土地證」,他依然沒有屈服。

誰都能想像,在那全國城鄉都已高度組織化、網格化,居住要戶口,出門要介紹信,來客要登記,買糧要糧本,吃飯要糧票的年月,一個手無分文的農民,逃離自己的家鄉,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艱難。

然而,中國農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驚的。寇學書來到了離家最近的小城市許昌,在城邊的荒地上搭了個小窩棚住下來,每天拉著輛破架子車進城去打掃公廁。那時中原縣城級的小城市還很少有沖水公廁,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後、衛生條件極差的「旱廁」,全靠人工來清理打掃,而小城的環衛部門當時要麼還沒有建立,要麼是形同虛設。這就為寇學書的生存提供了一個不大的空隙。他在城裡打掃公廁,又把清理出的糞便拉到城外,找塊空地鋪開曬乾,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當時農村緊缺的物資。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為了學大寨、創高產,急需肥料。可買化肥要按計畫分配,想要多買點,要走後門、託關係,十分艱難;而優質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廣闊的市場,寇學書的「產品」居然成了搶手貨,不愁銷路。

歷史在這裡開了個小玩笑:一年下來,公社體制之外的寇學書靠賣糞乾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裡幹活的「社員」們還要高得多!我那時在離許昌不遠的農村插隊勞動,最棒的勞力一天掙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錢,也就是說,勞作一天只能掙到一毛多錢。可寇學書的「產品」,一架子車就能賣一塊多錢,是社員中最強勞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過春節了。在外辛勞了一年的寇學書要「榮歸故里」,回家過年了。他特意買了半扇豬,掛在架子車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著車繞村一週,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們不叫我種自己的地,可我有辦法比你們過得滋潤!」——當時,生產隊在過年前殺一兩頭豬,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錯了,寇學書的半扇豬確實叫人看了眼綠,也使社員們心亂如麻。

這是1966年的開春,村裡的工作隊已經撤離了,當政的是大隊黨支部。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思想武裝起來的支部書記從中看到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然不能置之不管。於是他學著當年工作隊的腔調,向寇學書宣告:「這豬肉是你的,但村裡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飯,不准從公社的井裡打水!」

老辦法:派民兵拿著棍子站在井邊,見寇學書來打水,就給他一頓棍子!

寇學書傻眼了,又差點被氣瘋了……

寇學書當時無法知道,剛開始的1966年可不是個吉祥的年頭。報紙上在批《海瑞罷官》,接著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國上空濃雲密佈,一場空前的政治風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臨了。

村裡開大會,形式也變了。會場中間立起個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舉「紅寳書」,先要喊「萬壽無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學書卻悄悄地擠上臺去,一直擠到毛主席像下面。當主持人宣布大批判開始時,這位老農民卻突然站起來,跳著腳,舉著巴掌向毛主席像臉上扇去,一連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裡還喊一句:

「叫你不讓我下地……」

「叫你不讓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據寇店的人說,當時,全場的人都驚呆了,好久沒有動靜。突然有人喊了聲:「反革命——」人們才醒過神來,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學書被蜂擁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後被用繩索緊緊地捆起來,送往縣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叫「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

巴掌扇在紙上,這叫什麼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沒有規定。但是「文革」中規定的「公安六條」中,有一條是「攻擊偉大領袖」,那可是彌天大罪,足以殺頭的。寇學書就是據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學書被投入牢房,卻多年沒有判決,一直在看守所裡「待決」,這是為什麼?我出獄後才從看守所的工作人員那裡聽說,是因為沒有檔案。被群眾扭送來,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爛公檢法」,接著又進駐「軍管會」,後來主管的又換成了「革委會」,看守所的主管走馬燈似的輪換,誰也沒見到寇學書被捕的審批文件。有人抓,沒人管,但也沒人敢放。於是,寇學書就在牢房裡「沉底」了,多年來連審問也沒有,終於成了那裡「資格最老」但無人過問的在押未決犯。

1976年夏天,我終於有段時間和這位老農民住在一個監號裡了。本來,看守所裡似乎有條規矩(這是我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的):政治犯只能單獨關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關在一起,兩個政治犯是不能關在同一個號裡的,大概是為了防止他們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聯。但是,到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麼運動了,進來的人突然增加,牢房裡人滿為患,一間十來平方米的監房,原來最多關五六個人,現在增加到十二三個,晚上睡覺都無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號的規矩已無法維持了。一次在「查號」之後進行了「調號」(這是犯人都熟悉的專用名詞,「查號」大約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機槍和刺刀下,被趕到院裡蹲下,讓看守進到監號中徹底搜查,氣氛十分恐怖。而「調號」則是重新宣布進住各監號犯人的名單)。我和寇學書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觀察這位老人,我發現他的精神似乎已經失常了。對別人的問話,他反應遲鈍,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問他,胳膊是怎麼殘廢的,他低頭不語。

我問他,多大歲數了,他兩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開飯的哨聲。他吃飯的樣子慘不忍睹:由於雙臂雙手癱瘓,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別人把湯盛到碗裡,放在牆角的地上,把饃放在碗邊,他趴在地上,像豬一樣用嘴去拱著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了這麼多年的。至於大小便,那就更沒法說了,全靠別人幫助……

他也有說話的時候,多半是自言自語,而且總和種莊稼有關。外面出太陽了,他會說:場上的麥子該揚場了……外面下雨了,他會說:這雨好啊,玉米該拔節了……只有一次,他說出了令我吃驚的話——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閃,毫無緣由地說:「我當皇上了,全國一個縣給我上貢一粒米,就夠煮一鍋飯了……」

一個當時已經關了七年、名叫韓栓緊的老「投機倒把犯」告訴我,寇學書的胳膊是進看守所後,被「上繩」捆壞的。他說,那時寇學書很不老實,天天胡喊亂叫,說反動話。看守把他提到院裡,給他來了個「五花大綁」——他還頗為內行地說,別小看「法繩」這刑具,「上繩」的學問可大了,繩子的粗細,捆的部位和勁道,以及「上繩」的時間,都大有講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綁」,用小拇指粗細的繩子,狠狠地捆進肉裡,再從背後收緊,沒有人能扛過15分鐘。超過15分鐘,兩臂就變得黑青,神經就壞死了,解開後也無法恢復了。寇學書就是被捆成這樣的。

他還告訴我,寇學書比他大8歲,進來的時候大約是62歲,現在住了10年,應該是72歲了。他還說,這些年來,沒見有人來給寇學書送過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學書同住一號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個來月。

這年夏天的氣候似乎格外悶熱,一個監號裡睡了十多個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風,人挨人,肉擠肉,熱得大汗淋漓,室內汗氣尿氣熏人,讓人幾乎窒息。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昏昏沉沉中,我突然發現躺在身邊的寇學書有點異樣,臉色鐵青,毫無生氣。伸手一摸,已經沒有呼吸,渾身冰涼。我連忙爬起來,向外面執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學書死了!」哨兵叫來看守,看守隔著小窗看了看,說:「喊什麼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裡吧。看守所有規定,夜裡不准開監號門。等天亮再說吧!」說完就走了。

身邊挨著一具死屍,這一夜是怎麼熬到天明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寇學書那瘦骨嶙峋的軀體越來越僵硬,刻滿皺紋的面孔似乎越來越猙獰,我強迫自己閉上眼睛,盡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個在城裡長大、在學校裡成人的所謂知識份子。儘管曾參加過「四清」,還到河南農村接受過幾年「再教育」,但是,真正開始嚴肅地思考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是在鐵窗下,在寇學書的屍體旁的這個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終於亮了。看守來打開牢門,讓我和幾個犯人把寇學書的屍體抬到院裡。那裡停著一輛破舊的架子車,寇學書被扔在車上,由一個農村模樣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門了。我突發奇想:這架子車是不是寇學書拉大糞的那輛?來人是他的親戚,還是他拉大糞的同夥?這位72歲的老貧農,在熬過十年的鐵窗生涯後,終於獲得自由了,真讓我羨慕。而我還要在這裡待多少年呢?將來我將如何走出這個大門呢?或許也要像寇學書一樣……

兩年多以後,我竟然活著走出了這個鐵門緊鎖的大院,並且意外地獲得了「平反」。不過,我始終沒有聽說有人為瘐斃在這裡的寇學書「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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