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裡藏刀 江青一句話剖析「文革」(圖)


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她千方百計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圖片來源:網絡圖片/看中國合成)

從到延安的第一天開始,江青一直沒有忘記20世紀30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以前的熟人時不時在眼前晃動,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記過去。江青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一方面偽造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比如,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裡的幾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張嘴改變過去的歷史,用一雙手消滅歷史的痕跡並影響將來的歷史。

1966年6月,張春橋奉江青「諭令」,趾高氣揚地召見了電影藝術家鄭君裡。鄭君裡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蘋的男儐相。那場婚禮,除了唐納和藍蘋一對以外,還有兩對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明潔。而此時的鄭君裡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黑線人物」。整整30年,真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唐納遠走海外,鄭君裡與江青從朋友化作了敵人。

張春橋先是擺出一副嚴厲面孔教訓了鄭君裡一頓,警告他在運動中站穩立場,端正態度。他轉彎抹角地說到了江青同志,鄭君裡聽到這個名字,心裡冷得發抖。隨即張春橋直截了當地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在你那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鄭君裡當即答應了。

鄭君裡誠惶誠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

江青收到張春橋轉來的東西並不滿意,顯然還有什麼東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張春橋找鄭君裡又談了兩次話。至於談了什麼,鄭君裡沒敢和任何人透露,只是有一天,他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江青對張春橋的辦事拖拉並不滿意。1966年10月4日,江青親自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和葉群開始了一次密談。

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

江青笑裡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

葉群做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

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

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樸;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盡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裡的,請鄭君裡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去向的唐納。

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裡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納取得聯繫,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其中另有隱情。1957年的中國新年,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激憤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裡。鄭君裡見信自知非同小可,找來幾個好朋友一起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鄭君裡自然沒有「遵命」聯繫唐納。所以無論張春橋怎樣提醒恐嚇,鄭君裡也拿不出信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

江青密託葉群說:「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個電影導演鄭君裡手上,也可能在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人手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個辦法,給弄回來。」江青當然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內容,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葉群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林彪要坐上副統帥的位子還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騰蛟立即飛赴北京「晉見」葉群。葉群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裡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裡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裡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禍臨頭的鄭君裡,10月7日又上交了剛找到的幾張照片,並直接寫信給江青:「我不記得還有你的信,也不記得你給我們或給趙丹和他夫人寫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動開始。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化裝成紅衛兵,一些被挑選出來的空軍幹部子女也加入進去,兵分五路同時行動,直撲鄭君裡、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的家。

行動之前,江騰蛟下達了五條「軍紀」:一,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問就答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三,帶隊負責人暗帶手槍,但不准隨便開槍;四,軍用卡車牌照號碼換下來或用紙糊起來;五,對行動的隊員只說「空軍有一份設計藍圖或絕密文件失落到這些人家裡」,天亮前必須全部撤回。

江騰蛟坐鎮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匯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9日凌晨1時左右,十幾個戴著大口罩、衣服長短不一、臂掛「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神神秘秘地進了武康大樓。這些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樓,盡量小聲敲開門進入鄭君裡家中。他們的所作所為並不像紅衛兵那樣窮凶極惡,動作和言語都很輕,生怕吵醒同一層的鄰居,聲稱只找重要文件。門窗有人把守;窗簾拉得嚴絲合縫。搜查者的行動詭秘、迅速、熟練、仔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甚至連鄭君裡的衣服、鞋子也搜了個遍。臨走時,他們警告鄭君裡:「不許把今晚的事情講出去,否則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來的資料被編號後運到空軍招待所裡,由江騰蛟指定的親信再進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單獨存放進一個包裡。

天亮之後,鄭君裡等五人紛紛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報警。上海有關方面馬上開始了追查,但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還是參與其事的空軍幹部子弟向他們透了口風:是上海空軍幹的。得到這個信息後,追查立即停止了,報告也同時傳到了被蒙在鼓裡的張春橋、姚文元那裡,當時張、姚正在南京。張、姚弄清是葉群在背後指使並與江青有聯繫後,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這時,江騰蛟已帶上所有的材料飛赴北京。一路上,江騰蛟仍然惴惴不安,憂心此次行動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滿意。

江騰蛟到達北京後,直接向吳法憲匯報。遵照葉群、吳法憲的囑咐,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進空軍保密室,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葉群拿走,第二天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江騰蛟說「上面非常滿意」。至此,江騰蛟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

後來,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燒掉了。但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死的材料雖然化作了青煙,活著的人還有嘴巴,他們的嘴巴必須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裡、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裡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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