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從蘇北到臺灣 難民講的真相沒人信(圖)


中共鬥爭地主和富農,劫掠他們的財富,甚至殺死地主。(網絡圖片)

提要:我明白了!這些在蘇北發生的變故,也正在我的家鄉魯南發生,我想華北所有的「解放區」都不例外。中共革命是由淺入深,蘇北那些難民能逃出來,證明一切剛剛開始。即使如此,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那些年,「解放區」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許多孤島,都是封閉的環境,「解放區」發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舉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聞排山倒海,臺灣同胞才從中共自己編導的悲劇中認識歷史。

回憶南京,另一個主要畫面是一群難民……

閒言帶過,按下不表。且說庫房連著庫房,我們的鄰居是蘇北逃來的難民,蘇北有大片土地已經「解放」了。我對這些難民發生極大的關切,他們為什麼要逃出來?中共究竟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那樣做?蘇北魯南,地理環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張把它們合併了、單獨設置一個行省)。社會結構相同,戰後的情勢相同,中共在蘇北怎樣做,也會在魯南怎樣做,瞭解蘇北,也就間接瞭解魯南。

我去訪問這些難民,我耽心,像我這樣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排斥我。我走進他們群居的庫房,表白來意,他們把我圍在中間,熱情接待,好像一直等著我。他們齊聲訴苦,日本雖然投降,政府並未接收蘇北,害他們流離失所。他們遞過三次陳情書,請求政府派大軍北進,趕走共軍,沒有回應,索性派出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警衛部隊把他們轟回來。

他們誤會了,看我穿著軍服,以為我是政府派來的工作人員。我趕緊聲明,我是一個作家,我來找材料寫文章。他們的熱情並未冷卻,他們說,中共在蘇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們曾經把《中央日報》的記者請來長談,一五一十告訴他,可是《中央日報》一個字也沒登。文匯報登他們的消息,說他們這些難民是家鄉的惡勢力,家鄉人不歡迎他們,所以他們在家鄉不能立足。「文匯報根本是胡說八道!我們寫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們在南京的感覺是不見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枝筆為他們撥開陰霾。他們問:「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報》登出來嗎?」我說能登出來。「你的文章能在文匯報登出來嗎?」我也說能登出來。無可奈何,我欺騙了他們。

大家爭先發言,有人出來維持秩序,請一位紳士模樣的老年人先說。他透露的訊息是,抗戰時期,中共「團結各階級共同抗戰」,大家相處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據地開會籌款,邀請住在城市裡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參加,他們瞞著日本佔領軍前往,要糧出糧,要錢出錢,中共對他們親切友善,而且滿口讚許。抗戰勝利,日軍撤走,共軍前來接防,大小幹部都變了臉,而且是無緣無故翻了臉。這位長者說,他百思難解,昨天共同抗戰,今天怎麼就反目成仇?

老者說,中共剛來的時候,大家還想攀交情,講斤兩,但是中共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個有名望的人殺了,家產也抄了,日軍佔領期間,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為國民黨設置的江蘇省政府效力,中共說他既是漢奸,又是國民黨特務。抗戰八年,地方士紳迫於形勢,個個都是兩面敷衍,也可以說個個犯了同樣的罪,中共拉出一個來祭刀,其他的人都嚇壞了。再加上中共雖不殺你,卻派人到處調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貼貼,不敢大聲喘氣,中共無論辦什麼樣的事,也就一呼百諾了。

一個中年人自我介紹,他說他是地主,中共來了,成立「姐妹會」,把各家的婦女組織起來,每天開會上課,教她們識字,分派工作,給「解放軍戰士」做鞋,幹部對她們反覆申說:女人受男人壓迫,受封建社會壓迫,女人要聯合起來,爭獨立,爭平等,跟男人算帳。中共又成立「兒童隊」,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談心,引誘孩子說出父母的言談行為和交往,訓練孩子放哨、站崗、監視出入行人。婦女、兒童都是清早出門,夜晚回家,這樣一來,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中共掌握了他的老婆孩子,他完全陷於孤立。中共又把佃農組織起來,教佃農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大家要覺悟,要聯合起來打倒地主階級,把土地財產奪回來,「就是少奶奶和千金小姐的牙床上也要滾一滾!」這位小地主一聽,大事不好,趁著妻子對中共的話將信將疑,趁著兒女對父母還有幾分依戀,也趁著佃農對他還有幾分溫情,連忙帶著妻子兒女逃出來。

座中有一個中學教員,他的經驗又與別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資本家,不是國民黨員,也沒當過漢奸,自己認為可以留在家鄉活著。可是他有一個女兒,他為女嬰請過一個奶媽,中共來了,這位奶媽一躍而為婦女幹部,中共開鬥爭大會,昔日的奶媽指控僱主剝削,她的奶水本來應該餵養自己的孩子,卻被特權階級搶奪。中學教員俯首認錯,原以為可以過關,夜晚,有位家長偷偷的通知他,第二天還耍繼續開會,奶媽將提出新的控訴,不但中學教員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學教員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騷擾,甚至可以解釋為逼姦。教師一聽,這樣如何擔當得起,也急忙連夜逃出來了。

鬥爭大會又是怎樣運作的呢,透過一個難民的遭遇,可以大致瞭解。這人是地主,是國民黨員,他的兒子在國軍裡當連長,他是反動分子家屬,中共幹部選定他教育群眾。這人有個習慣,常到樹林裡散步,幹部給他設定了一個罪名,藉樹林掩護,跟國民黨特務聯絡,傳送情報。怎麼發現的呢,幹部鼓勵大義滅親,由他的弟弟檢舉,他跟這個弟弟同父異母,小時候,弟弟受他欺壓,懷恨在心。如果拒絕檢舉,哥哥株連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這一邊」,登上鬥爭臺,表現得很積極,不僅免罪,也出了胸中這口惡氣。弟弟知道怎樣選擇。

大會開始,被鬥爭的對象捆綁上臺,幹部派人沿街敲鑼吶喊:「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全村集合,稱為人民公審。幹部對群眾平時有訓練,臨事有佈置。那年代,國軍盛行「抓壯丁」,經過幹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壯丁的父母登臺控訴,多年的悲憤噴射出來,幹部佈置的「積極份子」抓住時機,高呼口號,狂熱反覆回增感染,許多人輪流上臺揭發國軍官兵的罪行,一時之間,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連長的罪行,某連長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媽媽的罪行。全場惟有幹部和核心工作人員是冷靜的,他們暗中記下誰沒有呼口號,誰呼口號的聲音太小。如果有人奮身忘我,自動衝上臺去,給那連長的爸爸兩個耳光,朝他臉上吐兩口唾沬,那才是幹部們最滿意的鏡頭。高潮迭起之後,幹部上臺,請「人民」決定罪刑,群眾高呼「槍斃他!活埋他!」鬥爭大會才算圓滿成功。

如果群眾的反應遲疑敷衍呢?依中共用語,這是「群眾的覺悟不夠」,事情緩一緩,先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然後再開會鬥爭公審,決不勉強。中共禁止包辦,禁止代替群眾決定。他們知道階級仇恨是可以釀造、強化的,「形勢比人強」,價值標準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運動的需要,自動獻身配合,參與者互相競賽,熱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義正詞嚴揭發別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發自己。五十年代臺灣盛行反共文學,很多小說把中共幹部寫成暴躁專橫的殺人魔王,我曾告訴他們,中共不是這副模樣,幹部在「運動」中很冷靜,殺人十分慎重。

中共究竟派來多少槍、多少兵、多少幹部呢?他怎麼能把你們控制得這樣嚴密呢?他們說,中共的軍隊並不插手,軍隊只是創造一個環境。外來的幹部寥寥數人,他們就地取材,每一個村鎮、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人,沒受過教育,沒有職業,沒有固定收入,也沒有好品行,這些人仰承大戶人家鼻息,心裏有無限委屈。大戶人家瞧不起這些人,可是又怕這些人,大戶人家的尊嚴,也不過是「隔著一層窗戶紙,好歹別戳破了」。中共幹部先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手裡就有了「硬」的,這些人敢作敢當,「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破壞舊秩序是他們的一大樂趣,幹部用他們打前鋒。地主士紳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樣人,一旦被這些衝鋒陷陣的人拉下馬、揪上臺,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中共的「教育」站出來,表示自己的覺悟。這些人雖然覺悟了,可是過了這一關過不了下一關,下一次輪到他上臺挨鬥,再演一齣牆倒眾人推,戲碼重複,演員循環,反覆的清洗無情。

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們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圖形。中共要澈底改變這個社會,第一步,他先澈底掃除構成這個社會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優勢,第一是財產,第二是世襲的自尊,兩者剝奪乾淨,精英立時變成垃圾。人要維持尊嚴,第一把某些事情掩蓋起來,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釋,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脫褲子」,脫掉他的褲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財產,他從此必須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經參加革命,親友也和他畫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滅,中共幹部看這些人受苦乞憐,也是革命的一大樂趣。南京的難民聲聲訴苦叫冤,竭力辯說他們的財產是辛苦累積的,他們的素行代代忠厚傳家,這些話完全沒有意義。幹部並非拿著一把秤一個一個秤你,他拿著一把大掃帚「一塌瓜子」掃你。

以後幾年,我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瞭解。我逃到臺灣以後,進中國廣播公司工作,「中共問題專家」某人來電臺演講,嘲笑「人民民主專政」不通,認為三個名詞放在一起不合邏輯。那時電臺的編撰部門由王健民教授主領,他對我說,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專政」,「民主專政」有它實際的內容。他說,中共的革命是「藝術」,也是「宗教」。那是一九五二年,臺北能說出這樣一句話的人不多,我佩服他的卓見;能聽懂這樣一句話的人也不多,我是他的知音。中共佈置一個恐怖的環境,人人自危,只有幫助幹部定別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產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著定別人的罪和人人忙著認自己的罪。

我明白了!這些在蘇北發生的變故,也正在我的家鄉魯南發生,我想華北所有的「解放區」都不例外,南京這些難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難民的遭遇。我和蘇北的難民共處,時時產生類比推理:有一個老翁,帶著兩個幼小的孫子,小孫子時常吵鬧哭泣,我想起我的父親。有一個舊式讀書人,幸而學過中醫,他每天在馬路旁邊擺攤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個教員,每天到夫子廟打鼓說書,他的太太幫場子,他的女兒向聽眾收錢,我想起潘子皋老師。有一個鄉紳,雖然做了難民,仍然天天喝酒,暍醉了,就說要跳進長江自盡,我想起教我唐詩的「瘋爺」。後來事實證明,後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中共革命是由淺入深,蘇北那些難民能逃出來,證明一切剛剛開始,他們受害有限。即使如此,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個南京人對他們說,「共產黨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有必要嘛,再說,他們也做不到。」後來革命「深化」,那才逃不出來,活不下去,想死也很難,那些故事,「國統區」的人民簡直連聽也懶得。北方發生的故事,離南方人的經驗太遠,凡是完全超出經驗範圍的事,都教人很難接受。大戰期間,美國之音對德軍說,美國善待俘虜,集中營裡吃牛排,洗熱水澡,還有俱樂部,可以看電影、打橋牌。美國之音報導的是實情,但是德軍聽了完全不信,因為德國對待俘虜很殘酷,新資訊和舊經驗很難融合。後來美國之音只好修改講稿,把俘虜的待遇說得壞一些。

那些年,「解放區」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許多孤島,都是封閉的環境,「解放區」發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中共長於對外宣傳,他給外界的印象、或者說想像,他們殺富濟貧,鋤強扶弱,對一般老百姓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弱勢族群縱然聽到「解放區」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釋,自己的家鄉縱然「解放」了,也不會受到這般對待。等到局勢演變,「解放區」一再擴大,局外人圈進局內,資訊變成事實,當初「不信」的人也逃難,京滬一帶的人逃到廣東,廣東人對這些難民也是不相信、不同情。大局崩壞,廣東人逃往香港,逃往臺灣,像諷刺劇的劇情一樣,臺灣人也是不信,一九四九年我初到臺北,還曾看見當地居民對外省難民指指點點,認為這些人一定都是壞人,才會被家鄉人趕出來。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舉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聞排山倒海,臺灣同胞才從中共自己編導的悲劇中認識歷史

我讀過一個短篇小說,故事大概是,丈夫懷疑妻子不忠,殺死妻子,妻子在被殺的時候反覆分辯:「哈利!我是純潔的!」哈利是那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當然無人聽見,可是行凶現場有一隻鸚鵡,後來鸚鵡輾轉易主,所到之處它總是喊著「哈利!我是純潔的!」當然無人理會。家鄉人就像小說中的鸚鵡,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廣州,逃到臺灣,一路上訴說「我是純潔的」,沒人注意他們到底說什麼。

真奇怪,難民帶來的這些訊息,既有新聞價值,又有宣傳作用,左派親共的報紙不登倒也罷了,國民黨辦的報紙,國民政府影響力所及的報紙,為什麼也不登?馬歇爾發表談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宣傳仇恨猜忌,那時我從未讀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聞報導或文學作品。還記得有一次《中央日報》刊出一條「小」消息,說是有一些作家決定以中共的「行為」為題材,創作詩歌小說。這條消息「小」到只有「題文一」,也就是連題目帶內文只佔一欄,一欄的高度是十個小字,長度也總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這條消息能夠登出來,那些作家顯然費了些力氣,至於他們的作品,直到大陸撤守,我沒有讀到任何後續報導。

新聞界元老王新命的回憶錄打破了這個悶葫蘆,他長期在《中央日報》服務。據他透露,那時國民黨中央禁止報導評論中共的行為,營造氣氛,為和談留餘地。中共怎會領這樣的人情!新聞界另一耆宿雷嘯岑(馬五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說,國共軍事衝突期間,有一位將級軍官陣亡,遺體運回南京,國府中央禁止刊登新聞,禁止軍方參加治喪,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對立……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團」進京請願,他們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蘇北難民衝上去,見人就打,把團長馬敘倫打了,把女代表雷潔瓊也打了,連新聞記者和看熱鬧的一個女子也挨了打。此時我們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讀各報的新聞報導,一點也沒覺得意外。打人當然是大錯,這是評論,若要客觀分析,那些難民怨氣衝天,情緒極易衝動,「和平請願代表團」的言論倒向中共一邊,措詞又十分激烈,並不能增加難民的理性。我相信難民到下關車站阻撓請願,出於自發,我也不懷疑特務人員混雜其中,煽風點火,國人口誅筆伐至今未息,國民黨應該完全承受。但是,我還要說,「和平請願代表團」的成員都是高等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國家的智慧,南京請願一行,他們也的確沒有好好的扮演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過了幾天,我們離開上海,前往瀋陽,那時瀋陽是一個沒有難民的地方,新鑼新戲,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報,偶然看到蘇北逃往南京的難民增加了,偶然看見上海也有蘇北的難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見蘇北的難民凍死了幾個。咳,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了!

(摘自《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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