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西方世界面臨兩大威脅 其一來自北京(圖)
2014年12月4日，北京一家商店櫥窗上展示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的照片。（圖片來源：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月1日訊】引言：當今西方世界有兩個最主要的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共產主義。本文將闡述兩者是如何通過西方的政治正確來形成共生關係，併進一步推演出先打敗共產主義再擊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結論。從而糾正西方長久以來錯誤的外交戰略：注重伊斯蘭的恐怖主義但是置共產主義中國的崛起視而不見。
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巨大的成就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贏得了巨大的合法性，他所提出的北京模式甚至成了一種可以在學術上挑戰華盛頓共識的新興學說。這也使得中國共產黨洗脫了極權專制的舊面目，換上了一件和原普世價值相對立的「新普世價值」的新裝。面對一個如此蹊蹺的局面，已經徹底的打碎了那些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了的幻想家們的美夢，我們必須重拾各項理論工具分析出它的發生路徑和提出解決方案。
歷史遠沒有終結，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再度書寫歷史。
一、北京模式：殘酷的手段和骯髒的價值取向
在1989年政治危機（六四學潮）的猛烈衝擊下，在中共元老陳云：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叮囑中，在中組部：每個紅色家族留一個子弟在中央掌權，其餘家人下海經商的偉大戰略安排下，中國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開始了。
改革開放讓中國進入到了國際分工體系之中，巨大的市場和近乎無窮的廉價勞動力，外加落後國家崛起經常需要的政治制度-威權政治，三個得天獨厚的條件讓中國經濟不斷創造奇蹟。而這個經濟奇蹟的真實內容就是，利用低人權成本、低知識產權成本、低環境成本、低違法成本、高額補貼（貨幣濫發與極高稅率來維持高額補貼）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破壞民主市場，佔據世界市場。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創造奇蹟所需的條件正在發生改變甚至消失。中國勞動力人口在2016年達到巔峰之後開始逐步減少了，勞動力的稀缺逐漸增加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使得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共威權政治供養的龐大的腐敗官僚體系，逐漸扭曲和減少整個社會的市場消費力，即增加了的勞動力工資並沒有開拓出相應的市場消費需求，這使得中國企業舉步維艱。另外，隨著市場蛋糕的減少，中共內部在各領域的協議分贓（威權政治存在的物質基礎）開始難以維持，需要相互打壓，爭奪他人的分贓領域，從而使得中共逐漸走向了極權政治。
利用低人權成本（雖然勞動力成本有所提升，但是一年勞動遠多於2200小時，世界最長勞動時間，但工資總額佔GDP比例始終低於12%，卻是世界最低）、低知識產權成本、低環境成本、低違法成本、高額補貼的商品佔據世界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破壞民主市場，霸佔世界市場，這個邏輯在中共極權政治之下是不會改變的，也不可能改變的。而且它還要變本加厲，它通過增加關稅和喚醒國內排外意識形態，來阻礙他國產品進入它的市場。同時利用劣幣驅逐良幣獲得的財富去開展意識形態傳播、派遣政治間諜破壞民主政治。開辦在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的516所孔子學院和1076所中小學孔子課堂，以及其他被中共特務收買控制的組織，就是中共意識形態傳播的媒介和罪證。
因此，如果西方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通過經濟全球化、向各國輸送自己的產品，隨著產品進入各國的，不僅有產品的使用價值，還有中共的各項經濟政策、政治制度，即迫使他國政治趨同於中共政治。目前澳大利亞現在的政治危局就是日後所有西方國家政治的未來（澳洲安全情報局局長劉易斯近日在一個參議院聽證會上說：敵對的情報活動對澳洲安全和主權構成了真實的、潛在的能否存在下去的威脅），同時08年金融危機之後衰退的西方經濟危機也永遠無法復甦。而這個結果可能還不是最糟糕的結局。
因為，中國底層民眾一旦被中共成功洗腦，將中國的崛起定義為稱霸世界，將中國夢定義為中國文化和中共中央政府統治全世界，那麼中國底層民眾將積極配合、心甘情願貢獻給中共極權政治，自我獻祭式地證明中共統治的合理性，助其吞沒整個世界。
因此，西方世界必須採取行動，而且是在中國底層民眾的意識形態和中共極權政治完成閉環合作之前採取行動。
二、共產主義與伊斯蘭主義在西方政治正確的土壤里奇妙共生
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基本內涵有著非常豐富內容，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憲政、多元化、三權分立等等。這些核心概念構成了一個繁雜的理論體系和精神內核，從而使得人類文明得以被描述、解釋和指引。
但是面對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和復辟，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審視這個曾經指引我們走向光明的偉大理論體系，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放下政治正確的傲慢，走近歷史的細節之中，修改一些曾經的真理。
筆者認為最需要重新審視的兩條政治正確是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和平等多元化的社會生活，本文不是懷疑這兩條內容的正確性，因為無數理論家和思想家都早已證明了它們的正確性，而是要提醒人們它們的正確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當條件不再滿足時，它們就不再適用了。
中共的低人權成本、低知識產權成本、低環境成本、低違法成本、高額補貼的商品，能夠不斷地劣幣驅逐良幣，驅逐西方世界的產品，破壞西方世界的企業（2015年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是美國+日本之和，若增速不變，將於2025年超過所有發達國家之和）、工業體系、增加基尼係數，就是國際自由貿易的結果。
西方世界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而不斷地退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被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理論困住手腳，沒有足夠的理論自信來採取其他措施，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來指引這一切。
為了找到完備性解釋，我們先來看看丹尼．羅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論》說了些什麼，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
首先國際自由貿易的成功有很多國內政策的依附條件，另外，目前國際自由貿易對國家財富的增長不大，但引起更多的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定向轉移。其實這個邏輯在勞動力/資本自由流動的福利效應模型中早有解釋：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的理論模型顯示，經濟國際化的受益者總是一個國家充裕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而經濟國際化的受損者總是一個國家稀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在發達國家，勞動力是稀缺資源，因此經濟國際化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在發展中國家，資本是稀缺資源，因此經濟國際化會損害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當然中國遍地官商勾結，想要損害資本的利益在政治上是不會發生的）。
丹尼．羅德里克又談了很多其他方面，筆者將其歸結為政治國家化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1）國家間勞工、環保等政策不同；2）國際間的自由資本如不受管制，那麼國內的貨幣政策就會成為國際貨幣政策的平均值，很可能與國內的就業水平、價格水平調整不契合；3）私人龐大的資本使得政府難以對沖管理；4）全球化要調整國內利益分配，與國家政治本來的利益分配會衝突，一定時間的積累必然爆發危機。
由此筆者認為國際自由貿易的合理程度和政治國家化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程度有關。換言之，想要國際自由貿易繼續發揮正面的作用，就需要對政治制度有巨大差異的國家進行隔離，對政治制度差異小的國家之間進行經濟結構和產業布局的調整、磨合進而協作。跨大西洋經濟夥伴關係TTIP，日歐經濟夥伴關係EP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CPTPP，這三大協議的提出與簽訂就是對這個理論判斷的最佳詮釋。而中共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主動和中東伊斯蘭國家、俄羅斯合作也是這個理論判斷的表現形式。
當然，政治制度差異小的國家之間進行經濟結構和產業布局的調整、磨合進而協作，這個過程是艱難的，是很容易陷入僵局之中的，例如美國的高度機械化的農業對日歐的小農場主農業的衝擊非常大，日歐小農場主們可能更喜歡和中共合作，但是我需要警醒這些小農場主的是，極權政治的中共是不會真正開放國內市場給你們的，今日的開放，在明天就會以國家糧食安全為由全面收購控制你們。總而言之，不可因為西方世界內部的矛盾轉而投向中共，中共會把所有的自由市場行為轉化成森嚴的政治控制。
歐洲極右翼勢力在20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萌芽，在東歐巨變、歐洲一體化進程加速、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的發展壯大，但是因為另一條政治正確：平等多元化，他們被污蔑為新法西斯甚至自定義為新法西斯，而始終未能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心。正因為他們始終不能登上政治舞臺，導致歐洲社會的穆斯林化極為嚴重。
相信平等多元化理念的人，他們對極端伊斯蘭的行為解釋為極少數人的行為，大部分穆斯林族群是可以主動世俗化的，他們為了維護這個解釋甚至掩耳盜鈴，立法欺騙公眾。2016年12月8日，德國電臺曾以《瑞典的難民犯罪媒體緘默》為題報導過。該報導說：在德國，如果沒有必要，在媒體中不提嫌疑犯來自國家的背景，而瑞典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凡有難民參與的罪案，警局不准對外泄露。該報導特別提到，這規定在瑞典本國也受到爭議。……有了相關保密規定，如果內部人向外泄密怎麼辦？瑞典政府出臺了一條法令，仇恨言論罪。
以張揚女權為最高職責的瑞典政府不肯正視《瑞典：99.7%避難者失業》中揭示的情況：自難民輪姦瑞典女子並在臉書上直播後，對「融入社會的樣板國家」開展了廣泛的討論，現實是：自1975年瑞典社民黨對大批移民開放邊境後，犯罪率升高300%，強姦率增高1472%；在瑞典，16萬難民中至今只有494位難民去工作，99.7%的難民處於失業狀態。
自由的前提是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一個族群的自由以犧牲其他族群的自由為前提和願景，那麼這個群體就是恐怖組織。西方左派用平等多元化的政治正確來掩蓋這個常識和拒絕討論這個話題，是極其危險和愚蠢的。所以本文必須為歐洲極右翼勢力正名，他們不是法西斯。一個以民族主義進行自我保護的民主國家不是法西斯，而一個以民族主義進行大規模擴張的極權政府才是法西斯。
所以歐洲極右翼勢力不是法西斯，而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其宗主國和共產主義中共才是法西斯。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為什麼西方當政的政治精英們看不見？他們愚蠢嗎？
不是的，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壟斷資本家們、國際金融大鱷們的利益（經濟全球化產生的惡果）。政治精英們在國內宣傳政治正確，破壞社會底層結構、擾亂製造業、大搞福利產業（德國福利產業的就業人數等於汽車業、建築業、能源行業等七個產業之和），如此一國進口大量的廉價消費品致使貨幣大量流出國門，為了實現貨幣的信用，必須有途徑讓貨幣回流回來，那就只能依靠國際壟斷企業、金融機構實現回流。這就是政治精英和資本家們勾結起來的路徑和根本原因，這也是歷史最弔詭之處，原來站在底層人民這一邊的左派，卻成了和資本勾結的走狗。歷史上習慣和資本結盟的右派卻反而成了底層人民的結盟者。
而眾所周知，要進口大量的廉價消費品就必須通過中共。因此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在西方左派的政治正確的掩護下，和壟斷資本家們、國際金融大鱷們的幕後操縱下，完成了奇妙的共生。這大概是所有參與者都沒有預料到甚至沒有意識到的一個結局。民主政治之下，左派與右派是博弈平衡的，正是這種平衡，才維護和促進了政府、資本家、選民之間的利益。如今中共的崛起，破壞了民主社會的左右博弈平衡，使得西方世界的左派不斷擴張，甚至有變成極左的可能，這也是美國政治逐漸走向極左與極右對立撕扯的驅動力。
所以西方右翼不是法西斯，他們是修正了的政治正確，是看穿了歷史真相的智者，我呼籲右翼勢力早日全面登上歐洲政治舞臺的中心。
三、最終戰略：先解決共產主義，再解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共產主義是這個奇妙共生關係的主導力量，中共的高科技高勞動密集的產品導致西方左派只能幻想引進難民低端勞動力來化解企業危機（只是藉口，本質上是搞福利產業），只有首先圍堵住了中共，才能開拓出右翼提出政策的空間。是西方白人減少沙灘日光浴走進工廠抵抗屠殺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受到共產集權越來越深重的迫害、西方受到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迫害及中共政治同化的危機。所以西方需要和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攜手合作，共同書寫歷史。
我強調先滅共產主義再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主要有兩個原因：先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再滅共產主義是做不到的，因為一日不發起對共產主義的圍堵，歐洲精英們就一日藉口難民充當低端勞動力，本質上繼續從福利產業+國際壟斷/金融中獲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一日不能真正消除。那個奇妙共生關係會逐漸讓歐洲穆斯林化越來越嚴重。再次，共產主義是穿著現代西裝實行現代經濟政策玩著高科技的內部一統的野蠻人，消滅共產主義需要長期努力、偉大的戰略布局才能實現。
先解決共產主義而後再解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顛倒順序就注定失敗。大體而言，首先是驅逐所有非法移民，對於合法移民或者申請成為合法移民的華人、穆斯林，必須強制他們認同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和核心精神，不能放任他們成為他國政權的代言人或者他國精神代言人。再次是陸續在中東停火（川普(特朗普)總統從敘利亞撤軍，著重布局亞太地區），保持一個對峙的局面，整個西方世界集中所有精力和財力，在世界市場上圍堵中共。只要中共的經濟發生潰敗，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就能發起大規模運動。
一帶一路是共產主義和伊斯蘭的公開結盟。西方世界和中國民運人士需要破壞這個結盟，因為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一旦結盟成功，很可能核訛詐整個文明世界，最近普京多次叫囂不要挑戰一個核武大國就是這個未來的徵兆。引導或者公開中共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也是極為重要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