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企業家跨海談中国 比悲傷更悲傷的2018(圖)
（圖片來源：MARK RALSTON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2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雷音、林小凡採訪報導）「我工資不高，還欠著幾萬塊錢的債，溫飽都成問題，還能有什麼奢望？」「我的苦楚可多了，很冤枉，很難過，可有苦無處說。誰能救救我呢？」「每天早上睜開眼睛，能看到陽光，我就滿足了。」在西方社會歡慶聖誕、大人小孩圍坐盡嚐美食之際，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各階層民眾吐出的心聲，讓人難免有些傷懷。
2018年已近尾聲，本是該喜迎新春的日子，但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民眾，跨海對《看中國》談起的卻都是他們的苦楚與悲傷。
北京原企業家：誰能救救我們？
「我們是白手起家，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可是最後公司起來了，有招工能力了，政府卻把我們的全部財產掠奪了。」現年82歲的北京市玄武區老企業家高玉清，談起她過往受到政府的種種不公，難掩聲音顫抖，她說當年她們辛辛苦苦創建起的公司，在公司開始正常運轉後，卻被政府「淘汰」出局。
「他們（政府）說，現在有新政策，集體財產不可分割，他們就掠奪了，表面上他們給我們按員工待遇，但是到了1992年，所有待遇全撤了，資產、企業也全部歸政府。我們成了退養人，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保險費、沒有住房公積金，只給一點社會生活費。」
說到此，她聲音略顯激動，「跟政府說的，跟國務院說的，跟新聞說的，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兩個世界。」她形容道，「上邊（黨）說的生活是『天堂』，我們生活的是『地獄』。國家設的信訪（辦）都是假的，假裝登個記，之後就沒下文了。」
高玉清說，她曾因財產盡失而被迫上訪，可沒想到不但問題未解，同堂四代都接連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 「（中共建政）那個時候不是鬥地主、分田地、打倒資本家、公私合營嘛，我成分不好，地主家庭，家裡地被搶光了，從小就是（挨批鬥）過來的。」好不容易熬到而立之年，本想創業為子孫謀福，卻未曾想再遭迫害。
她進一步說，「我曾經四處上訪討說法，結果家裡孩子都受影響，他們（警察）說什麼？拿她孫子整教（勞教）3年，她就出不來（不上訪）了。」高玉清說著說著彷彿開始擦起眼淚，她在電話另一頭說，「誰能救救我們啊？電視說的好聽著呢。換一個領導說的好聽，再換一個領導，說的還是很好聽。」可是真真切切能為民做事的官員，幾乎沒有。
「像我這個年紀一起創業的朋友，有氣死的，有病死的，還有被（警方）恐嚇不敢出來的。因為他們（警察）說，如果你再上訪，就讓你孩子下崗。」她無奈表示，「不是我破壞我的家庭，迫害我的孩子，」而是共產黨體制下的那些貪官污吏。
說到2019年是否對中國政府有什麼期望，她坦言，人到暮年對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沒有憧憬，也不抱希望。
打工族：找個女朋友 家人溫飽無憂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生活過得好，家人溫飽無憂。」2019年將至，貴州省打工族付樹江分享了他的大陸生活。
「我們工資不高，還欠著幾萬塊錢的債，房子還是老屋鋼架，想要裝修，廁所裝了一半，年邁的父親就生病了，我只好出來打工，」他笑說，「還能有什麼奢望？最大的願望就是家人溫飽問題解決，找個女朋友。」
對於外界談論的中國民主、社會法治，付樹江表示，「說什麼法治、人權、民主，對於我們這些小老百姓來說，簡直就是可望不可及。」
他坦言，「其實我也看到西方國家社會，包括台灣，他們的社會待遇很好，他們和我中國大陸不同，體制不一樣，思想不同，沒辦法比。」
付樹江婉轉表示，「老百姓沒辦法談那些（國家）問題。他們可能想改變，但是下邊利益集團太龐大，小民小智慧，國家的事情我們就不要談了。」
律師：睜眼見陽光就是滿足
「我們現在說話，我的電話就是被監聽的，而且是時時監聽。」談到政府傾盡國力、建設網際工程監控市民，遼寧省律師李約重壓之下無懼色。
他說，「我們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我們維護的是正當權益。」在任何國家都要遵守社會規則，但同時，政府或掌管強權的人，也應該約束自己，「但我們政府不是這樣。」
他舉例說，「像前段時間，謝燕益（律師）聽證會的時候，我穿著印有「維權聯盟」的廣告衫，他們就說『你為什麼要維權？維權是做什麼？ 』我說，『維權就是維護你正當的權益，你連維權都不懂，還在司法局工作？ 』就因為這句話，他們把我扣在派出所，將近18個小時。 」
李約口中所言謝燕益，是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因仗義執言，屢遭中共打壓。他曾代理多起宗教迫害案、強拆案及政治良心犯案等，曾在「709事件」中被當局非法羈押553日，11月他的律師執業證也被當局註銷。
李約還說起另一樁案件。 「前幾天，一個戰友（訪民）因為用了他姐姐的身分證買票坐車，遭到公安抓捕，並且拘留了10天，然後行政訴訟。」李約指出這個案件有疑點，「案件怎麼來的？他不是鐵路警察。案件中的地方派出所警員在法庭上也說，『我們是對他進行重點監控』。」
可這種行為在正常國家是違法的。李約質疑，「他犯了什麼法？你要對他重點監控？」
中共除打壓弱勢群體、異議人士、信仰團體等，對於律師界人士也是蠻橫無理。
「去年十九大，我因為為村民維權被他們關了6個月，說我妨礙公務。」李約回憶著說，「證據是什麼呢？警察當庭說我毆打她了，可是荒唐的是，她去上醫院做鑑定驗傷的時間，竟然和她給別人做筆錄時間是同一時間。」
李約語帶嘲諷道，「她不能穿越吧？同一時間能做兩件事情嗎？然後，她在法庭說什麼？說她們公安醫院的（鐘）表和我們的（鐘）表不一樣。」
「像這種荒唐的事情太多了，」他透露，大陸有位中級法院廳長曾說，「在中國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們（中共）做不到。」
談到新年心願，李約語氣卻顯得更加沈重，他說，「每年因為疾病死了很多人，上訪也好，維權也好，這條路，大家都覺得很痛苦、很心酸，可能大家希望早一點把這些問題解決，可以安居樂業。」
「我呢，這麼多年也做了不少公益，包括大陸蒲公英、環保、捐助貧困學子等等。」他感慨表示，以前純粹為百姓維權，現在變成即為百姓維權，也要為自己討公道，可是這條路並不簡單。
他突然話鋒一轉，說「我確確實實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每天早上睜開眼睛，能看到陽光，我就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