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S-21集中營。(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按:柬埔寨特別法庭11月16日作出歷史性判決,兩名前紅色高棉領袖犯下「種族滅絕罪行」被判處終身監禁。這是紅色高棉政權倒臺40多年後,首次作出對前紅色高棉領袖的最高歷史性判決。
1976年是紅高棉殘害華人的高潮期。許多華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華人穿越貧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國邊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東部平原的華人則比較幸運,他們可以穿過叢林逃往越南,叢林中有野獸,但也有許多野果可食用。
在1975年紅高棉接管金邊時,柬埔寨大約有50萬華人。有資料說在紅高棉執政三年多後,柬埔寨華人總數只剩24萬人。柬埔寨官方資料說:「在20世紀60年代,有42萬名華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據1984年的統計,由於柬埔寨內戰、紅高棉的殘害和人民避難他國,在柬埔寨僅僅剩下61,400名華人。」
此時期,中共當局派遣了一萬五千名「援柬」人員為紅高棉政權進行建設。為語言溝通,紅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華人青年作為中國專家的柬語譯員。但「紅高棉禁止這些譯員與中國專家過多接觸,更不可談業務之外的事情,並在他們完成翻譯工作後予以殺害。例如:川龍華人青年黃錫龍等8位譯員在橡膠園中被集體殺害;國防部招募來翻譯『援柬』武器的中文說明書的40位華人譯員,有2人被殺死,20多人完成翻譯任務後被『調動』而永遠失蹤;紅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國開封市學習空軍知識,招募幾十名華人青年擔任譯員陪同前往,後來把這些譯員召回金邊全部殺掉;曾擔任波布在1975年訪問中國大陸時與毛澤東交談的華人譯員吳植俊也被殺害。」有些華人利用接觸中國援柬人員的機會向「祖國」派來的「援柬」人員哭訴求救,中國援柬人員也都看到了柬埔寨華人身陷劫難。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員對華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說明了海外華人在「祖國」眼中的真實價值。
一份調查報告說:「在紅高棉的大屠殺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時幾十萬華僑被紅高棉殺害,實際情形,中共使館最清楚,中方沒有在國內外透露一點風聲。當時,中共人員遍佈柬埔寨各部門,所有的華人求救都被封鎖了,華人的求救紙條被中方轉交給紅高棉,這些求救者的結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華人呼籲道:「中共唆使柬埔寨華人華僑盲目地追隨,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裝革命,最後反遭紅高棉的大批屠殺,這些都可以說是柬埔寨華人自己的罪錯。但是東南亞多次排華,中共當局吭過一聲嗎?有向華人援手嗎?即使口頭的聲援也沒有。華人華僑走投無路,大量被殺。他們效忠中國,但得到了怎樣的對待?中國以對待海外排華的態度,根本沒有資格要求華人華僑效忠誰或者不效忠誰。」
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嚴重的「排華」暴行,發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時期。事實上,死於紅高棉屠殺的柬埔寨華人數量佔了那裡華人總數的60%以上,而死於印尼「清共」的印尼華人比例大致是5%。中國的「輸出革命」在印尼慘敗而在柬埔寨獲勝,但柬埔寨華人並未得到好處,反受虐殺。此中緣故並非「種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產黨通用法則的表達。有一種歌詞對東南亞華人的描述是:「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著紅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著白色恐懼。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嘆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這是什麼道理?」
紅色高棉S-21集中營。(Omar Havana/Getty Images)
勞動營裡人們的證詞摘錄:
「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鍋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幾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類來吃。因為吃下了外表像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結果我們所在的勞動營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們都不被准許住在村子裡,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裡,森林裡有『瘴氣』,許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種菜,他們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擔水,種出的菜要滿足當時1鄉4區的幾千人吃,哪裡會夠?沒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還有芭蕉頭或樹幹都被砍下來分配給人民吃。」
「那時我是16歲少女,因為吃不飽,又瘦又小,看起來只有10歲左右,即使這麼瘦小也沒逃過厄運,紅高棉把我編入青年隊,那是一等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幾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樣,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龍的秧,完不成插秧,會被罰減飯食。其實集體飯食只是兩罐(罐頭盒)的大米,加一大簍野菜煮成一大鍋稀粥,每餐只分給我們一大杓子。我們本來就吃不飽,如果插秧完不成規定數量,稀粥就減到半杓子,這不是只等餓死嗎?不過,挖土築堤比插秧更要命。沒有插秧的日子,我們(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兩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艱難。我個子瘦小,挑起泥土時,畚箕會觸著地面,腿也發軟,常常連人帶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陳雷是一名高大的華人青年,但在那個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煩事,因為食量大。在那種環境,別說吃多少,根本就沒的吃。陳雷餓得患上浮腫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體食堂都被攆出來,紅高棉說他沒做工,不許吃飯。2天後,陳雷餓得沒辦法,便拿起一把小斧頭到食堂,向人們哭訴不准他吃飯的可憐情況,用小斧頭一下一下往自己頭上砸,鮮血往下流。人們都嚇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懼,誰敢出聲?這時,一個紅高棉村幹部偷偷摸到陳雷背後,搶下斧頭,把他抱住,又跑上幾個紅高棉,把陳雷捆綁像拖死狗一樣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樹下,活活就給埋了。」
一位在菩薩省嘎弄則村的證人說:「有一天,兒子病了,連續腹瀉好幾天,我接到消息後,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衛生站,但在那種缺醫少藥的簡陋衛生站裡,孩子喝了幾天老鼠屎一樣的黑藥粒,毫無起色。當孩子在我懷中斷氣時,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在紅高棉年代,每天見到太多的死人,每個人都已經麻木,不會哭也不會笑。直到有一天,丈夫從工地回來,我告訴他,孩子死了,我們夫妻倆才抱頭痛哭。過不久,家婆也死了,接著丈夫和兩個小叔也一個接一個地病死或餓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變呆了,一天到晚像啞巴一樣,一句話也不會說,只默默地低頭勞動,身心的折磨和打擊讓我成了一個只有身體沒有靈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親人都死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在這破爛的草棚裡,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還得拖著虛弱的身體去下田。過了幾天,兩腿腫得舉步艱難,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見,但隊長還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間勞動,我沒辦法,只得拖著沈重的腫腿摸黑出門,沒走幾步便撞到大樹,把頭撞破了,爬不起來,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由於禁止愛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著強迫的性關係和各種各樣的性暴力。無論在軍事單位還是在地方村莊,都有許多的集體強姦案發生在對女人的監禁期間和處死之前。一份證詞說:「有目擊者,在離我村不遠的地方,紅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個村民去殺掉,被他們捉走的女子,都被他們先姦後殺。」不少見證者都看見過懷孕女人被綁在樹幹上,紅高棉活活剖開肚子,胎兒蠕動著從她們的子宮裡被用刀具挑扯出來,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無法言說的恐怖。他們還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懷孕女人的青黑色臉頰。
西哈努克特別注意到紅高棉對「政治童工」的使用,因為孩子們容易被灌輸醜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寫道:「這些少年兵被訓練,比賽誰在殺害生命上更殘忍」;「我在金邊被拘禁的3年裡,我看到負責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動物(狗、貓、猴子、壁虎)來開心取樂。」
紅高棉對孩子們也很凶惡。那位唸唸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媽媽」的10歲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勞動營」。在那裡,她心愛的、視同為媽媽的小籃子被紅高棉故意踏爛,卻並不為什麼。她只好自己嗚嚥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個穿著硬輪胎靴的紅高棉監工,一腳踢得那女孩飛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裡翻滾。「英」說:「那個女孩受了嚴重內傷,她嘔血。不知道後來是不是活了下來。」
柬埔寨的歷史記載顯示高棉民族沒有吃人的傳統。而紅高棉吃人並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一位證人說:「(越僑)阿聯被當場打死了,紅高棉幹部拿刀來剖腹,取阿聯的肝炒吃。我聽到如此,不由自主地驚嚇得尿褲。大家看到村幹部動手剖腹,立刻丟下湯匙,爬進屋內。我好奇,又從屋裡探出頭來偷窺。我目睹幹部把阿聯的肝倒進炒鍋裡去炒。炒鍋裡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動,發出『嘟嘟』響。幹部問我們:『同志們,誰要吃人肝?』大家縮成一團,不敢作聲。他們大吃,還說『好吃!』吃完,他們把阿聯的死屍拖到他們開槍擊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樹下作肥料。」
紅高棉幹部蘇克哈證明,當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爾(Snuol)區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紅高棉幹部捆綁並脫掉一個年輕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兩個乳房,油煎吃掉。這個幹部名叫Ski,是少年勞動營的一個監工。蘇克哈還在2000年指證道:這名幹部現在還活著,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讀者會有何感受:那年輕女子胸前兩個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慘不忍睹,紅高棉幹部卻能在旁邊興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鮮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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