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鐵幕是怎樣被撬開的(圖)
天朝的鐵幕是怎樣被撬開的（示意圖/pixabay）
【看中國2018年8月26日訊】教科書曾經一再教育我們：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方就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自命「天朝上國」，對洋人加以種種苛求、歧視、壓制。
老高按：「落後是要挨打的」這句話，我從讀中學起就被各種課本、報告乃至電影諄諄教導到脫口而出的地步，從來也沒有懷疑過——沒有想想人類社會在逐漸告別叢林之後，世上國家、民族那麼多，有先進有落後，落後者天天在挨打嗎？
用這個觀點解釋自鴉片戰爭以來180年的中國近代史、中外關係史，其片面偏狹也就不言而喻了。讀到聶作平一篇文章《驢與虎的博弈》，從一個「小洋人」的視角寫起，就告訴我們：哪裡是「落後要挨打」，分明是「自大和朦昧要挨打」——儘管打人者也並不「偉光正」「高大上」，但中國「挨打」這件事並不是因為「落後」，則是毫無疑問的。作者在文中說「只有既落後，又拒絕浩蕩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也是這個意思。
這段歷史中外有許多人寫過，我也讀過若干。但是此文講述的許多細節，還是讓我匪夷所思，掩卷嘆息。例如：乾隆親自給英國人洪任輝（James Flint）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竟是：擅自學習漢語。朝廷理直氣壯：夷人會說漢語或國人會說夷語，他們就有可能互相勾結，圖謀不軌。不准外國人學中文，後來成為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再例如，英國政府送給乾隆的每分鐘能發射七枚炮彈的先進野戰炮，被清廷全都拉到了圓明園擺放，並拒絕英國工匠教他們操作。當英法聯軍幾十年後進駐圓明園時，發現角落裡這些野戰炮佈滿蛛網和灰塵，作為英軍的戰利品，又回到了英國。——斯情斯景，讓人說什麼好！
驢與虎的博弈——以斯當東為觀察點
聶作平，聶作平的黑紙白字
1、
儘管我努力克制這種神奇而又令我沮喪——可能也令所有中國人沮喪——的聯想，但思維總會在不經意間碰撞到1000多年前那則著名的寓言：黔之驢。在這場現實版的驢與虎的博弈中，中國充當了那頭愚蠢的龐然大物，而人口與歷史均與中國不成比例的英國，則充當了狡黠而又隱忍的老虎。
在從「憫然，莫相知」到「大駭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斷定「技止此耳」而「斷其喉，盡其肉」的不斷深入中，最初把驢子視為神的老虎，終於獲得了飽餐的機會。
真正意義上的東西方接觸，始於明清之際。西方對中國最早的瞭解，來自於傳教士、冒險家和商人們的轉述。透過這些充滿誇張的東方傳說，西方最早的中國形象近似於哈哈鏡：通過這個神奇的鏡子，東方的沒落與專制縮小了，光輝與仁厚放大了。這個盛產瓷器、茶葉和絲綢的廣大國度，得天獨厚地沐浴著聖人的教化。
伏爾泰為此斷言，從道德層面上，西方應該毫不猶豫地向中國學習。萊布尼茲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一個歐洲人應該羨慕的開明君主極好地統治著。」萊布尼茲和伏爾泰都沒見過的這個開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四任皇帝：乾隆。
但是，當東西方真正近距離接觸後，霧裡看花般的美好想像頓時被殘酷現實之手撕得粉粹。而東方中國的真相之幕，則由一個畢生與中國打交道的英國紳士揭開。
1793年9月14日，當這個英國紳士還是個12歲的孩子時，他在位於北京200多公里外的熱河行宮，見到了已經83歲高齡的乾隆。那是一個秋意深重的早晨，這個英國孩子在一群中國官員的帶領下，在黑暗中行走了4公里後，走進了燈火通明的行宮。
這是一座黃色的大帳篷，周圍眾星拱月地擁擠著無數小帳篷。英國孩子進入帳篷時，他看到一個精神矍爍，看上去只有60多歲的老人端坐龍椅上。按照此前雙方經過多次艱難磋商才達成的妥協，一個英國紳士向乾隆單腿下跪行禮。禮畢，將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信呈給了乾隆。之後，這個孩子隨同他的父親，也跟著上前行禮。
當乾隆聽說這個滿頭捲髮的小洋人居然會說漢語時，興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說幾句。於是，小洋人就用一年來在前往中國途中學會的漢語，向乾隆表達了祝福和感謝。
這個小洋人，就是後來成為英國第一位漢學家的托馬斯·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禮的英國紳士，就是著名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接見之後的日子，作為英王特使的馬戛爾尼以為他的外交使命才剛剛開始，但當他正準備就若干重要事務和天朝官員商討時，天朝卻一再暗示：你的朝貢任務已經完成，現在該返回你們的國家了。
一個12歲的孩子，儘管聰慧過人，但想必斯當東不一定會對東西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有更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後，當他長大成人，他才會明白這場後來被史學家們稱為聾子之間的對話的失敗外交，會對地球東西端的兩個大國產生多麼久遠的影響。
2、
我們今天常說清朝閉關鎖國，並把晚近中國的落後歸之於這種漫長的故步自封。但事實上，清朝將近300年間，真正閉關鎖國的時間只有區區21年，還不到這個王朝歷史的十分之一。並且，這種閉關鎖國從現實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正確選擇：明朝滅亡後，惟有臺灣鄭氏憑藉風急浪高的海峽繼續奉朱明正朔，不斷派兵騷擾沿海。
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絕所有口岸的對外貿易，並將沿海居民內撤30到50里。1683年，隨著臺灣問題的解決，清政府取消了海禁。兩年後，又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臺山四地開設海關，這就是所謂的四口通商。
清朝21年的閉關鎖國，卻給後人留下了長期與世隔絕的壞印象。究其因，不在於海禁政策施行的時間長短，而在於清朝君臣固有的觀念裡，揮之不去的天朝情結。簡單地講，清朝——無論君王還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國自居。他們自認為物產豐富的天朝無所不有，根本用不著和夷人做生意通有無。
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許通商，不過是對於夷人的恭順而賜予的恩惠。也就是說，當天朝覺得夷人不夠恭順時，可以隨時取消這種恩惠。就像馬戛爾尼使團中的一個成員在他的遊記裡寫過的那樣：「中國人從小時候吃奶起就逐步養成了對外國人和商人的偏見。」
在四口通商維持了70多年後，正是惱怒於夷人的不夠恭順，清朝才從實質上斷絕了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僅僅開放廣州，實行一口通商。
這件事得從一個叫洪任輝的英國人說起。洪任輝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人，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此人精通漢語，是英國第一個漢語翻譯，多年來一直在廣州為東印度公司服務。
是時，西方與清朝的主要貿易地為廣州，而廣州地方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職權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詐勒索。東印度公司不勝其擾，同時也為了擴大與清朝的貿易，指派洪任輝和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帶兩隻商船北上定海。隨後，英國方面把更多的商船發往寧波等地。
如此一來，到達廣州的英國商船便急劇減少，廣州官員的灰色銀兩與海關稅收均呈直線下降。為此，兩廣總督向乾隆提請將寧波的關稅翻一番，打算以這種方式來迫使洋商「自願」留在廣州。對帝國稅收來說，無論洋商的目的地是廣州還是寧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樣。
但乾隆不這樣想：他不願看到洋人的船隻像蝗蟲一樣從南方擴展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廣州這個地方，保有一個帝國與夷人之間的窗口，既以此彰顯天朝對恭順熟番的關照和恩賜，也方便宮中進購自鳴鐘、八音鼓之類的西洋新玩藝兒。
果然，寧波的關稅很快就比廣州高出了一倍。在這種情況下，東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輝北上。這個說得一口標準漢語的英國人，因緣際會地成了第一個向中國皇帝告御狀的外國人。
洪任輝到達天津後，通過向官員行賄，將一紙訴狀送達乾隆御前。狀紙中，洪任輝指控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等官員敲詐勒索，作為洋商代理機構的洋行故意拖欠貨款，希望天朝改革現行貿易制度，保護洋商正常貿易。
乾隆看完狀紙，龍顏大怒——皇上最大的憤怒，不是他選定的官員們假公濟私，而是這個非我族類的夷人，不但說得一口漢語，而且還找到了中國人幫他寫狀紙，此中隱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結。況且，這個夷人對天朝恩賜的貿易機會，不但不心懷感激，反而橫挑鼻子豎挑眼。凡此種種，無一不是有辱天朝體面。
獨裁者的憤怒後果很嚴重：洪任輝被押往澳門，在大牢裡蹲了3年，那個膽敢給洪任輝寫狀紙的中國人劉懷，被斬首示眾。在乾隆親自給洪任輝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是：擅自學習漢語。
學習漢語竟然是一種罪行，在今天各個國家都努力推廣自己的語言文字，以期增進瞭解的背景下，簡直匪夷所思。後來，當斯當東一行前往中國，他們物色到了兩個在義大利學習的中國神父，並聘兩人為翻譯。但當使團抵達中國後，其中一個神父即膽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劉懷的前車之覆。另一個神父之所以敢留下來，僅僅因為他長得像外國人。
這種思維方式我們今天完全不可理解，但當時朝廷的理由卻理直氣壯：夷人一旦會說漢語或國人一旦會說夷語，他們就有可能互相勾結，圖謀不軌。多年以來，卻少有人質疑其荒誕與不經——40多年前的文革時期，不是也有許多會說外語的人被打成裡通外國的特務嗎？
洪任輝氣若干雲地前往北京告御狀，不僅沒能解決事實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貢貿易體制下清朝官員對洋商的巧取豪奪，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監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規定廣州為向洋商開放的惟一口岸。
從此，廣州就成為帝國這間鐵屋上碩果僅存的一個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鴉片戰爭時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次第洞開。
作為對洪任輝擅自告狀和居然懂得漢語的懲罰，朝廷在確定一口通商國策的同時，還對洋商作了諸多被西方人認為令人髮指的規定。比如在廣州的洋商，春節必須撤到澳門，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來；洋商的女性眷屬，一律不准進入廣州；在廣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動，僅限於劃定的十三行區域；外國人不准學中文，也成為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教科書曾經一再教育我們：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方就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那就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於不平等狀態。那種不平等，乃是中國自命天朝上國前提下對西方的種種苛求與阿Q式的精神勝利的不平等。
3、
2009年11月，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的一次拍賣會上，一枚玉質的印章拍出了315萬英磅的天價。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統治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乾隆，印章製作於他80歲生日前夕。200多年前，馬戛爾尼率領那支人數達700多的使團前往中國，公開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喬治三世向乾隆補祝80大壽。
晚年的乾隆是一個喜歡熱鬧的虛榮老人，他不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創作詩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詩作近4萬首，比《全唐詩》數目還多。對追慕虛榮的君王來講，一個遠在萬里之外的島夷，竟然也歷盡艱辛前來為自己祝壽，難道還有比這更能證明自己的德政澤被天下的嗎？
萬國來朝向來就是中國帝王們最好的一口，乾隆在這方面尤其有癮。當英國方面通過商人向清朝傳遞出將派使團前往北京的信息時，乾隆滿心歡喜地答應了，並吩咐使團經停沿線的官員們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員們自然無法也無暇去知道，祝壽只是一個幌子，洋人的真實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製造的所謂英夷入貢的煙霧之後。
馬戛爾尼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要建立中英雙邊的高層直接對話。直接對話則是為了英國的商業利益——英國方面一廂情願地希望，能通過馬戛爾尼的這次出使，說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劃定一兩塊土地，供他們作商業基地；同時，清除廣州一口通商的種種弊端；雙方互派全權大使，處理兩國之間的諸種事宜。
英國朝野對馬戛爾尼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滿期待，雖然關於中國官員敲詐勒索的各種傳說時有耳聞，但更多的英國人依然相信，古老的東方，將會以積極的態度回應地球上惟一的日不落帝國。
為了向中國皇帝示好，也是為了顯示大英帝國是足以與中國相提並論的偉大國家，馬戛爾尼使團為乾隆備下了一份豐厚的、最能展示當時科技水平的禮品，這些禮品包括：天象儀、地球儀、天文鐘、望遠鏡、機械工具、玻璃製品、測量儀，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國最凶猛的戰艦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輪馬車。
這次由西方到東方的旅行漫長而充滿風險。托馬斯·斯當東這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子能成為使團正式成員，在於他的父親喬治博士是馬戛爾尼的副手。這樣，斯當東就以馬戛爾尼的見習侍童的身份趕上了這東方與西方的第一次對話。
1792年9月26日，使團的三艘艦船駛出了英國樸次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達廣州。見到乾隆時，距馬戛爾尼一行離開家鄉，差不多快一年了。這一年的旅途中，斯當東最大的樂趣，就是向神父學習漢語。一年的學習，他已熟練地掌握了漢語——不僅是對話，還包括用毛筆書寫。
正是這次長途跋涉中的意外收穫，確定了斯當東以後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將和中國打交道。他將成為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漢學家，同時也將成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譯成外文的翻譯家。
4、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馬戛爾尼與以往那些來自安南、朝鮮、緬甸、琉球等國使者們迥然不同的氣息。這氣息令他極度不爽：馬戛爾尼居然荒唐地拒絕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從一開始，馬戛爾尼就知道他將面對一個有著古怪思維的國度，他有思想準備，並打算在一些非原則性問題上適當讓步。比如，負責接待的清朝官員，在他坐的船上張掛起寫有「英吉利貢使」字樣的旗幟，他假裝沒看懂。
但是，一旦清朝官員從暗示到直接地說出必須向乾隆行大禮的要求，他認為這是事關國家尊嚴的事情，便堅決地予以拒絕。馬戛爾尼的拒絕，乾隆當然不快，他隨即發布詔書稱：「各種藩封到天朝進貢觀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禮，即國王親至，亦同此禮。」
乾隆的詔書沒有撒謊，在東亞地緣政治圈內，中國作為惟一的大國，它的皇帝向來被視為天下共主，理應受到其它國家使臣乃至國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他現在面對的不是那些必須依附於天朝才能生存的蕞爾小國，而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生機勃勃的偉大國家。
不過，馬戛爾尼不是來給乾隆抬槓的，他得給雙方台階下，而不是大家還沒見面就鬧僵。為此，他提出：他可以像清朝官員提出的那樣，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禮，作為對等，清朝也應派一個和他品級相同的官員，向英王的畫像行大禮。
這一建議令乾隆更加不爽：這豈不等於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個人居然和作為天下共主的天朝皇帝平起平坐嗎？但乾隆很快將他的不爽壓制在心，他可能也怕在禮儀問題上過於膠著，雙方會鬧得不可收拾，於天朝臉面和他本人追求的遠夷輸誠的盛世景像有損。
為此，乾隆顯得很開明地同意了馬戛爾尼可以像對他的國王那樣單腿下跪，但那種吻君主之手的英國禮儀還是免談。
禮儀問題表面上化解了，但內在的陰影卻沒有消除，反而更加濃重。雙方還沒見面，乾隆已對這個不守東方禮儀的夷狄之國另眼相看了。他原本著意營造的萬國來朝的歡樂，已然大打折扣。餘下的事情，就是簡單地見個面，打發這些不識好歹的英國人滾蛋得了。
大禮之爭令乾隆滿肚子不快，但更令他不快的則是喬治三世通過馬戛爾尼送來的那封信。儘管翻譯已經盡量把它翻得平和一些，低調一些，可在乾隆和他的臣子們眼中，這封信仍然離經叛道。
在這封今人看來也許充滿了英國紳士禮儀——哪怕這禮儀有幾分虛偽——的信中，喬治三世稱乾隆為兄弟，「我們由於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種兄弟般的情誼永遠建立在我們之間。我們會極為愉快。」
乾隆憤怒的是，喬治三世竟稱他為兄弟——按中國人的觀念，君主如同天上的太陽，天無二日，君主是惟一的。喬治三世雖是英國國王，但也只是撫有四海的天朝皇帝的化外之民。他竟把自己和天朝皇帝相提並論，這不是僭越與狂悖嗎？要不是看在英國遠在萬里之外，也還知道向天朝「輸誠納貢」，乾隆早就大發雷霆了。
5、
一個粗鄙而又自以為是的窮人，在他有錢的鄰居面前，為了顯示自尊與富足，最可能的做派就是對鄰居家裡價格昂貴的稀罕物故意視而不見，要不就是阿Q先生那句口頭禪：從前，我可是比你們闊多了。
當馬戛爾尼使團把精心挑選的禮品萬里迢迢運到中國時，他們以為中國會對這些最新科研成果表現出好奇和喜愛，進而對他們的國家產生好感。但英國人確實搞不懂這個古怪的民族：清朝君臣的反應，出人意料地淡定。
馬戛爾尼邀請接待他們的清朝官員觀看他帶來的八門小型銅質野戰炮表演，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每分鐘能發射七枚炮彈，這對還大量使用弓箭和鳥槍的清軍來說，無疑就是把原子彈穿越時空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
但是，清朝官員卻輕描淡寫地說，這些炮在中國根本算不了什麼新東西。已經對中國有一定瞭解的馬戛爾尼當然不相信這位高級官員的謊言，他開始懂得，中國人在任何方面都永遠不會承認落後——雖然這種落後就像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那麼不容置疑。
當英國工匠們把地球儀從箱子裡擺放出來時，圍觀的清朝官員在一番觀看後大為不滿：他們一致認為，這些可惡的夷人故意把天朝的面積縮小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天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領土，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也。只有像英吉利、西班牙之類的彈丸小國，才在天朝的陽光雨露之外艱難度日。
馬戛爾尼對自己的禮品抱有信心，並用西方人的固執，企圖向清朝官員詳細講解禮品的原理與性能，但這一舉動遭到了乾隆為首的清朝君臣的嚴厲批評。乾隆說：「此系該貢使欲見奇巧，故為矜大其詞。」在使團人員為乾隆展示透鏡時，乾隆輕蔑而粗暴地斷言：這東西只配給兒童玩。
馬戛爾尼在乘坐了由清朝提供的沒有減震的兩輪馬車後，深信英國出產的有減震的四輪馬車一定會在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前景。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那輛漂亮的四輪馬車送給乾隆。
但是，圍觀的官員們一致認為，車伕的座位在前面，位置比車廂還高，注定這個座位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資格乘坐。至於後面的車廂，則是皇后或皇妃才有一席之地。——馬戛爾尼的馬車出口夢就此泡湯。
後人把東西方的第一次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稱為是聾子與聾子的對話，可謂神來之筆。更進一步講，隨著馬戛爾尼一行進入中國時間的遷延，這兩個國家都有理由把對方看作精神病患者——在此之前，中國人眼裡的英國雖是邊遠蠻夷，但由於久沐天朝教化，起碼也算懂規矩的熟番；而在英國人眼裡，中國則是一個盛產絲綢、茶葉和文質彬彬的儒教的禮儀之邦。
因而可以說，聾子與聾子的對話，比不對話還糟糕。不對話，雙方還可能對對方抱有幻想和好感，一旦對話，卻都發現了對方的不是。套用現代話來說，中英的這次見面，就好比兩個在網上聊得還算投機的網友，興致勃勃見面的結果，就是鐵律一般的見光死。
6、
兒童斯當東的首次中國之行，獲得的最直接的禮物就是乾隆賜給他的那只荷包。而對他畢生產生深遠影響的，卻是他沿途所見所聞的大清帝國——那是一個在他心中迅速坍塌的天朝上國。瞭解越深，坍塌的速度就越快。
乾隆固執地深信，他所統治的這個東方大國，乃是舉世無雙的天朝，而且經由他本人締造了前無古人的盛世。他多次給負責接待英使的大臣下旨，要求他們在英使面前，盡量展現天朝的強盛。
然而，正是這種刻意的展現反而自暴其醜：斯當東一行進入北京時，他們驚奇地看到，這座古老的城池雖然城牆高大，但城牆上沒有配備火炮，只有一些用於放箭的箭孔。城門上有一座箭樓，每層之間有一些專門供插槍筒用的射孔。仔細觀察卻發現，這些射孔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用筆畫在箭樓上的圖形。斯當東的父親諷刺說：「就像有時人們在商船兩側畫的舷窗一樣。」
一個自命天朝的大國的首都，其防務居然採用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不但說明瞭它骨子裡武備的鬆弛，也說明文章與形式上的光鮮好看，已成為這個國家從上到下的變態追求。
當西方國家大量採用熱兵器時，清軍的主要裝備依然是冷兵器。馬戛爾尼回憶說，「當我告訴他們，歐洲人早就放棄了弓而只用槍打仗時，他們顯得十分吃驚。」
在鎮江，當地軍隊受命向一無所獲的英使展示其威武，但馬戛爾尼一行卻看到，這些兵士手裡拿的幾乎全是矛、劍和弓之類的冷兵器，兵士們的頭盔遠看閃閃發光，近看才發現是塗了漆的皮革，甚至硬紙板。英使同時也瞭解到，這個老大帝國的軍隊雖說有百萬之眾，但他們更多的任務不是國防，而是充當警察和獄卒，以及負責徵收稅款和看守糧倉乃至管理船閘。
更令英國人看不懂的是，這個國家的軍人，不僅在駐地結婚，還分有一塊土地。他們自我負責制服和出征的馬匹，餉銀太低，不足餬口，不得不另外務農或是做生意。因而，這些軍人除了重大場合身著制服外，其它時間都穿得和老百姓一樣。
在英使一行即將經過時，這些軍人手拿扇子，或蹲或坐，當英使走到面前，他們才在長官的喝斥聲裡匆匆穿上制服。這些乾隆用來旨在震懾夷人的天朝衛士，他們給英國人的感覺，不像是進行軍事演練，更像登臺唱戲。
裝備如此差勁，軍紀如此渙散，素質如此低劣，這樣的軍隊如何能令船堅炮利的英國人震懾，以至心生畏懼呢？相反，天朝的富庶與無能，反而使它像一個懷揣珠寶過鬧市的幼兒，只會令他人側目生異心。然而，在官員們呈報給乾隆的奏章裡，他們永遠只會為博得聖上的歡顏而粉飾——在許多時代，令人尷尬和不爽的真相，就是必須向上級隱瞞的過濾詞。
馬戛爾尼這次原本飽含希望的東方之行，以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而告終。為了這次以祝壽為名的外交活動，使團耗資達78522英鎊——據估算，相當於今天的30億元人民幣。
不過，英國人並非一無所獲，至少，他們終於揭開了這個東方大國臉上的神秘面紗，在各種縹緲不實的傳言之外，觸摸到了天朝虛幻而脆弱的神經。使團成員之一在日記中憤憤不平寫道：「中國除了被一個文明的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歷史把這個征服的機會給了斯當東。
7、
少年時代的中國之行，把斯當東的命運和這個東方國家聯繫在了一起。不過，如果說第一次中國之行前後，他對傳說中富庶文明的中國充滿好奇和好感的話，那麼，當他對這個國家的瞭解越深入，也就越充滿敵意，並在後來改變了中國命運的鴉片戰爭的決策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800年，虛歲20的斯當東重返中國，在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充任書記員。在中國的10多年裡，一方面，斯當東從書記員一直做到了貨頭委員會主席，全面負責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這個古怪又古老的帝國，他的研究從翻譯帝國的法律開始。
隨著研究的深入，斯當東成為全世界對中國最瞭解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比中國人更加瞭解中國——這些中國人既包括乾隆的繼承者嘉慶，也包括普通官員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當東回憶起早年的中國之行時，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的父親和馬戛爾尼，認為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估計過於樂觀。
然而，斯當東卻意想不到地在這個國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在他看來，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國經過20年的發展後，勢力遠比馬戛爾尼時代更強大：對外，擊敗了稱雄一時的拿破崙；對內，工業革命迅猛發展，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場。為此，英國方面準備再派一支使團前往中國。目的仍然和馬戛爾尼一樣。使團由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領，斯當東則是副使的最佳人選。
清朝方面對斯當東這個曾被乾隆接見過的夷人深懷畏懼，在他們看來，一個夷人處心積慮地學習天朝的語言與律例，完全就是圖謀不軌的直接證據。有關方面獲知斯當東將擔任副使時，強硬地向英方提出：只准斯當東留在廣州。
但這種強硬立場並未起到任何作用：斯當東又一次來到了久違的北京。不過，斯當東對這次出使沒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報告中說的那樣：「中國政府變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時候都不願接見外國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國人。」
此時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時代更顯頹唐。這個中國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就像若干享國較長的王朝那樣，已然進入由治而亂的天道輪迴。作為帝國這艘巨艦的掌舵人，嘉慶無論個人能力還是個人魅力，都與其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對英使的來訪，他明確表示「總之朕不悅此事。」
嘉慶和後來的道光、咸豐等幾個清朝君主，往往以祖制為由拒絕與西方正常交往。其實，所謂祖制大多時候是一個藉口，最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另一點：沒落的天朝一面盲目自大，一面又對陌生事物深懷恐懼；既自滿於萬世一系的太平盛世的彌天大夢，又自畏於洋人的奇巧淫技和無君無父的駭人思想。
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人為地把中國與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盡量減少中國和世界的接觸。對統治者來說，維持穩定最便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既不能讓牆外的風吹進牆內，更不能讓牆內的人看到牆外的花花世界。
因而斯當東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甚至比第一次更加注定了失敗的結局；並且，將失敗得更加屈辱和難堪。
果然，如同馬戛爾尼首先遭到的問題就是大禮一樣，阿美士德亦然。此前，由於馬戛爾尼的堅持，乾隆雖然心裏有疙瘩，畢竟還是准許他按面見英王的禮儀免了下跪叩頭。但乾隆的繼承者連這點胸襟也沒有，這位當年馬戛爾尼覲見時在場的皇帝撒謊說，馬戛爾尼向他的父親下跪行了大禮。
當阿美士德像馬戛爾尼那樣提出，他向清朝皇帝叩頭，清朝也派一位品級相當的官員向英王畫像叩頭時，負責接待的國公和世泰反駁說，乾隆年間的事情已經不再適用。並宣稱，三跪九叩的大禮一定要行全，否則使團將被趕出帝國。
在大禮的爭執中，斯當東一行於當年8月28日深夜來到北京郊外。此時嘉慶已放鬆了對英使叩頭的要求，但和世泰卻想邀功固寵，他向嘉慶匯報說：「雖其起跪頗不自然，尚堪成禮。」——阿美士德一直就拒絕叩頭，何曾練習過如何行禮呢？和世泰的愚蠢就像明知道紙包不住火，可為了讓皇上高興，不惜信口雌黃。
嘉慶聽說阿美士德在練習行禮，自然高興。於是，宣布次日凌晨召見。這樣，當天深夜，阿美士德一行被催促上路，並被告知皇帝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最令阿美士德一行憤怒的是，和世泰明確告知他們：必須按天朝的規矩行禮。
阿美士德對行大禮與否並不看重，使團第三號人物也贊成委曲求全，但對天朝早就洞若觀火的二號人物斯當東堅決反對。這樣，阿美士德與和世泰發生了激烈爭吵。和世泰要拉著阿美士德去晉見，阿美士德堅決不肯去並提出抗議。雙方不歡而散。
和世泰沒法向嘉慶交待，只得再次祭起這個國家的官員們慣用的法寶：撒謊。「英使急病，無法陛見。」嘉慶說，既然正使病了，那就見副使吧。副使就是斯當東。斯當東當然也不可能去晉見。和世泰只得再次撒謊：副使也病了。
嘉慶早早地到頤和園等著接見夷人，可夷人卻一個個稱病不來，這不明擺著沒把聖上當回事嗎？於是，盛怒之下的嘉慶宣諭：「我中華之國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阿美士德一行被逐出京城。
回程中，地方官們更是以粗糙的食物作為對使團不肯下跪的報復。一封嗣後由嘉慶發給英王的信中明確表示，這些不守規矩的夷人在天朝不受歡迎。
在回國路上，使團途經聖赫勒拿島，阿美士德一行拜見了被囚禁在這座大西洋孤島上的一位偉人，此人說了一句當代中國人常掛在嘴邊並引以為豪的話：「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這個偉人就是拿破崙。也許拿破崙沒看走眼。不過，中國的覺醒卻遙遙無期，它還將繼續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滑向深淵。
8、
從馬戛爾尼的失敗到阿美士德的更失敗，時代的發展不僅沒使天朝的門戶像英國希望的那樣稍微開放一些，反而更加緊閉。天朝與世界的距離不是在縮短，而是在加大——基於阿美士德的無禮，嘉慶一度打算斷絕與英國的商業，並把最後一個口岸廣州也關閉。
幸好，由於兩廣總督的勸說，嘉慶才意識到這種毅然決然的作法，有可能挑起中英之間的戰爭，而此時的中國，早就處於風雨飄搖之夕。身為大清王朝拐點期的皇帝，嘉慶也知道他的帝國承受不起一場戰爭。
為此，他聽從了兩廣總督的勸說。這樣做的結果，使得他幸運地沒成為第一個在中外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的皇帝，而把這種亙古未有的恥辱，留給了他的繼承人。
中英之間的貿易依然在繼續，中國官員和行商依然在通過對外商的壟斷獲取高額回報，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貿易依然是鏡花水月。更令英國無法承受的是巨大的貿易逆差。許多年裡，英國人一直挖空心思尋找某種能夠在中國暢銷的東西，以便扭轉這種逆差。最終，他們找到了鴉片。這個古老的國家，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都一下子愛上了這種能帶來幻覺的毒品。
鴉片的輸入使中英之間的貿易差立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白銀如同流水一樣淌出國門。鴉片的流毒，林則徐有過著名的論斷：「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接下來，就是婦孺皆知的虎門銷煙了，而虎門銷煙的結果則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則是《南京條約》。
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後，下令禁止英國船隻進入廣州，並斷絕與英人的一切貿易。消息傳到英國時，英國舉國嘩然，議院召開會議，討論是否用武力解決。在會上，作為下院議員的斯當東的意見舉足輕重——顯然，身為英國第一位漢學家，他對那個神秘的東方國家最有發言權。
從少年時滿懷憧憬地遠行中國，到青年和中年時期客居廣州，此時已年近花甲的斯當東是否想起了乾隆賜他荷包的溫情和嘉慶下旨把他驅逐出境的厭惡呢？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中醫，一出手就能扣住患者的脈息一樣，斯當東一開口，就把握住了天朝的七寸：「我很瞭解這個民族的性格，很瞭解對這個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對英國人販賣鴉片是否違反了國際法，斯當東非常雄辯地指出：既然連兩廣總督都在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那麼英商的做法就沒有違反國際法。——多年來，我們的教科書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教育我們：鴉片是英國殖民者用來毒害中國人民的骯髒東西。但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用毒品毒害國人的，還有不少是宣稱愛民如子的高級官員。
斯當東認為，儘管令人遺憾，但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由於斯當東壓倒性的發言，英國議院以微弱優勢的票數通過了對中國動武的決議。隨後的故事人所皆知：中國死命摀住掖住的國門在正常的外交努力之下無法打開，但在大炮的轟擊之下，卻倒塌得比滑坡還快。東西方幾代人的命運與未來，也就此全部改寫。
斯當東去世次年，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是時，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斯當東兒童時代曾入住過5天的圓明園被一把火焚為白地。舉火之前，英軍在園子裡發現了幾十年前馬戛爾尼的禮物——那是他代表英國政府送給乾隆的先進的野戰炮。當時，清朝把這些野戰炮全都拉到了圓明園，並拒絕英國工匠教他們操作。
然而，當英法聯軍進駐圓明園時，他們驚奇地發現這些野戰炮還完整地擺放在角落裡，上面佈滿蛛網和灰塵。同樣遭遇的還有馬戛爾尼送給乾隆的那輛漂亮的四輪馬車。它們全都作為英軍的戰利品，重新回到闊別了幾十年的英國。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這個曾經有過強漢盛唐的國家，就此淪落為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為此，甚至產生了一句我們常掛在嘴邊的話：落後就要挨打。其實，置諸全球背景來看，落後未必就一定會挨打。只有既落後，又拒絕浩蕩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
至於中國的衰落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以為不是鴉片戰爭，而是那個12歲少年跟隨馬戛爾尼來華的1793年。雖然鴉片戰爭的硝煙還要等上半個多世紀，天朝也還要繼續沉浸在盛世的虛假繁榮中，但馬戛爾尼來華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過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場和更為開放的政策時，隨著勢力與慾望的坐大，戰爭只是時間問題。
在馬戛爾尼來華與斯當東在議會的慷慨陳詞之間，歷史原本給了中國長達50餘年的機會。只是，這機會如同一張沾滿穢物的布片，被天朝不屑一顧地扔向風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