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8)：教育篇(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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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上）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裡，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及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主要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幾乎都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提到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20世紀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畫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裡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佔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佔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佔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上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佔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分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象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份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臺。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它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裡；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份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裡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裡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地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分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份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裡，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到，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義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或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與共產主義併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性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前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飢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臺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的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英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裡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裡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裡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裡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裡達（1,874次）。[24]兩人的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裡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裡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裡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屐。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份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佔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佔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到，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里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份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裏進行女性研究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的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的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是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的？」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鑒」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瞭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瞭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有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瞭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萊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裡戈韋塔‧門楚：印第安女人在瓜地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裡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第安女子在瓜地馬拉的成長歷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裡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極大地增強了對學生心理的影響；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裡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的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裡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它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作指導，充斥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的，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46]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47]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說，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48]
索卡後來撰文指出：「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畫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得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9] 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它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50]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內猖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51]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氾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裡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臺相應的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52]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的「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渡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了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它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3]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4]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名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匯報給學校管理層。[55]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向校方提出抗議，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燬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盡量避免使用。[56]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上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閱讀前文：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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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類報導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ite-campuses-offer-students-coloring-books-puppie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11/15/heres-how-universities-are-offering-support-to-students-after-trumps-election/.
[2] 根據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2017年的調查，國際學生已經佔據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科技工程專業的絕大多數。全日制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三個專業是電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國際學生比例分別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10/11/foreign-students-and-graduate-stem-enrollment.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2/27/research-confirms-professors-lean-left-questions-assumption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lose-minded-campus-the-stifling-of-ideas-in-american-universities/.
[9] Quoted from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參見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from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rdan-peterson-explains-how-communism-came-under-the-guise-of-identity-politics_2259668.html.
[26]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ues/1993/3/the-pervers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35]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2.
[36]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691-Bill_Ayers.
[37]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102.
[3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16.
[39] 「Who Won the Civil War? Tough Ques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14,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protojournalist/2014/11/18/364675234/who-won-the-civil-war-tough-question.
[40] 「Summary of Our Fading Heritage: Americans Fail a Basic Test on Their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americancivicliteracy.org/2008/summary_summary.html.
[41] 「Study: Americans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July 17, 2009,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ws/local/Study-Americans-Dont-Know-About-Much-About-History.html.
[42]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43]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74.
[44] Dinesh D’ 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71.
[45] Paul Samuelson, 「Forewor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 eds. Phillips Saunders and William B. Walstad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0).
[46] Alan D.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No. 46/47 (Spring – Summer, 1996), 217-252.
[47] Alan D. Sokal,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Lingua Franca (June 5,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lingua_franca_v4/lingua_franca_v4.html.
[48] Alan D. Sokal, 「Parody,」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5, 1996,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43441.
[49] Alan D. Sokal, 「Revelation: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in Sokal Hoax: The Sham That Shook the Academy, ed. The Editors of Lingua Franca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52.
[50]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212-213.
[51] Donald Alexander Downs, 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51.
[52] Eugene Volokh, 「UC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Not to Criticize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ll America ‘Melting Pot,’ and Mo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5/06/16/uc-teaching-faculty-members-not-to-criticize-race-based-affirmative-action-call-america-melting-pot-and-more/?utm_term=.c9a452fdb00f.
[53] 「Victory at IUPUI: Student-Employee Found Guilty of Racial Harassment for Reading a Book Now Cleared of All Charges,」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victory-at-iupui-student-employee-found-guilty-of-racial-harassment-for-reading-a-book-now-cleared-of-all-charges/.
[54] 「Colleges Become Re-Education Camps in Age of Diversit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students-indoctrinated-in-leftist-politics/.
[55] Greg Lukianoff,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tudents Required to Undergo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cases/university-of-delaware-students-required-to-undergo-ideological-reeducation/.
[56]Alison Flood, 「US Students Request ‘Trigger Warnings’ o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y/19/us-students-request-trigger-warnings-in-literature.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