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龍興之地」如此破敗 中國東三省怎麼了?


中國東北三省的人口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7月30日訊】近年來,中國東北三省(下稱「東三省」)的人口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多年的人口淨流出、低生育率及明顯的老齡化問題,使其面臨「後繼無人」的尷尬。日前,遼寧省為緩解這一危機,決定在省內推行「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鼓勵老年人自主創業」養老新規,以緩解因人口危機造成的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等公共服務壓力。

曾幾何時,提及中國東三省,人們會想到林海雪原的盛景和白山黑水的豐饒。憑藉優越的自然與人口資源,在計畫經濟時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而今,這片承載中國社會歷史變遷,親歷國民經濟轉型過渡的「龍興之地」卻已不復當年,曾經的輝煌與榮耀似乎亦隨著人口危機的洶湧而淹沒。

事實上,中國東三省的崛起與失勢均與人口遷徙有著密切聯繫。19世紀中後期。大量的中國華北平原人口因逃荒或避戰而北上東三省謀生圖存,進而形成了第一次「闖關東」的移民潮。20世紀前葉的中國,由於軍閥統治的混亂局面,加之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的日本帶來發展機遇,不僅為東三省帶來第二批移民,更使東三省成為當時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區。正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言,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充足的人口資源為東三省的經濟注入強大活力,而伴隨著人口的激增與經濟的提升,1945年時的東三省甚至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經濟體。

中共建政之後,依靠民國及日據時期的「原始積累」,並借由政治力量的推動,東三省當仁不讓地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工業基地,建立並擁有獨立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從此更被譽為「共和國的長子」。直至改革開放前約30年時間裏,東三省依舊作為中國經濟重點建設地區和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在此期間,儘管東三省仍屬於人口遷入地區,但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東三省生育率開始走低。此後,隨著中共計畫生育政策的嚴格施行,東三省的人口增長更是趨於停滯。

更為重要的是,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計畫經濟體制的終結與經濟發展的重新布局,使得東三省老工業區的發展形勢急轉直下,幾乎一夜之間褪去了身上的榮光而變成歧路亡羊。儘管無辜的產業工人們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陣痛,但卻不得不接受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對此,無論是中國電影《鋼的琴》、記錄片《鐵西區》三部曲抑或韓國電影《黃海》,都有對1990年代末期,東三省社會生態因經濟體制改革而遭受衝擊的觀察——破舊的廠房、灰暗的天空、肅殺的街道以及主人翁內心的不甘與最後的掙扎。

這樣的東三省,彷彿困獸猶鬥。有鑒於此,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前往東北調研時提出「振興東北」的口號。以調整東三省在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不適。而後,在振興戰略支持下,東三省經濟增速略有回升,然而好景不長,從2013年起,外界注意到「十一五」期間增速靠前的東三省再次陷落。

2014年前三季度持續惡化,及至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幾近墊底。需要強調的是,對於此輪東三省的經濟失速,無論體制及產業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產能過剩,還是高度工業化帶來的高城鎮化率,都將最終的結果引向人口生態的破壞。

首先,經過1990年代末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約750萬人同時失業,毫無預警地使他們脫離了賴以生存的體制,同時也意味著切斷了他們生活中的供血。另一方面,由於東三省普遍的「人情關係」現象以及招商引資後各類巧立名目的罰款令民營企業舉步維艱,甚至由於「制度成本」難以為繼;此外,由於地緣關係,東三省與韓國日本長期進行經貿合作,但由於受到中日關係的影響,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遼寧的投資同比降低33.5%。韓國投資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因此,由於沒有更多的就業崗位,加之普遍偏低的工資水平,導致東三省大量勞動人口的遷出。根據2010年時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2000至2010的十年間,東三省每年淨流出180萬人口。其次,由於早期的生育政策壓力、高水平的城鎮化加之高昂的經濟負擔與「移民社會」造成的宗族意識淡薄,都造成晚婚晚育,甚至晚婚不育的現狀。

以遼寧為例,據統計,2013至2016四年間的人口增長甚至不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四年;此外,2010年,遼寧省的總和生育率為0.74,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位列全國倒數第一,倒數第二位為黑龍江0.75,倒數第三位為吉林0.76。表面上看,人口遷移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趨利避害。但人口快速並大規模地向東部少數地區集中的現象,本質上體現的卻是地域間資源配置的失衡,而勞務大省的人口危機也是一種升級版的空巢現象。

最後,在人口外流與人口負增長的夾擊之下,無疑使老齡人口社會雪上加霜。人口紅利不僅會隨之減弱,更會令中國東三省本就疲軟的經濟環境每況愈下,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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