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鄧小平失蹤 背著趙紫陽部署軍隊(圖)


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著趙紫陽呢?(網絡圖片)

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著趙紫陽呢?他出京安排軍隊去了。安排軍隊幹什麼呢?就是要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以同時解決學生和趙紫陽的問題。為什麼要出京才能安排軍隊?看一看「文革」中毛對付林彪時候的要搞所謂「南巡」,就大體可以明白了。通過戒嚴,鄧小平打倒了趙紫陽,也打倒了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最終悍然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實行了血腥的武力鎮壓。

外交醜聞:哈梅內伊罷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正是萬頭攢動、人聲鼎沸的時候。下午四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來到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按預定日程,他將在這裡與來訪的伊朗總統哈梅內伊舉行正式會談。可是,四點鐘的時候,哈梅內伊並未出現,李鵬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還不見哈梅內伊的蹤影。怎麼回事?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從釣魚臺國賓館打來電話說,伊朗總統要對雙方正式會談罷談,以表示不滿。李鵬在《六四日記》中記載說:「這是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的事。」[1]

伊朗總統為什麼不滿呢?原來,「聽說小平同志不準備見他,很不高興。」李鵬《六四日記》說:「我和(錢)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臺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但)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戈爾巴喬夫)。」李鵬對哈梅內伊解釋說:「小平同志遵照醫生安排正在檢查身體,不能見你。」可是,哈梅內伊不依不饒,「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舉行任何會談,就可以了。」

對此,李鵬後來補記說:「當時,小平同志是因為準備中蘇會談,同時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不想見外國客人的。」[2]可是,經哈梅內伊這麼一鬧,不想見也得見。拖了兩天之後,五月十一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3]

內政危機:鄧小平拒見趙紫陽

這段時間裡,和哈梅內伊一樣想見鄧小平而見不上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位。不過,這一位不是外賓,而是中國當時的第一把手趙紫陽。

趙紫陽上次見到鄧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四月三十日上午,趙紫陽回到北京。[4]

回到北京之後,趙紫陽很想盡快見到鄧小平。為什麼?誰都知道,當時形勢並不尋常。就在趙紫陽出訪朝鮮的這短短一週之內,北京風雲突變,《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措辭強硬的社論,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來的學生悼念活動定性為「動亂」。趙在朝鮮的時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爭論;回來之後,他馬上採取了緩和矛盾、降低對立的做法。但是,誰都知道,中國的最終決策權在鄧小平手裡。所以,如同趙紫陽後來回憶中所說:「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5]

可是,整整兩個星期,儘管趙紫陽多次要求見鄧,但都被拒絕了。鄧的秘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兩天之後,趙才得以見鄧[7]——距離四月二十二日兩人上次見面,已經整整二十天過去了——這可是中國陷入「動亂」(按照鄧的說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這個國家正處在「動亂」之中,為什麼國家實際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二十天裡不肯會見名義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一起商量對策呢?這位實際上的掌權者,採取的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嗎?

政治陰謀: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那麼,究竟為什麼,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要這樣關門謝客,玩起了「失蹤」?查《鄧小平年譜》,從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8]這段時間裡,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綜合李鵬《六四日記》裡的說法和趙紫陽《改革歷程》中的回憶,我們可以聽到三種解釋:第一,身體不好;第二,準備中蘇會談,要見戈爾巴喬夫;第三,「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

對哈梅內伊,用了第一個理由,但是人家認為沒有說服力;對趙紫陽,開始用的是第一個理由,後來結合上第二個理由。李鵬日記其實指明了,第一個理由,即所謂鄧小平身體不好、不能見客,明顯是個託詞。這就是說,鄧小平以此理由拒絕見趙紫陽,是對趙紫陽說了謊話。既然鄧「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趙要見鄧就是來討論如何應對當時的形勢(即鄧所謂的「動亂」),那麼鄧為什麼偏偏不見呢?

至於說鄧要準備中蘇會談,我們知道,鄧小平是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見一下哈梅內伊,中間還相隔一週的時間,應該足夠準備下一場會見了。至於趙紫陽,則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這中間鄧更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見趙,不會耽誤鄧見戈爾巴喬夫。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但凡會見某個重要來賓,就必須閉門謝客花上兩個星期準備,連最重要的本國同事來商討最緊急的事務也不要見面,我看這個國家的外交和內政都不用搞了,這個領導人也不用當了,因為這說明他根本沒有當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的能力和資格。

當然,鄧小平不是沒有這種能力。鄧的領導風格,按周恩來的總結,是所謂「舉重若輕」[10],什麼大事在他看來都是輕而易舉的。現在,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來訪,難道就真的需要閉關十多天?顯然,這個解釋是很難說得過去的。而且,十一日不還是見了哈梅內伊嗎?十三日又見了趙,這不更耽誤「準備」中蘇會談了嗎?

我的推測是:鄧小平這段時間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無法見趙紫陽,也無法見哈梅內伊。很可能他原本計畫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內伊那麼一鬧,只好盡快回京。

軍事政變:鄧小平「失蹤」的謎底

那麼,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著趙紫陽呢?我的進一步推測是:他出京安排軍隊去了。

安排軍隊幹什麼呢?就是要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以同時解決學生和趙紫陽的問題。為什麼要出京才能安排軍隊?看一看「文革」中毛對付林彪時候的要搞所謂「南巡」,就大體可以明白了(其實還有更多的類似事例,此處不贅)。

我們目前當然無法確知鄧小平離京的時間,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動亂」並激發了民眾更大的抗議浪潮之後。這就是說,早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已經決定要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這次政治危機,並完成最高政治權力的改組。

準備周詳之後,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鄧不能不等一等。這件大事,就是戈爾巴喬夫來訪。但是,鄧一點兒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鄧見了戈爾巴喬夫;第二天上午,鄧辦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鄧家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11]

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尚未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五月十八日,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當天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個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就從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12]

在北京戒嚴,在和平時期調動大批軍隊,這是小事情嗎?如果見個戈爾巴喬夫就真的要準備十四天的話,那麼,北京戒嚴這樣一件大事,難道鄧小平僅僅用了半天就決定了?決定之後,幾十萬軍隊從八方調來,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時就完成了?如果我們想像這些軍隊本來已經待命,是不是更為合理一些?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待命的呢?推測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鄧小平失蹤的這段時間裡,應該也不是全無來由吧?

當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央軍委要調動軍隊,應該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體領導」的原則,軍委主席調動軍隊,最起碼應該知會軍委第一副主席。難道,為了避開趙紫陽,鄧小平不惜撒謊、裝病、置國家臉面於不顧而鬧出外交醜聞,也要秘密調動軍隊?難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鄧小平事實上是策劃並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反正,結局很清楚:通過戒嚴,鄧小平打倒了趙紫陽,也打倒了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最終悍然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實行了血腥的武力鎮壓

【注】

[1]李鵬《六四日記》「五月九日」日記原文為:「下午四時,原定與伊朗總統哈梅內伊會談,因為小平同志不見,對方罷談。我和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臺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書,但根據李鵬前言介紹,是他在準備出書的時候「參考我〔指李鵬本人——引者注〕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有關文獻、新聞報導而寫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74。

[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24、26、35。

[5]同上,頁37。

[6]同上。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改革歷程》,頁41。

[8]《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2~74。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

[10]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198。另外,長期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並當過其秘書處長的陳鶴橋回憶,鄧的工作作風是「沉著穩健,臨變不驚;反應敏銳,敢做敢為;計畫周密,有條不紊;凡事抓緊,抓而必成。」陳鶴橋《永不消逝的懷念》,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399。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6~77;《改革歷程》,頁47~48;《李鵬六四日記》,「五月十七日」。趙紫陽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出版社,1989,頁82),不然也許鄧不會等到第二天?

[12]吳仁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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