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許多民眾懷念西南聯大？(圖)
西南聯合大學校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是在1944年，那年他16週歲。這位老人是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在許多場合回憶起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筑成的圍牆裡，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所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風。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裡，挨挨擠擠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餘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裡沒有燈，天一擦黑，就沒法看書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潘際鑾輕聲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後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裡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歌詞裡的這些願望，最後都實現了。」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禮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麼『官』，但沒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台上失聲痛哭，台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只需要寫期末論文。課程都是「啟髮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麼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麼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台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邊抽著菸斗，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提供一個標準答案或考試提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的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採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裡，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其中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製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盪的環境和逼仄的住所，讓他養成了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的習慣。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說。
教授大名鼎鼎 師生關係融洽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時，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後，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裡拿著的，是個英文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台詞。某個同學讀完了，葉公超就隨手一指，「你坐在這裡」，「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學生看著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後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英文。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不強求標準。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堂上講起什麼詩詞，從不看書，每一首都能當場背出來。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譯：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麼能拿一種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種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想入社的成員，要寫文章將自己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史學家自比為紫鵑，取意「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們都忍不住調侃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