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我們為什麼「活著」？(組圖)
【看中國2018年5月7日訊】99年前的5月4日，發生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導的學生運動。學生們示威遊行、罷課請願，抗議在剛結束的巴黎和會中，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被轉讓給日本，而北洋政府對此沒有作為。
1939年，5月4日被定為中國青年節。在一些人看來，青年，似乎成了理想主義的代名詞，他們理所應當會承擔起推動社會改革的重任。
我曾嚮往的青年生活也是這樣的。記得二十出頭的時候，我第一次去香港。整夜看多年前的視頻和照片，淚流滿面。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渴望做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情，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感受到自己「活過」「活著」。
十年過去了，我對「自己嚮往的青年生活」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對於現在的我來說，讓我感受到自己「活著」，讓我對青春無悔的，是日常生活的點滴，其中最關鍵的，是保持同理心，體察他人遭受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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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苦難最初的感知，是在七歲之前我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的時候。那是八十年代，我們住在西安城內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一個社區。我對那個階段的印象已經很模糊，只依稀記得一戶人家，爸爸在車間裡失去了右手；媽媽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痺症，行動有些不便；孩子是撿來的，有些小偷小摸的習慣。記憶裡總殘留著那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她經常在搓板上跪幾個小時，被她爸爸暴打一頓，一群孩子在旁邊哄笑。
後來那片社區被改造成樓房，因為子女爭房產發生了一系列悲劇。奶奶有時會和我講，哪個老人跳樓了，哪個老人被子女攆出了家門。不知什麼緣故，她講的時候表情和語氣都是淡淡的，寥寥幾句話，我也總是當成故事來聽，並沒有從中體會過多麼大的悲痛。
但我一直認為，童年「聽」來的這些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
直到2004年，我在大學組織了一個暑期社會實踐考察隊，才對苦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我們在江西調查村民土地被徵收之後的生活狀況，走訪了很多人家。不少水田被當成荒地徵收，一畝地只能得到大概9000至1.5萬元補償，政府轉手就能以數十倍的價格賣給企業。上訪的一些村民被拘留數月，其他人只能拿著錢另尋出路。不少村民再花錢買地，蓋房，土地補償款很快就花光了。他們在鎮上打零工，一個月賺三五百元，過著比原來更貧困的生活。還記得看到一戶人家的井水時複雜的心情，因為缺少基礎設施，村民只能在新房子旁自己挖井，水發黑褐色，打上來沉澱幾個小時，就用來做飯洗衣。
井水
整個考察中，我覺得很難過而無力，但還夾雜著好奇和同情的複雜情緒，以及和同學們一起出行的興奮勁兒。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對社會問題的分析是很膚淺的，寫了一份報告，通過學校遞交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沒什麼下文了。
但那段經歷，我自己全情投入的狀態，和我感受到的苦難生活，極大的影響了我的價值觀。
又過了幾年，512地震後兩年多，我到公益機構工作，做北川地震重建後的工程項目。那一段經歷讓我體會到，對苦難的感同身受，需要一種同理心，對事件的瞭解，甚至是想像力。北川老城，我坐車穿過上百次，兩側是坍塌的廢墟。
北川老城
有時我會想，那廢墟下，不知埋葬著多少屍骨，他們當時，是一種怎樣的感受？但走的次數多了，沈重也慢慢減輕了。那時重建項目已經接近尾聲，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居民們聊天，因為種種原因，大家也並不會刻意提起地震的那段過往。
幾年後當我讀到張良寫的《汶川地震168小時》這本書，記錄了一個個真實的人物和故事，關於北川老城的記憶就迅速湧上來。不再夾雜著好奇或同情，而是一種感同身受的複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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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間，我還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苦難，它們發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一些公益機構和個人，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曾經讀了一本書《Half the Sky》，現有中文版《天空的另一半》。作者記述了他們在亞非拉地區看到女性遭受的各種暴力和苦難生活，她們被迫賣淫、被強姦、生育時死亡、失學、遭受家庭暴力，等等。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她們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這觸發我去柬埔寨首都金邊一個保護婦女兒童的機構工作四個月。這個機構專門幫助遭受家庭暴力、強姦和人口販賣的受害女性和兒童，給她們提供長達一年的住處和一些技能培訓。這期間，通過翻譯，我和很多受害者有直接的交流，瞭解她們的需要。
記得有一個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她的丈夫喝醉酒以後，用刀在她和女兒的脖子上劃下十幾厘米長的口子，她們差點沒被搶救過來。她和我談起自己的經歷，眼神中流露出麻木和絕望。等翻譯離開，她有些激動的和我說了半天，比手畫腳才讓我明白。她希望我把她的小兒子帶到中國撫養。我當時就淚流滿面。一個母親，要經歷多大的傷痛和絕望，才願意把自己深愛的孩子送給別人。而我，也沒法滿足她的期望。
除了遭受暴力，很多人的生活環境也很糟糕。
金邊郊區的一個簡陋小屋裡，一共十幾平米，住了大約二十人。他們靠撿垃圾為生，每天都擔心被政府趕走。
住了20人的小屋
他們三十多年前從越南來到柬埔寨，被當作非法移民，成了沒有國籍的人。但那段時間，政府已經貼出了要清除那片地區的通知，他們擔心自己不久後就會流落街頭。我採訪過一些街頭的流浪者，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女性會被強姦，需要不斷賄賂警察，依然只能撿垃圾，每天收入2-3美金。警察不允許流浪者在街頭做飯，他們只能吃最便宜簡陋的食物。
柬埔寨的貧困人口
在柬埔寨的鄉村，很多家庭每天的收入不超過2美金，存糧頂多能吃一個星期。我在靠近泰國的邊境採訪過一些柬埔寨人，因為泰國的日工資能達到6-7美金，他們每天找蛇頭帶自己偷偷過境，有的幹完活兒偷偷跑回來，有的打工一段時間會被泰國警察遣返，還有的做最危險的工作，比如去海上捕魚，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每一天，泰國的警方都會遣返幾卡車柬埔寨的非法勞工，他們會被在泰國拘留幾日，身上的錢和物品全部被沒收，落得一無所有；但他們告訴我，第二天，他們又會找賄賂了邊境警察的蛇頭帶自己過境，因為在柬埔寨，他們根本無法生活。
這樣的苦難，也不止發生在貧困國家或地區。
前幾年，我跟著公益機構去臺灣考察當地的創新教育，參觀了花蓮的五味屋。
花蓮的五味屋
五味屋是一個二手店，其實也是一個公益機構，創始人是在高校教書的顧老師。十幾年來，她幫助和陪伴當地社區一些最貧困家庭的孩子們，他們往往來自於失能家庭，爸爸經濟貧困，可能酗酒或者很暴力，很多媽媽是從東南亞的貧困國家拐賣來的媳婦，生下孩子，有些就離開了。顧老師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關於暴力、拋棄、衝突、絕望，很難想像，這些孩子都經歷了怎樣的童年。她也講了自己怎樣和每個家庭溝通，怎樣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最終讓很多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和對人生的希望。
這樣的苦難，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大陸各個角落。
我的朋友李暘和他的丈夫安東，八年來，在雲南靠近緬甸邊境的鄉村辦了一個公益機構，叫榕樹根。
兩年多前，我去那裡住過兩個星期，幫著做做飯，陪孩子們玩耍、學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個地區毒品氾濫，很多孩子的家長因為吸毒被抓或者去世；當地教育質量不高，很多孩子也不願意上學。榕樹根並不是全日制的學校，而是孩子們在放學後和週末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記得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基本每天都逃學，他在學校和家裡都遭受暴力，除了榕樹根，無處可去。我和他聊天，能感到他內心的複雜，也能感到孩子的純真。如果沒有榕樹根，很多孩子，會像當地很多人一樣，早早輟學，混社會，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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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講的故事，或許對你來說並不陌生。這個世界上，在各個地方，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承受苦難。
有人說，正是對這些苦難的同情、同理心，在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但是，人們真的會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嗎？對此，我是懷疑的。有很多人，其實並不關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離得還不夠近，像過去的我，信息只來源於新聞報導。
《娛樂至死》的作者認為，我們處在一個一切都被娛樂化的世界，包括新聞。死了幾十人，甚至上千人，不過都是新聞裡的數字。主持人面無表情的報導，大家聽聽也就算了。
等我親身接觸社會中弱勢的群體，用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去關心和感受，我的認知才不斷被刷新，頭腦中的偏見才被顛覆，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才不斷被衝擊。
不過即使在一線接觸，看到的苦難多了，人也可能會變得麻木。我在公益行業工作的幾年中，也見過很多麻木的例子，這也曾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讓我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是發生在柬埔寨的一件小事。
我在當地有一些朋友，來自各個國家，都在公益機構工作。在一次聚會中，討論起為什麼自己會來到柬埔寨，每個人輪流分享。大家就談到，自己經歷了某個事件，或者不喜歡過去的工作，等等。然後輪到一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她在公益行業工作了30多年。她就談起在很多曾經工作過的國家的小故事，巴布亞新幾內亞，孟加拉等等，當地的人遭受著怎樣的苦難，過著怎樣的生活。
我開始聽得很困惑，這和當天討論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但是隨著她講一個個的故事，我看到她眼角的淚花，突然明白了：只有她的故事裡，那個「自我」是最小的。她看到的，記下的，依然讓她心動的，是別人的苦難。是這些苦難，是別人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她帶到了柬埔寨。
這些年，我一直以此提醒自己，希望減少個人的好惡，減少那個自我，真正去關注別人的需要，關心社會的問題。
或許可以用我最喜歡的羅素的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有三種簡單而強大的情感主宰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和對苦難大眾的悲憫。」
對我來說，這是我所理解的，讓我感到「活著」的意義。
讓我慶幸的是，在我身邊，還有很多關注著他人苦難，關注著社會問題的年輕人。成立C計畫後，我們和3ESPACE聯合舉辦C講壇，每月都會邀請這樣一些可貴的年輕人，和我們的社群分享他們的故事，他們在世界各地聽到的、看到的苦難，以及他們為此做出的行動。我們也不斷倡導與呼籲，理性的公共討論，切實的公共參與，身體力行的推動社會進步。在又一個五四青年節，與你共勉，成為這個時代，珍貴的年輕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