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強硬為何獲得美國朝野的共識？(圖)
各界人士對美國一系列政治、經濟、外交政策等問題看法不同，但對中國強硬，卻有許多共識。（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4月26日訊】美中關係及美國的對華政策正面臨重大轉折。從去年年初開始，美國朝野動作不斷，來自政界、軍界、外交界、學界和商界的反思聲音此起彼伏。各界人士對美國一系列政治、經濟、外交政策等問題看法不同，但對中國強硬，卻有許多共識。
要想探討美國社會為何達成對華共識，不能不瞭解從去年年初到現在發生在美國各界的幾個重量級對華政策討論會及其出版物。首先我們要提到的是2017年12月18日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國家安全戰略。川普(特朗普)政府在報告中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稱中國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
有評論說，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稀奇。克林頓當總統時稱中國為戰略夥伴，小布希時稱中國為競爭對手，歐巴馬執政又改回戰略夥伴，現在川普又改為戰略競爭對手，這個改變只是回到原來共和黨的路線上而己。但各種跡象顯示，這一次川普重回共和黨路線，絕非簡單回歸。
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應當更強硬，是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罕見的共識。民主黨參院少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對川普對華強硬方針的罕見支持，就是一個例子。他今年三月和四月在不同的場合表態支持川普對中國強硬的政策，他說，相較於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我在中國問題上的態度和川普總統更接近一些，那些人讓中國太隨便了，我們確實需要強硬一些！」
兩黨在對中國強硬問題上的共識，其實早在川普入主白宮不久就有體現。2017年2月，一個由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組成的兩黨特別工作組，聯合發表了一份報告《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U.S. Policy Toward China：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專家們說，鑒於中國在亞洲越來越強硬、在經濟上越來越重商主義、在國內政策上越來越壓制，他們敦促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
據《紐約時報》報導，這個特別工作組於兩年前成立，以便為下一任總統提供建議。兩黨特別工作組達成共識，即美國需要堅定自己應對中國問題的決心。該工作組敦促政府在亞洲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採取新的政策和外交工具，包括制裁、針對貿易爭端的訴訟，以及採取對等措施等等。
對兩黨的政治精英來說，中國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擔心美國正在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美國兩黨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因而要對中國強硬的主要原因。那麼美國軍界、學界、外交界和商界的精英們又是因為什麼具體原因，主張或贊成對中國強硬？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軍界。從美國國防部官員的表態看，他們顯然擔憂，在美國數十年失敗的對華政策下，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正在被削弱。美國國防部負責戰略與軍力發展的副助理部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今年一月份在五角大樓回答記者問時表示，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正被削弱，特別是在海事、航空航天方面。他認為，美國現在面對的現實是，中國幾十年來正在勤奮和專注地侵蝕並阻止美國的軍事投射能力，因此美國在認清現實後，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為什麼美國學界也主張對華強硬？有報導說，美國需要直接與中國競爭，已經在美國學界幾乎呈現一邊倒的態勢。這種說法反映在一些著名學者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上。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取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以推廣非民主價值的現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弗裡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今年二月的國會聽證會上反思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他說，美國意圖使中國成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終實現政治上民主化的對華策略失敗了，中國目前的策略是要取代美國在東亞乃至全球的主導地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表示，中國當局利用實力在世界推廣非民主價值，支持非民主政權，對全世界民主進程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對習近平修憲舉動評論說，中國在政治發展的道路上正在倒退，「一個不受控制的威權政體會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和負擔」。
至於美國外交界為何主張對華強硬？一篇最近引發轟動的文章，把這個問題交代的十分清楚。歐巴馬時代資深外交官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刊載了一篇長文《評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
兩位作者回顧了美國在過去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對中國有所期待，但期望一再落空。比如，二戰後，美國派特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國斡旋，期望共產黨和國民黨達成和平協議；韓戰期間，杜魯門政府期待阻止毛澤東的軍隊跨過鴨綠江；越南戰爭期間，約翰遜政府相信中國會限制在越南的參與，但是，上述種種期待都落空了。
當然，美國對中國最大的期待就是期望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和國際秩序接軌，能夠接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能夠逐漸轉型為民主化國家。為此美國使出了渾身解數，「胡蘿蔔」和「大棒」交叉使用。無奈，不管是「胡蘿蔔」還是「大棒」，中國就是抱著「共產黨的領導」不放，抱著「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頂樑柱」不放。
坎貝爾和拉特納說，無論美國怎樣做，都沒有像預期地那樣改變中國。外交和經濟接觸並沒有帶來中國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區域制衡也沒有能夠阻止中國試圖改變美國領導的體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國際體系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可以誘惑或是制約中國。兩位作者警告說，這樣的現實應該足以讓美國擦亮眼睛，重新審視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必須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更持續的對華措施。
而美國商界支持對華強硬的主因是，他們擔心面對中國政府大規模補貼的中國企業，美國企業會喪失競爭能力。太陽能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年前，美國在開發和製造太陽能組件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那時中國政府銀行開始為本國的太陽能製造商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結果大多數美歐企業關門，而中國現在則生產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太陽能組件。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大規模補貼中國企業，太陽能產業的例子就有可能在其他產業複製。因此美國商界有一種逐漸佔上風的觀念，「必須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在美國民間，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老百姓近些年來增加很多。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進行的一個民調，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受訪人的比例，從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手或者是美國的嚴重問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問題。
這種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經歷了2016年總統選舉之後，開始逐漸發酵。除了川普的鼓動作用，還要歸功於民粹主義大師班農的大規模遊說。班農對美國一些民間團體不厭其煩地談中國及其稱霸世界的計畫。這些團體包括茶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基督教團體、信天主教的選民、民粹主義團體，及某些對沖基金經理。班農跟他們說，這對西方也不僅僅是一個警告，實質上是表明儒家重商主義的權威模式已經贏了，而猶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和資本化的西方已經輸了。他的聽眾都相當買帳。
美國民間的這種情緒在2018年的期中選舉期間，將會進一步被鼓動起來。川普將會向他的選民表明，他兌現了對中國強硬的競選諾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很多民眾儘管不喜歡關稅這個形式，但認為中國應該被制裁。2018年4月的一個民調顯示，71%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採取措施修正美國對中國的3750億美元的逆差（BBC，4月16日）。
綜上所述，美國朝野在中國問題上可以說達到以下共識：第一，美國各界全面檢討對華政策，認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政策失敗。第二，他們認為，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第三，美國不會放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但會加大「大棒」的力度，縮小「胡蘿蔔」的手段，用抵制、懲罰甚至報復的方式，重塑中國的行為，逼迫中國改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