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滲透澳洲：動員黨的朋友打擊黨的敵人(圖)
澳大利亞總理譚寶（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3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雨晴編譯）3月9日澳洲《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發表了著名記者高安西（John Garnaut）的文章「中共如何滲透澳洲以及民主陣營如何反擊」（How China Interferes in Australia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Push Back），以下是譯文：
澳大利亞是中共魔爪下的一隻金絲雀。在過去18個月裡，從澳洲媒體逐步曝光的相關事件中，人們看到中共勢力一直在暗中操縱澳大利亞政治體系、實現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這一事實令各界人士感到震驚。與北京政府有著千絲萬縷關聯的政治獻金者，用金錢購買了澳洲政界的特權和影響力；國際知名大學被「統戰」為打意識形態戰的前哨陣地；由澳方出資進行的科研項目成果，被「轉化」為幫助中國人民解放軍實現軍事現代化。最為臭名昭著的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輕國會參議員Sam Dastyari竟成了喋喋不休的共產主義話題愛好者，甚至還為他的中國金主充當情報員，目前他已經永久「下崗」了。
在澳洲談論上述醜聞，可能不被一些人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像澳大利亞那樣受惠於中國，來自中國的移民和旅居者持續湧入澳洲長達160年，中國目前獨佔澳大利亞經濟出口總量的1/3。根據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的數據，由於中國資源密集型建築業的繁榮興起，中國的國家總收入在過去十年中猛增了13%。每年都有18萬名中國留學生和100萬名遊客在澳大利亞揮霍著他們的消費能力，世界各國更有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在新的國家進行蓬勃發展。
然而這些現象就使得在澳大利亞討論中共影響力時的障礙因素。沒有人知道，當一個中等規模、經濟開放的多元文化國家，站起來反抗一個處於上升期的霸權主義超級大國時會發生什麼事。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就此撰文評論道：「澳大利亞自稱是一個文明國家，但其行為著實令人困惑。雖然它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但是卻沒有多少感激之情。」
儘管如此，澳大利亞揭露並抵制中共勢力滲透的腳步仍在持續向前走。我們已經從對中共隱蔽式的干預感到了焦慮，並轉變為更為現實的擔憂。媒體報導揭露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風險，那是我們的漢學家、外交官和國家安全官員之前從未關注過的。然而，我們瞭解的越多，似乎也越對中共的「越界」方式感到不知所措。
對於澳大利亞本身來講，我們手中所能打出的「牌」，並不是中共及其代理人在我們的版圖上偷偷做了什麼，而是堪培拉國會在面對來自北京政界的威脅和來自中國商人可能實施的經濟報復壓力前，應該如何行動。問題明確後，只要對症下藥就有辦法；確定了風險和損失，便可由此作妥善行動。這一次，我們並不是在玩一個簡單的「平衡」把戲——來自華盛頓、奧克蘭、渥太華和柏林的領導人們應該密切關注澳大利亞接下來走出的每一步，因為他們不日就會發現，自己正處於類似的位置。
在澳中國人引領激辯
中共在澳大利亞的「行動」的基本理念，關鍵在於將中共、中國和全體中國人理解為一個單一的有機整體，即使把「黨」的概念剝除後，剩下的部分仍在照著之前設定好的模式運作。這種有意無意的混淆不清，意味著任何人對「黨」的批評都會被貼上反華人和反中國的標籤，這些標籤會直截了當地扼殺富有成效的理性對話。不論公民身份如何，中共要求所有華人成為「祖國的兒女」，這是他們的邏輯。
然而，與「反華」主張截然相反的是，澳大利亞所關心的中共勢力如何滲透澳洲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是起源在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華裔作家、企業家和社會知名人士，他們以自己的經歷，不遺餘力讓澳洲社會看到中共通過監視、威脅、統戰等手段來壓制他們在海外發出的多樣性的意見。
2005年，中共外交官林陳用林在叛逃後披露出，中共擁有一個龐大的信息網路，該網路密切監視在澳中國人的行為，其中包括公開反對走中共路線的法輪功學員。他解釋了中領館如何利用這些信息採取有針對性的強制干預行動，例如沒收護照、拒絕頒發籤證以及強行中止會議等。澳籍華裔作家楊恆鈞闡述了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中共是如何在背後「動員」數千名揮舞紅旗的年輕留學生在堪培拉議會前，以「保衛北京奧運聖火」為由，反對藏獨團體及其他抗議者。
2009年，澳大利亞鐵礦石巨頭力拓集團華裔高管Stern Hu在上海被捕後，幾名在澳經商的中國企業家均表示他們始終處於中共間諜的密切監視之下，他們曾在國內被誣告、被剝奪了財產，並在審訊期間被虐待。Matthew Ng,Charlotte Chou和 Du Zuying的不幸悲劇一度登上澳媒的頭版新聞。
最近，為澳大利亞工作的澳籍華裔記者也為調查中共在澳的秘密活動作出了貢獻。《悉尼晨鋒報》駐北京記者Philip Wen揭露了中共如何偽造一場「草根」基層政治運動，給讀者留下一種中國人均支持北京政策和領導人的印象，使反對者的聲音淹沒其中。他還發現，澳大利亞的政治家們並不瞭解中國政治獻金者們的基本信息，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
一位學生記者曾描述了中共的「統戰」網路，他稱這股勢力現在幾乎無處不在，而且掌握著充足的資源，獨立的華人社區和政治代表因此而遭受排擠。他還展示了這些網路是如何運作以恐嚇在澳中國人，使他們緘口不語。該學生還分享了自己被當地中國學生學者組織領導人的恐嚇經歷。
在澳中國人每揭露出一個由中共主導的脅迫「合作」及被逼妥協的遭遇時，都意味著類似的故事至少有幾十件尚未曝光。一名澳籍華裔記者告訴我，他曾被傳喚到一間卡拉OK酒吧，對方為報復他曾出具了一份關於某家中國國有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交易報告，而對他進行毆打。另一名澳籍華裔記者向澳洲國會提供了一份機密檔案，詳細描述了北京如何通過威脅其廣告商試圖扼殺最後一個存在於澳洲境內的獨立中文媒體平臺。中國國家安全部官員在一家廣告商的北京辦公室不請自來的「駐紮」了兩週，最後，廣告商因不堪承受心理壓力而被迫妥協了；另一位基於澳洲的廣告商，被邀請到駐澳中領館參加了為時3小時的秘密「茶會」，結束後也同樣撤回了廣告的刊登。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駐紮在澳洲的親共媒體經營者可以獲得大量的免費刊登內容、物質設備支持和豐富的商業機會。
外國干涉下的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中共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來抵制不和諧的聲音，並提供激勵措施來扶植有利於己的聲音。根據美國前情報分析師Peter Mattis的說法，中共的統戰部門力圖「動員黨的朋友打擊黨的敵人」，如今這一做法不僅深入進了澳大利亞的僑民社區，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負責性組織——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eaceful Promotion of Reunification of China）。類似的，中共軍情報系統的運行平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協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ntacts），通過與自主運營或不知情的外部代理機構合作，將信息運營外包。這類機構統一的操作方法是對感興趣者提供訪問「特權」，與之逐步建立個人層面關係，並獎勵那些忠實地為其背書並貫徹執行所建議的談話要點的個人及團體。
專制干涉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和利用民主國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澳大利亞的脆弱性包括大學和媒體的資金鏈破裂、競選集資法有意的鬆散監管，以及對退休政治家默許一種特殊的「自由主義」。中共的滲透使得開放、民主和多元文化體系運作失去了信任度，也同時腐化了澳洲的政治進程。如果有朝一日直接影響到了我們的議會制度，便意味著它們已切入了澳大利亞政治主權的本質核心。去年5月，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孟建柱向澳大利亞工黨反對派領導層警告稱，澳中引渡條約流產後將可能導致嚴重的「選舉」後果。據澳大利亞人報報導：「孟建柱認為，如果中國政府代表不得不告訴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工黨不支持澳中關係’，那將是一樁恥辱。」
悲哀的是，在澳大利亞的一些地區，中共壓制批評聲音的「指令」已被本地團體、學者和個人深深內化。關於中共在澳影響力的第一本書——Clive Hamilton的《無聲的入侵》，連續遭到了被三位澳洲出版商的擱置，原因是恐懼來自北京的報復。同樣的，澳大利亞的大學領導人公開「駁斥」了對「來自中共滲透」的擔憂，甚至忽視了來自本校學者的呼籲，反過頭來做出一系列的所謂「補救措施」，以圖防止即將到來的經濟報復。
堪培拉在行動
近幾個月來，這樁沉默的入侵陰謀不斷的獲得了來自記者、學者、安全官員和政治家們的聯合挑戰，他們開始彼此攜手合作。澳洲國家安全機構比以往更清楚的向公眾們發出警告；記者則以此為據，又借鑒學者們的專業知識撰寫報導文章；政治家們也開始認真對待來自安全機構和媒體調查的信息。
2017年6月，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和費爾法克斯媒體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已向澳洲主要政黨發出警告，兩位最慷慨的華裔捐助者「與中共有著強大的聯繫」，而且「他們的捐款帶有未知的附加條件」。其中一人利用40萬元的政治捐款，試圖軟化工黨在中國南海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費爾法克斯記者Nick McKenzie還透露，一位前自由黨貿易部長離職後直接轉到一家中共背景的諮詢公司工作、提供「內容不明」的服務，年薪88萬澳元。
去年年底，隨著澳媒系列報導的陸續推出，總理譚寶聯合聯盟黨政府宣布不能再容忍Dastyari議員與中共特務之間存在的合作關係。Dastyari已被證明收了金主的錢後一字不差的說了金主要他說的話。他還曾警告金主，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再安全，電話正被ASIO監聽。Dastyari的離職意味著譚寶政府將外國勢力干涉問題正式帶入了主流對話，並且表明澳大利亞的容忍是有限的。
譚寶在2016年8月授權對外國勢力干涉情況進行分級調查，結果激發了「四項原則」的制定：首先，反外國干涉戰略的針對目標是外國政權及其代理人，而不是懷疑在外國出生的澳大利亞公民的忠誠度；其次，該戰略並未指明專門針對中國；第三，它將把「秘密、腐敗或脅迫性」行為與合法透明的公共外交行為區分開來；第四，調查將建立在「透明、執法、威懾和能力」的原則上。
譚寶解釋說，將進行立法禁止外國政治捐贈，在澳大利亞政界工作的外國政權及其代理人被要求依法登記身份，而針對政治干涉和間諜活動將引入更嚴格的法律。在譚寶推出這些新法律之後的幾天內，北京對澳的統戰網路已全面啟動，在一場關鍵的議會補選中煽動當地社區僑民反對、抵制一位「反華」的參選議員。
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2/3的選民支持反外國干涉立法，只有11％反對，然而精英層面的態度似乎在以另一種方式傾斜。大學、媒體和商業組織普遍指責澳洲政府「越權」並不遺餘力的爭取豁免權，如今政府已向媒體的獨立性做出了妥協，本月底議會委員會審查之後可能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另一些批評人士說政府沒把所謂的「干涉」定義解釋清楚，還有人批評澳大利亞將與中國的關係視作太過消極。許多人還擔心法律中寬鬆的定義和指控可能會波及所有華人。有些人甚至更加苛刻，例如悉尼大學副校長Michael Spence就曾表示，譚寶政府應該停止其「恐華的言辭」。
民主世界的道路在前進
澳大利亞政體面臨的威脅，從某種程度上是世界其他國家所同樣面對的，但我們只是剛剛開始認識到這一點和做出反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試圖在全球不斷擴張其個人影響力。
澳大利亞是否正在「喚醒」全世界對中共影響力干涉的警覺度？答案是肯定的，五角大樓的一位高級官員給出了5個原因。首先，這樁辯論起源於澳大利亞的中國社區，這裡的人們已有能力識別中共所刻意施加的影響與他們自身的真實意願；其次，澳大利亞已經超越了對中共爭論點的虛假辯論層面，而能夠正確的關注中共的真實意圖；第三，澳洲政府授權委託進行徹底的跨機構調查，以構筑基於內部的堅定共識；第四，參與調查者們正努力在對開放社會的合法影響與侵入性干擾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最後，這些新制定的原則，在未來有望普遍而平等的適用於所有被秘密、腐敗或脅迫行為所困擾的國家。
譚寶及澳洲政府目前所做的，是在搭建維護人類民主政治制度核心價值觀的平臺，以工黨為首的反對派陣營同樣會支持這一共識。堪培拉也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民主國家達成越來越多的共識，但未來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澳大利亞和民主世界需要支援為數不多的獨立中文媒體平臺，讓僑民社區不再被迫依賴已被中共「審查」過的媒體新聞來源。澳洲大學需要建立新的流程來確保透明度、恢復研究獨立完整性、重建對中國的認識。記者、作家和政治家則需避免條例太鬆懈的描述，否則會被中共抓住把柄作反擊。外交官們需要明確「與中國建立關係」是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而非關係的本身。
澳洲的情報機構已開始清晰描述他們對中共影響力的擔憂，但現在需要更進一步。僅停留在警告有關侵犯「主權」可能遭到威脅這樣的抽象概念，遠不如解釋清楚中共的運作模式來得有效。雖然美國情報局今後可能會效仿澳大利亞的做法，但澳大利亞情報局應該借鑒美國檢察官Robert Mueller的做法，利用法律起訴程序作為推動公共教育的機會，從而減小記者和政治家們所承擔的責任。
澳大利亞如今已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加強優勢，彌補其開放的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脆弱性的不足。必要時，我們不得不進行間諜戰。但像所有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只有當我們真正拿出足以擺到台面上的明確證據和合情合理的論點時，我們才能取得這場戰役的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