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北京往事之陰霾下的婚禮(組圖)


陰霾下的婚禮( 網路圖片)

成熟的年齡,成熟的人生,一旦兩心相許,很快成為伉麗。我們是1981年「 十・一」之夜結婚的,婚禮很簡單,傢俱大多是舊的,總共花了400多元。我平反歸來一共補了1800元。當時是筆大錢,平生從未有過這樣多的錢,組織上把這筆錢交給我時,我兩手都在打顫。酬朋謝友,製作衣服,花去了不少。為此,對妻子欠了一筆感情債。她當時年齡雖已32歲,卻是一個姑娘呀!太慢待別人了。我心裏發誓:今後我一定拚命寫稿寫書掙錢,掙它幾十萬、上百萬元,重新買套漂漂亮亮的傢俱以慰紅顏!

正在我們婚禮舉行的時候,傳來了對我不利的消息,全國正在大清特清「精神污染」。半年前工作在《四川群眾文藝》月刊的編輯難友王志傑約我寫的小說發表後,被省委宣傳部列為「清理」對象。據說,有一封來自群眾的匿名舉報信說,「被關押了23年的曉楓,改正歸來後對黨仍懷著不滿和仇恨,他借用小說把全國比成一座監獄,惡毒地攻擊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聽說在省委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杜沁源,公開點了我的名,發表這篇小說的刊物主編因此免了職。於是有斷定:「曉楓是」清查「對象,將再次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經過幾十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大家都嚇破了膽,連打一個噴嚏都得蒙住鼻子。婚宴在東大街成都餐廳舉行,共十桌,每桌標準30元,由服務公司易永貴書記為我操辦,原說來為我婚禮的難友好些怯場,特別是那位名詩人摯友未來。席間,孫靜軒說:「沙河自來膽小如鼠,一生中總想保自己,結果自己也沒有保住,現在我什麼也不怕,點名就讓它點,充其量再當23年右派。」他是少年時參加中共,有「紅小鬼」之稱,和我交往並不深,因在1981年4月,《長安》雜誌上,拋出長詩《一個幽靈在大地遊蕩》,與白樺先生電影文學腳本《太陽和人》,受到中央點名批判,共同列為全國「清理精神污染」的首要作品。


鐵流和夫人。(圖片來源:鐵流提供)

文人看來很倔強,其實骨頭是很軟的。他們常常屈服於統治者的烏紗和大棒。為了烏紗,他們可以出賣良心,成為權力者為虎作倀的幫凶;面對大棒,他們可以出賣朋友,以保全自己的身家和幸福。有幾個能做到白居易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呢?中國好人還是有的。正當省委大員杜心源準備揪我的時候,省文化廳廳長鄧自力(鄧小平的堂叔,60年代當過四川省滬州地委書記,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為民主表命,解散公共食堂,大搞「三自一包」,被老百姓稱為「鄧青天」,1962年反右傾中,被訂為「右傾分子」後撤銷一切職務。打倒「四人幫」後復出任職)出面說話了。因為《四川文藝》歸省文化廳主管,既然出了問題,他就得處理。為慎重起見,他要來刊物,仔仔細細讀了兩遍,最後以省文化廳黨組的名義,向省委常委會寫了一份報告:「曉楓同志發表在《四川文藝》1981年8月號上的小說《不願出監的人》,是一篇歌頌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大農村在落實土地承包責任制後所帶來的大好形勢,並非告狀信上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再傷害蒙冤歸來的同志,它不屬於清理對象。」好在後來這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清理精神污染」,終於不告而終。

殘冬過去,春天來臨。我們婚後生活得十分甜蜜幸福。我們家在報社過道旁的一排平房裡,大約十六平方米,一分為二,裡面僅能容一間雙人床的住室,外面算是客廳,沒有衛生間和洗澡間,但和過去23年比較,不僅有天上和人間之分,還有地獄與天堂之別。那時我的住處長2米,寬80公分,所有財產全裝在一個破木箱裡。對眼前的家十分愜意!她上班在金牛區茶店子,距報社足足有20公里,以最快速度騎車也得45分鐘。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簡簡單單吃點東西就得上路。晚上我們在報社食堂買飯,自己很少生火,把節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寫稿掙錢。我當時很窮,行政21級,月工資68.5元,結婚負債買了一臺18寸的東寶黑白電視機,一年還清,每月要扣32元。她的工資不足40元。我只有拚命寫稿掙稿費,才能擺脫困境,才能把舊傢俱換成新傢俱。好在我筆下功夫還可以,每月竟能寫五六篇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稿費高達三四百元。很快鳥槍換炮,不久彩電、冰箱、電話一應俱全,接著又有了孩子……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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