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運動，運動，運動(圖)

運動中標語和言辭，還有一點法治的影子嗎？（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2月13日訊】運動是某種體制一種常用的運作和治理社會生活的方式。

要明白什麼是運動方式，可以先來看他的反面。一般地說，做一件事情，可以有兩種最基本的推動方式。一種是依據規則和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一種是以運動的方式，大轟大嗡地推進。在前者，規則、制度、法治是至關重要的要素。在後者，權力、動員、強制力，則是最重要的因素。

運動方式本身也有區別。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坦在其早期的博士論文中，曾將運動方式分為兩種。

他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和蘇聯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他認為，蘇聯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社會動員可以稱之為命令式動員(command mobilization)。在蘇聯，其農業合作化的實現，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隊在農村所實施的強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農業合作化的農民，都受到強力的壓制以至專政手段的鎮壓。這與蘇聯革命是通過城市起義方式實現，在農村沒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有關。

而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的過程則與此不同。中國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社會動員方式可以稱之為參與式動員(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在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雖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隊，但工作隊的主要任務不是強制農民，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說服工作，使農民認識到現有的土地佔有情況和經營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的。個體的農民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景。在整個過程中，都伴隨著工作隊對農民的「訪貧問苦」和農民的「憶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農民的階級意識，提高政治覺悟。其結果是農民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自覺參與。

這也表現在當時階級鬥爭的方式上。在蘇聯，包括鎮壓反革命和大清洗，都是由專政機構來專業化進行的。而在當時的中國，階級鬥爭都強調群眾的參與，採取群眾鬥爭的方式進行。按照毛澤東的想法，這有教育群眾、提高群眾覺悟的目的，當然也有使用行政執行機構力不從心的原因。

無論何種方式的運動，都與幾個因素有直接關係。一是革命的慣性，因為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革命的方式；二是大規模社會改造的目標，這些目標之宏偉，難以用常規化的方式實現；三是常規化的機制或是不好用，或是能力不足，或是平時不作為，或是面對的問題積重難返。

並不是所有社會都有社會動員的能力以及發動運動的能力。運動的方式要成為可能，首先需要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中，要有一個能發動運動的中樞，這個中樞要麼能動員民眾，要麼能高效地指揮行政系統，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同時，整個社會具有高度的整體性或聯動性，即在社會動員的過程中，整個社會能夠行動起來，而能夠行動起來的條件是不同類型的組織化，或是行政化的組織方式，或是其他形式的組織方式。

上述體制因素的結合就是舉國體制，無論幹什麼，都是全國總動員，全民總動員。於是，才有一聲令下，整個社會齊行動。但在這個過程中，專業化的分工被打破，各個部門各個單位有指標。

比如，在前些年很多地方招商引資的時候，包括共青團、婦聯、計畫生育部門也都有招商引資的目標，完不成指標就受處罰甚至主要領導人被免職。征地拆遷，也是各單位動員，甚至連中小學也被動員起來，讓中小學生回家做父母思想工作。在有的地方甚至實行連坐的懲罰辦法。征地拆遷中產生了社會矛盾，維穩的任務也分割到不同部門。我一個朋友在既無權也無錢的科協工作，但也分到了若干戶的慰問指標。對這些上訪的，只能給錢安撫，實在沒錢，只能挪用那一點點可憐的科研經費。

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功能的紊亂。在運動期間，各個單位和部門，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本職工作，投入到自己並不熟悉也不擅長的事務中去。而各個部門和單位，為了完成任務，為了領導不受處分，就只能胡幹蠻幹，甚至不擇手段。

再從運動實施的環節看。運動要成功，這樣的幾個環節是少不了的。成功地營造氛圍，通過營造氛圍，形成一種環境壓力，要麼是政治正確與否，要麼是道德的壓力。集中性與突擊性，調動全部可以調動的力量，畢其功於一役。苛刻的考評與嚴厲的懲罰。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化和走樣變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往往不惜代價，不擇手段，是運動中常見的現象。

結果，其負面的效應很快就會顯現出來。一刀切、大呼隆，層層加碼，在任務完成之後，就是一地雞毛。有時，運動式治理會演變成官員之間的競賽，你狠我比你還狠，你極端我比你還極端，你三天干完我一天干完。大躍進是從哪裡來的？除了目標的不切實際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層層加碼的邏輯。

週期性的運動與常規性的惰性往往如影相隨。運動式的治理方式之所以成為必要，與平時的不作為有直接關係，也與運動中常規性的程序和規則被破壞有直接關係。運動往往成為一場破壞規則的競賽，結果就是法治的被破壞。原來的契約呢？原來的合同呢？原來有關部門允許的批文呢？統統不算數。「賣煤就抓人，冒煙就拆房」，這樣的標語和言辭，還有一點法治的影子嗎？而且當運動成為一種常用的治理方式的時候，也很容易助長官員的投機心理，平時一塌糊塗，只要運動中表現突出，就是好幹部，又能得到上級的青睞甚至提拔。

就在本文寫就的時候，看到兩則新聞。一則說，在上面有了掃黑的部署後，某省要求每個基層檢察院今年要辦理一起涉黑案件。另一則是，在北京大悅城發生砍人事件後，北京市發動20萬人連夜巡邏布控。而且官方的消息說，從第二天開始，從第二天開始，將有以首都治安志願者為主體的70萬群防群治力量走上街頭。要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北京人口號稱2000多萬，有誇張點的數字說春節期間離開北京的就有1000多萬。北京還剩多少人？

這使我不禁想起在2015年股災時我說的一個比喻：一個有點怕你，但心不甘情不願的人給你開車。你說怎麼開吧。你說快點吧，不然要遲到了。好，你想快點是吧？那就一腳油門到底。這時你覺得開的太快了，說別太快，別出事。好，害怕了是吧？想慢點是吧？那就一腳剎車到底。

應當說，這是運動式的通常做法。在這些做法中，包含著運動式治理的一些最基本的密碼。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