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安．斯蒂文森找尋轉世再生的科學證據(下)
伊安．斯蒂文森博士研究兒童的前世記憶。（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隨著對斯蒂文森興趣的增長，我讀了更多的資料。在一個對他的研究評價溫和的文章中，我得知了他的小傳：
斯蒂文森1943年在蒙特婁的McGill大學得到醫學博士學位，是班上頂尖的學生。1957年，39歲時，他成為維及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的帶頭人。
從那以後，他開始對能記憶起過去世的生活之兒童的報告進行研究，最終放棄了他的管理職位而成為全職的對超常現象的研究者。他教授的職位是被徹斯特．卡森資助的。──這個人發明瞭複印工藝。
自從美國醫學研究會發表了一篇對斯蒂文森研究的正面的綜述後，主流科技界卻將他完全忽視了。
在和斯蒂文森真正相遇前，我對他的唯一瞭解來自一個他1989在東南路易斯安那洲大學的講座的翻印本，在那裡他解釋了他是如何從醫學實驗室分析大老鼠肝臟轉生去會見那些聲稱記得來世的兒童。他的評論讀起來像19世紀的作品，在那時，科學家同時還是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學家，他們並不懼怕在公眾面前對不可知的現象進行思考，提出貭疑。但我還是從他的文字中體會到了苦澀的味道，至少是受傷害和困惑，斯蒂文森清楚的感受到，他畢生的工作被他的主流科學家的同行們忽視了。
他甚至不能等到第二段就說了：「對我來講，目前科學家相信的每件事都該是被敞開貭疑的。我總是驚訝的發現，現在的許多科學家把現今的知識當永遠不變的東西去接受。」
在貝魯特一家旅館用晚餐是，斯蒂文森向我解釋了是什麼使他從傳統醫學研究的成功事業中轉變方向：「是這樣，我是一個有廣泛興趣的讀者，我開始四處尋找，在書中，報紙中，雜誌中，去尋找通常是個例的關於再生記憶的報導。從這裡那裡，最後我找到了44例。
我把這些事例放在一起時，它們明顯的共同特徵出現了：年齡小的兒童，2至5歲，在一小段時間內說出他們關於前世的記憶，直至8歲左右。但必須先將他們放在一起，你才能明顯的看到它們。很多也就是比雜誌的奇聞逸事稍好些，但有些可以認為是更嚴肅的。
數量應是有科學意義的，這44例，當你把他們放在一起的時候，這對我來講是無法迴避的──那裡一定意味著什麼。我沒辦法想像它們全都是假的，騙人的。我的結論是，如果更多的事例被發現，從更早的階段，更認真的去研究，這可能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我並不認為我可以完成這一項觀察。
1960年，從斯蒂文森發表了他的文學調查報告後，他開始聽到了在印度的類似報導，並被邀請去調查。
「當我到達時，我指望得到5個事例。但令我驚訝的是，4個星期內，我得到了25例。同樣的事發生在斯里蘭卡──我指望1個或3個，最終我得到7個。我沒有在這些事例的行為方面用過多的精力。有這樣一個事例，一個男孩聲稱，他是波羅門，生在印度低等的世襲家庭，他不吃他家裡的食物。他說，「你們只是扎特人的一個分支，而我是波羅門，我不吃你們的食物，」這個男孩堅持著他的信仰進入了不幸福的成年期。
「我想，這很有趣，但是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他的話多少是可以證實的，有什麼樣的可能使他通過正常途徑學到這個。」
經過一段時間，斯蒂文森得到了結論，在最有力的事例中，沒有通常的解釋可以合理的與事實相符。總之，他們都需要一個超出現今理解範圍的解釋。
他於1964年發表了他的第一個事例集。但是它被人們忽視了。
除了忽視，這還給他妻子帶來了嘲弄，人們的反應有時令他難堪……
但是從那時起，他堅信，他在找尋的東西中，一定有真實的物質存在的東西，無論代價有多大，它是值得探索的。於是，他在這些事例中投入更多更多的時間。
斯蒂文森面臨的另一個危機是，他的贊助人，Chester Carlson在紐約的電影院死去了。對他本人厄運的悲哀夾雜在他的悲傷中「我想，‘這下研究的基礎沒有了，我不得不退回到通常的研究中去。’後來，遺囑被宣讀了，Chester Carlson給大學留下了一百萬美元，而留給他的研究的還稍微多一些。
不管是否得到主流的尊重，斯蒂文森現在回到了全職的觀察中。但他並不滿足於這種舒服的邊緣操作。
「我認為，大多數超心理學家都太封閉了，」一次他對我說，「他們只是和自己交流，卻沒有足夠的和其他的科學家交流，而且，他們大大的疏忽了一個事實-----這個世界的其他部分並沒有在傾聽他。他們被封閉在相對狹小的實驗室計畫中，如果不是輕蔑的話，他們是傾向於忽視自己的領域裡發生的事和自然產生的經驗。
「是那些事情更讓我感興趣。現代的超心理學家模仿生理學家，只是對實驗室發生的事感興趣，而並不對諸如愛和死之類的事情發生興趣，而超心理學家去模仿心理學家。這是說，你對條件有嚴格的控制。但是，對我來講，似乎把某些重要事的百分之九十弄明白要比把某些瑣事的百分之百搞懂要好的多。」
儘管年近80，斯蒂文森的精力令人驚訝，他仍在不知疲倦的奔波著……
我可以理解他的這份努力。正如他所說的，我們所遇到的事例的每一小部分都是不容忽視的。也如他認同的，如果只是一個單一事例本身，沒法說它不是一個通常的事件，但是，如此多的事例集中在一起，還要用我們現有的知識講，那麼唯一的解釋辦法是：假設它是一個大規模的，多方位的陰謀，也許是有意的詭計，亦或是無意識的公共協調──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家庭和社區，他們沒有明顯的動機，也找不到他們用來協調這個詭計的清楚方式。
另一點也是明顯的，斯蒂文森並未忽略相反的證據或是對他論文的可能編造出的支持事例。他甚至是努力尋找問題去戳穿一個論斷。
最終的結果是，事例的不斷積累，它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和環境，每個都有多個獨立的實事求是的見證人──見證了這些難以置信的事例。我的多疑向我敲起了警鐘──
我直截了當的問了他：他對此的熱衷會不會威脅到他發現的客觀性？
「如果你能給我找一個對試驗結果漠不關心的研究者，我就給你看看拙劣的研究。」他說。
「這就像打網球叫邊界球一樣。我很想在一週的比賽中贏，所以我很注意那個球是否出界。由於誠實是個名譽的問題，所以我不會說謊，但我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邊界球。」
除此之外，他說，他最深切的希望是，邊界裁判會叫停，然後去觀察地上的泥點，或支持或反對他的結論，而不是讓人無法容忍的另一種可能性──甚至沒有人去看一下。
說這個時，斯蒂文森的一貫的鎮定自若消失了，這個世界的冷漠使他的危機感升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