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律師認罪，低端人口被逐(圖)
2012年江天勇在北京接受媒體採訪(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11月27日訊】在這個粗暴地驅趕「低端人口」的寒冬，「你或許不知道江天勇是誰，但一定得知道這個‘自信的黨國’是用這種方式對待自己的人民」。
臺灣《上報》發表社評《臺灣人你知道江天勇是誰嗎》說，從被失蹤、被關押，到公開被認罪，江天勇的遭遇很容易讓外界聯想到另一位等待被「審判」的臺灣人李明哲。但儘管江天勇已經表態配合甚至公開認罪了，到最後仍遭到判刑，這也讓外界對於即將到來的李明哲宣判不樂觀；另一位中國異議人士莫之許悲觀地指出，只能說黨國是越來越自信了。
文章說，審判江天勇的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當天有一百多人圍觀，在距離法院前一公里處就到處佈滿了便衣與警察，一位律師只是試圖在法院門口詢問案情，就被七、八名便衣警察架走，直到審判結束後才被放出來。幾名曾受江天勇幫助過的709大抓捕家屬原擬送錢送衣服給江，卻遭不明身份人員圍堵，手機被搶走，被便衣推倒在地，拖拽走了五十多米。「你或許不知道江天勇是誰，但一定得知道這個'自信的黨國'是用這種方式對待自己的人民」。
寒冬中被粗暴驅趕的「低端人口」
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低端人口」－－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的不祥之兆》，作者程映虹說，「低端人口」無疑是一個讓人震驚的指稱，查考下來，在北京市一級的官方文件中沒有見到這樣的說法，有的只是「優化」、「控制」和「疏解」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詞。但在區一級政府部門的官方文件或報告中，「低端人口」的說法則頻頻出現。而在實際做法上，現在所發生的就是將外地在京弱勢群體、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衛生方面有重大問題的群體在嚴寒中強制趕出，等於坐實了傳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這個說法。
一場大火引發「低端人口」議題
文章說，「低端人口」一詞迅速而廣泛的流行，觸動了這麼多人的神經，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義上，也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在當今中國繁殖的不祥之兆，而對在京外地底層勞動者在嚴冬的粗暴驅趕又證實了這一點。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專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為它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會有對專制權力的崇拜和對強權的心服口服，對強人政治的津津樂道。很多人對具體的社會問題牢騷滿腹，但一說起權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肅然起敬。
中國體製出不了科技強國
香港《立場新聞》發表文章《以大陸現在的體制跟文化，中國不會成為科技強國》，作者David Tang說，中國大陸今天雖然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只是因為人口夠多，人均收入來說，還是跟泰國跟墨西哥甚至伊朗差不多。至於科技水平，近年的大陸，的確從玩具成衣傢俱工廠，局部升級到汽車電器工廠，但跟科技強國，還有一大段距離。
有人指出，納粹德國跟共產蘇聯不是也很獨裁高壓嗎，他們的科技也紅極一時啊！作者說，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納粹德國的技術的確厲害，但納粹當政區區十幾年，那些科學家工程師根本不是在它底下培養出來的。納粹上臺之前，德國是個民主共和國，就算再之前的德帝國，也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雖比不上英國民主，但以當時來說，也是個自由法治之地。事實上，納粹德國逼走了很多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不是那些科學家出走美國的話，美國也不會那麼快搞得出原子彈。至於蘇聯，二戰後乘機侵佔大半個東歐跟德國，一口氣吸收了不知多少人才技術，但很快，六、七十年代就開始就無以為繼了，被歐美大幅拋離。
香港幹部也要統一思想
特區政府邀請了中央「宣講團」赴港解讀十九大精神。香港《明報》發表文章《當香港官員也要學習十九大精神》，作者曾志豪說，以往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因為一國兩制，香港有自己的一套管治和工作目標，香港的體制也和內地格格不入。譬如「××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實在和香港無關，因為香港早就過了為「小康」而奮鬥的階段。「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香港卻是早就建立了法治傳統並早就具體實踐，不幸卻被某方面蠶食破壞。
十九大精神成為官員「必修課」，香港也不例外
作者說，這個宣講團來港講十九大工作報告，等於政治上宣示，香港不能在全國版圖上留白缺席。縱是特區，也要領略黨的工作精神。以往「兩制」是強調香港和其他內地省市的「不同」；今天在「全面管治」的新方針下，便要強調更多「一國」的「相同」。只是當一切都變得「相同」，還談什麼「兩制」？當香港的官員也和內地幹部一樣要「統一思想」、「學習工作報告」，則這種「兩制」的差異還有何意思？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