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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錯口號被槍斃?文革「荒唐事」一籮筐(圖)

 2017-10-20 09: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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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荒唐事數不勝數,生靈塗炭。
「文革」荒唐事數不勝數,生靈塗炭。(網路圖片)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原北京外國語專科學校的封佩玲寫下了幾件親身經歷。也許這些小事微不足道,但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氣和可悲。這些事,兒輩或許多少知道一點兒,孫輩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為奶奶為他們講「天方夜譚」的故事,故而把這些血淚斑斑的殘暴行為命名為「文革逸事」,讓後人來評說吧!

初嚐游鬥

1966年6月2日,新聞聯播播出這張大字報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後,學校(北京外國語專科學校)裡立即亂作一團。不久,學校停課,學生造反,揪鬥校系領導,衝擊各級組織,接著運動步步升級,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封佩玲是學校團委書記,直接面向廣大青年師生,「文革」風暴一來,她這個團委書記就成了推行修正主義建團路線的急先鋒。結識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來反戈一擊,給她糊了一個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來在校園裡游鬥,這可是外專戴高帽遊街的第一個「走資派」,心裡又怕、又羞、又惱,真是斯文掃地,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

好不容易游鬥完了,放她回家吃飯,老伴已煮好一大碗麵條,還特意放了兩個荷包蛋,但她卻一點食慾也沒有,腦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話也沒有,兩眼發直,呆坐在沙發上。這時,老伴從他的臥室拿出一個自己糊的高帽子,同封佩玲戴的那個差不多,強作笑顏地對說:「明天要是再游鬥,我戴這頂陪你游。」

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煩惱一下子全消失了,封佩玲端起麵條碗,吃個淨光。這時才發現,老伴兩眼都含著淚花,是無奈的淚,也是痛苦的淚。

封佩玲說:「在全校批鬥會上,會場一片打倒聲,還讓我第一次嚐到坐『噴氣式』的味道:彎腰90度,臉望前方,雙臂向後高舉。大會點名要老伴上臺揭發,老伴照著報紙口徑批了一通修正主義後,竟為我表起功來,說我來學校剛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據黨中央指示做的,誰能知道是修正主義呢?未等他講完,就被「革命」群眾轟下臺去,我心裡暗自發笑,心想,你這個書呆子,現在是甚麼氣候,還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沒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而且比批鬥我還厲害。」

最讓封佩玲想不到的是,她精心培養的一個團委接班人反戈一擊,竟信口雌黃,把她苦口婆心勸他安心團的工作,並現身說法,服從組織分配,34歲還作校團委書記的工作,說成是以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拉攏他。他家在農村,生活很困難,封佩玲主動借給他60元錢讓他寄回家應急,卻說封佩玲拿臭錢腐蝕他。要知道,那時的60元錢,可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多月的工資啊!遺憾的是,這位同志「文革」後沒有對封佩玲說過一句表示歉意的話,也從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見,「文革」把人性扭曲到甚麼程度。

禍從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沒完沒了的交代檢討,早請示,晚匯報,挨鬥挨罵,老伴關在牛棚,兩個幼子都送去遠方,牽腸掛肚,內外交困。當時,封佩玲又嚴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會、小會都要你發言、表態,她只好按報紙登的文章的口徑講,有時就念報紙,還生怕念錯了。

有一次小組會發言,她把《人民日報》社論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念成劉少奇革命路線,出現了口誤,這一下,小組會立即炸了窩,還未反應過來,就有人把她從座位上揪起來,低頭、認罪。

第二天,又開了專門的批鬥會,要她交代頌揚劉少奇,公開唱反調的罪行,交代反動思想的根源,說封佩玲骨子裡反毛、反黨、反人民。其實,就是口誤,念錯了,哪有甚麼反動思想,更找不出反黨的思想根源,只好認罪,任你批,任你鬥,大會、小會,批個沒完。

這時,軍工宣隊為了擴大「戰果」,製造恐怖氣氛,就利用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學生同幾個科室幹部發生口角,誣陷這些學生搞打、砸、搶,定性為反革命,人為製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圖把這起事件同「劉周封三家村」掛起鉤來,掀起更大的批判鬧劇。

每次批判,自然要她聯繫自己表態,封佩玲心裡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錯字了,一邊字斟句酌,一邊心裡嘀咕,可就是越擔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誤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

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衛中南海的解放軍,說「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軍,十足的反革命,聯繫她上次的口誤,罪加一等,有人當場就要定她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建議立即開除出黨,交群眾專政,也有人要揪她去專政機關。

沒隔多久,市裡在原建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確有因喊錯口號被判了重刑,記得還有個女的給槍斃了。

造反派就地開了個批判會,說封佩玲也夠槍斃的,要她交代反動思想和背景,是誰指使的,似乎她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誤,是反動本質的反映,真是有口難辯。這時,她心裡已經沒有了怕,只覺得好笑,歷史上的文字獄,還有個文字憑證,可沒聽說口誤罪,真是「文革」的新發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達到了登峰造極。

封佩玲稱:「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損,兩個兒子受牽連,『文革』後工作頻繁調動,未能盡我力量去工作,實感遺憾。更為遺憾的是:對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頭講給我帶個小尾巴的「寬大處理」,以後找誰也不管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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