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曠世冤案：數千人酷刑後被處決（下）(圖)
中共統治下冤案無數，此為文革中的殺人場面。（網路圖片）
接續〈中共曠世冤案：數千人酷刑後被處決（上）〉一文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開了濫抓濫殺的大門。在這場紅色狂潮中，約有6350餘名黨政軍幹部死於非命
時間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從上海發來了《中央給閩粵贛特委信──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根據特委劉肅「社黨」的報告，作出了具體的指示：「閩西的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都是敵人積極地打入到黨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活動。從蔣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個的聯繫和計畫的，必須予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鄧發、林一株等人閱過此信，精神格外振奮。在這之前，他們對於處決林梅汀等17名「社黨」分子、出兵討伐傅柏翠，心裡有些不安。現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說明他們是幹得對的！林一株尤其激動，在其後的傳達中央指示的會議上，林一株喊出了「抓盡一切社黨分子，殺盡一切社黨頭餘」的口號。
會議結束的當晚，林一株指揮抽調來的一個營，將與盧肇西一道被捕的紅12軍的40多個排以上幹部，每人用長繩捆住一隻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著「移牢」。當經過一處僻靜的山坡時，突然停下來，宣布對這些人處以死刑。為要節省子彈，沒有開槍，一律用馬刀砍，用梭鏢刺，然後挖大坑集體掩埋。臨近午夜子時，林一株親自指揮一個排，一鼓作氣地處決了曾牧春、謝憲球等15名「社黨」分子。
肅委會夜以繼日地在行動，不停地抓人殺人。各縣的肅委會也不甘落後，掀起了清肅「社黨」的高潮。有的地方層層加碼，以示鬥爭的堅決。改組後的永定縣委作出規定：「如有各級黨部及機關不堅決地執行肅反方針，宜當徹底改造。」「應把反『社黨』工作中表現猶豫的堅決清除出黨。」而在實際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認為肅反行動不力，或表現出思想上的猶豫，就會被戴上「社黨」分子的帽子，抓起來予以刑訊。這使得幹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現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姿態，以求自保。一時間，肅「社黨」成了黨政軍機關、民眾團體一切工作的重心。
運動鋪開，各地抓捕的「社黨」分子越來越多。按照林一株在虎崗審判大會上宣布的三條懲辦原則，起初的半個月，各機關、單位和部隊無論抓捕犯人還是處決犯人，都得上報肅反委員會，取得批准。後來要抓要殺的人越來越多，肅委會來不及作出批復，乾脆下發了一個檔《閩西蘇維埃政府第25號通告》，作出了新的規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以先執行，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
第25號通告的新規定，打開了濫抓濫殺的總閘門。狂潮起處，人頭紛紛落地。被處決的「社黨」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權中的中堅分子，相當部分是閩西各地紅色區早期的創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獲「社黨」機關，出現的名稱由「社黨」支部，上升到總部，直至各級「特委」。閩西蘇區的最高紅色政權──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與候補執委，半數以上的人受到牽連。有的正在主持會議，就被突然而至的保衛幹部，用一根繩子反捆兩臂，鎖住喉結，在人們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龍岩縣委，曾三次宣布破獲「社黨」地下縣委；就是一些區鄉的少年先鋒隊，也發現了「社黨」組織。
之所以那麼多的黨員、幹部被打成「社黨」分子，主要是根據口供抓來的，抓來就審，以刑逼供，然後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黨」分子沒有明確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檔規定，一些平時工作上犯有錯誤，或者消極落後的幹部，一概可以視做「社黨」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號」文件中規定的那樣：「這些分子，雖然不是社黨成員，但實際上是社黨的表現，是社黨發展的物件。」左傾到了極點的肅反路線，有如一張疏而不漏的天網，只是需要，什麼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縣委，是處決曾牧春後改組的，由原縣委常委、秘書長張覺先代理書記。張主持縣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縣肅反委員會主席在全縣的黨團聯席會議上宣布是暗藏的「社黨」，就被逮捕起來。同時被捕的還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鄭世明等13名幹部。這些被破獲的「社黨永定縣黨部」成員們，只在臨時牢房裡關押了一夜，每個人「過堂」一次，翌日上午一處山野荒地就成了他們的歸宿。一個代理縣委書記，竟由一個縣委屬下的肅委會主席主宰了命運，在「肅反中心」論指導下，當時政權混亂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中共杭武縣第五區的區委書記伍超然，沒有及時按照縣肅委發來的名單抓捕「社黨」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趕來的特派員下令逮捕，被抓的還有區委的主要幹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區舉行公審大會，集體處決這個升格為「社黨杭武特委」的成員們。根據杭武縣肅委會1931年6月1日編的《革命法庭》記載，這12個幹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歲。
濫抓濫殺的紅色狂潮，衝擊著閩西蘇區的每一個角落，引起黨內外幹部、群眾的極大恐慌，不少幹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莊的農民也集體逃離；至於紅軍部隊當中，有的戰士害怕突然間災禍臨頭，相邀開小差逃走；還有些地方的幹部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被迫進行武裝對抗。
杭武縣第三區，因為沒有在討伐傅柏翠時跟著去打北四區，從區委書記何登南、縣赤衛大隊直屬的三大隊政委陳錦玉，到一些鄉蘇維埃幹部、赤衛隊戰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為「社黨」分子，拘押於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鎮。暫時沒有被抓的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邱子庭等人，眼看著這麼多的同志、戰友，將要背上「社黨」分子的黑鍋做死鬼，大家又氣又急，就扣押了專門檢查肅反工作的肅反委員會副主席羅壽春，強硬地逼迫他手寫了釋放關押在白砂鎮的200多名「社黨」分子。拿到條子之後，李真指揮第三大隊圍住了幾處臨時牢房，迫使守衛人員放出了這些人。
中共閩西特委在獲知這一消息後，認定是一場「社黨」發動的反革命暴動，立即調集紅12軍一個團開赴杭武第三區，消滅第三大隊。5月29日，被包圍的第三大隊除少數人突擊逃走，大部分被繳械拘捕，前幾天被救出來的人也多數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開緊急會議，作出決定：「對於已經歸捕的『社黨』分子，應多方設法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見於《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關於杭武第三區事變的決議）
巨大的災難降臨了。路邊的許多群眾心房在顫抖，在痛苦地流血。他們閉上雙眼，不願意目睹那悲慘的一幕：李真、張純銘等第三大隊的幹部，包括許多戰士，被武裝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腳下，從那兒傳來了一陣陣槍聲……
紅色狂潮的猛烈蕩滌，使得閩西蘇區元氣大傷，損失極其慘重，究竟有多少黨政幹部和紅軍官兵蒙冤而死，歷史檔案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只是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一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犧牲者，計有6352人（見於1986年5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從保留下來的歷史材料中，可以看到當年「印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2月19日，在給閩粵贛省委的信中講道：「這一非常事件，給閩西黨的創傷是嚴重的，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減為5000人不到。」閩西團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給蘇區團中央的報告中，也講到團組織陷於癱瘓的情狀：「全區30個區委中，只有1個區委能勉強維持工作。團的組織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務，發生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新幹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錯雜無緒。」比各級黨政組織解體、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在面臨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的嚴重敵情下，大批紅軍指戰員在清肅運動中無辜受害，致使戰鬥力嚴重削弱。中共閩粵贛特委於1931年5月1日給永定縣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紅12軍在這次清肅之後，內部的確萬分成問題，戰鬥兵的減少，指揮員的缺乏，以及士氣勇氣的減低，這決不是東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決的。」由於紅軍力量的削弱，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閩西的進攻，蘇區的紅色政權由原來的48個區，銳減到22個。
四、閩西的「肅反」受到嚴厲批評，「災星」林一株受到嚴懲。周恩來抵閩西後，全力糾正肅「社黨」的錯誤
7月中旬的閩西，正值盛夏炎熱，中共閩粵贛特委的人事有所變更。7月8日，特委書記鄧發奉調瑞金，其職務由盧德光接任。7月12日，從上海繞道香港再抵閩西的盧德光來到永定。
張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來檢查工作的閩粵贛省委組織部長羅明，敏銳地意識到一種轉機的到來。他們分別找盧德光，介紹蘇區肅「社黨」的情況。盧聽了他們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強烈地感覺到大規模的肅「社黨」運動給蘇區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感到憤怒，用兩天的時間向中央寫出了反映閩西肅「社黨」情形的報告。7月18日，盧德光主持特委會議，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撤銷肅反委員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處，以郭滴人為處長，林一株降為副處長。
隨著改制的各縣政治保衛局，接到了上級的通知：今後不可隨意處決「社黨」人犯，不可再憑審訊口供抓人，抓人須經保衛處批准。
猶如潰倒的堤壩得到了修堵，攔住了洶湧的水流，濫抓濫殺的現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轉機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給閩西發來了指示信，對閩西如此大規模地清肅「社黨」，表示了非常驚訝和不滿，嚴厲批評閩西的肅「社黨」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擴大化、簡單的懲辦主義和依靠刑訊三大錯誤。這是人們所看到的第一個對閩西肅「社黨」持全面否定的檔。
此時黨中央對閩西肅「社黨」的態度與以前大相逕庭：4月4日中央在給特委的指示信中，是「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候的中央，有一個誰在主持各蘇區肅反工作的問題。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兩個多月內，打著「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旗號而上臺的王明中央，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通過王明、向忠發等人，實際操縱中共黨的。因此，4月4日發給閩西的指示信，帶上了比立三路線還要左傾的印記。時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變動，周恩來重新主管軍委，情報、通訊、鋤奸都歸屬於他。中央於8月下旬發給閩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來依據了盧德光的客觀翔實的報告而寫的。
中央的來信，使閩西蘇區情況突變。9月28日，正在睡覺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衛處的行動科長與4個戰士出現在他面前。科長說了一句「上級決定審查你」，戰士們便毫不客氣地給他穿上棕繩「馬甲」。同是這天晚上，原肅委會副主席羅壽南、閩西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張丹川、勞動監察部長熊炳華等8人，分別由保衛處逮捕。
9月29日上午，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97號通告，宜布林一株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書記，張丹川、熊炳華等人均係特委成員。
又是一聲炸雷落地，將軍民們震得目瞪口呆：原來林一株幾個人才是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社會民主黨頭子！難怪，這些窮凶惡極的反革命，殺害了我們那麼多的同志，還留他幹什麼，為許許多多冤死的同志報仇！越快越好！特委書記盧德光不管走到哪裡，都有人圍住他發出泣訴和呼籲。
罪惡累累、民憤極大的林一株，到底難逃罪惡。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黨」萬惡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與之共同斃命刑場的還有羅壽春、張丹川等8人，他們是背著同一罪名赴黃泉的。
將林一株等人從速正法，對於穩定肅反造成的混亂局面，安撫義憤難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為「社黨」首領，同樣是毫無根據的羅織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個人品質惡劣，政治上野心勃勃，為要達到個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肅反大權為非作歹，這是事實，但給他戴上那樣的罪名，卻是錯誤的做法。其實，他哪裡又是什麼「社黨」的特委書記呢？
處決林一株，並不標誌著閩西蘇區肅「社黨」的運動徹底結束。在各縣的政治保衛局，還關押著不少「嫌疑犯」，等待處置。另外，對於這場死了那麼多人的政治運動，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說法？如何做好善後工作，這些問題都擺在那兒。盧德光與張鼎丞、郭滴人等人，為此多次計議過，打算開完全蘇「一大」再說。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張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會議結束的翌日上午，兩人結伴來到沙洲壩元太屋，看望已經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
由紅軍總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見到閩西蘇區地方黨的兩位領導人，非常興奮，拉住兩人的手問長問短。話沒有說多久，毛澤東將心中掛記已久的事提出來：「聽說閩西的肅『社黨』搞得蠻厲害，現在是怎麼個樣子？」
張鼎丞、郭滴人正是帶著這個問題來向毛澤東討教的，不由地向他詳細訴說起來。
毛澤東聽完張、郭感情沉痛的匯報，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長歎，沉聲而道：「太可怕了，這樣地搞，不等敵人來打，我們自己就要垮臺的。這樣所謂的鬥爭要立刻停止，馬上放出那些還在關押的人！」隨後，毛澤東問起傅柏翠的情況，並說：「像他這樣的同志，應該團結，尊重，決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閩西，作用會更大的，可惜呀！」
在臨別之前，毛澤東批了500元銀洋給閩西，用於善後工作，撫恤被害同志的家屬。
張鼎丞、郭滴人回到閩西後，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閩西蘇維埃政府的名義下發檔，指示各縣的政治保衛局，無條件地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社黨」嫌疑分子，堅決停止抓人。各級蘇維埃政權要對被害人員的家屬予以撫慰，擠出財力加以撫恤。隨後，特委與閩西蘇維埃政府聯合組織了6個工作組，來到各縣督察這項工作。
閩西蘇區對肅「社黨」嚴重失誤的自我糾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員」──前來就任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持。
周恩來是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的，於12月18日到達長汀。一路上，他與沿途護送的人員談話，與駐地幹部交談，瞭解到閩西肅「社黨」的情況，劉閩西肅反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及嚴重後果十分憤慨、焦慮。12月18日在長汀住下來的晚上，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急信。信中寫道：「我進入蘇區雖只3日，但沿途所經，已見閩西在解決社會黨問題上，造成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信中尖銳地指出：「閩西的肅反有許多的失誤，靠的是刑訊逼供，他們處理的方法之錯誤，如中央歷次所指示的殆過之無不及。」周恩來在信中講道：「目前問題已很嚴重，建議中央作一有力決議指示此間，以便盡快處理這一事件。」
周恩來的「伍豪自中區來信」，轉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經過研究之後，專門針對性地發出了指示信，對閩西蘇區肅「社黨」的嚴重失誤，再次作了嚴正批評，指出：「這種錯誤在閩西蘇區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現象，若不及早糾正，閩西蘇區的發展與鞏固是絕對不可能的。……閩西肅『社黨』嚴重失誤，在於肅社黨的鬥爭不但沒有造成廣大工農兵群眾對於社黨的仇恨，對於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而且反使群眾懼怕共產黨，使群眾對共產黨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從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這種錯誤的繼續存在，要求閩西黨組織立刻同肅反中的嚴重錯誤作最堅決的鬥爭，最徹底地站在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上，檢討在肅反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閩粵贛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長汀縣城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中央關於閩西肅「社黨」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沉痛地承認「省委在指導肅『社黨』中犯了重大的指導性錯誤。沒有從階級力量的劉比上來觀察『社黨』，誇大了『社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幾年來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這就發生了唯心的推測，和肅反中心論，甚至對黨員對群眾都不敢相信。（見於《中共閩粵贛蘇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閩西蘇區洶湧澎湃的紅色狂潮，被徹底遏制住了。其後，隨著對這一事件展開的各種調查證明：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在閩西蘇區根本不存在，純係子虛烏有！乃是一場完全錯誤的曠世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