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以前 人名多半是一個字？(圖)
單名真正獨大，是從漢代開始的。圖為一開始就叫復名「弗陵」的漢昭帝，他在後來改成單名「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個問題的描述其實不太準確。
單名在漢代開始獨大
先秦復名絕不少見，堯名放勛，舜名重華，大禹傳說名文命，而其後代的夏王也多見復名；商王以天干為名，均為復名；周天子和春秋諸侯也常是復名，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鄭莊公寤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
單名真正獨大，是從漢代開始的，兩漢二十三俱為單名，三國諸多風流人物，更是絕難想出一個復名來。
至於其原因，有種解釋說是西漢元始二年，漢平帝下詔說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於是改為單名「衎」，這時正是王莽專政，因而後人會說「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
這種解釋並不合理，單名在此之前已經盛行，而皇帝把自己的復名改為單名，也並不始於漢平帝。漢昭帝一開始就叫復名「弗陵」，後來改成單名「弗」，原因說得也很明白：「以二名難諱故」。也就是說，皇帝要是叫復名，你們就得避諱兩個字了，為方便群眾，特地只用單名。
值得一提的是，漢晉皇帝為此作出的貢獻不止是用單名，他們還常選用生僻字命名，如劉炟、劉肇、曹叡、司馬熾。
既然皇帝帶頭只用單名，還是這麼高大的理由，下邊的官僚豈有不效仿之理，畢竟他們學習這樣的做法，也有利於一家之中避家諱，便於維護自己的尊嚴。
天子的避諱之舉
但為什麼直到漢朝，天子才意識到要為群眾避諱行方便呢？原因很簡單，避諱的規矩雖然古老，但過去本來不需要避這麼多諱。
《禮記･曲禮上》：「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即是說避諱不用管同音字和讀音相近的字；如果是復名，只要不把兩個字同時使用就算避諱了，如孔子母親叫徵在，孔子說「徵」時就不說「在」，說「在」時就不說「徵」。
到了秦漢，為維護中央集權的皇家威嚴，避諱變得遠比古制要嚴苛了。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漢武帝叫劉徹，於是車轍也只好叫「車通」。不光皇帝的名諱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諱也得避，今天的壽張縣，曾經叫壽良縣，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諱而改稱壽張；孝元皇后父親名禁，當時就把「禁中」改稱「省中」來避諱。
所以，直到漢代，減輕百姓避諱負擔的意義才變得顯著，才值得皇帝做出表率。
但單名現象只是上層社會的專利，平民仍然是單名、復名皆有，東漢時期留下來的買地石券，即使位於距離首都洛陽很近的地方，也都是同時存在單名和復名。
復名的開始盛行
那唐代以後復名又是怎樣重新變多的呢？這要從東晉後期人名的一種特殊現象說起，那時候，上流社會流行一類特別的復名：單名加上一個虛字。如在單名後邊加個「之」，在單名前邊加個「道」，加個「僧」。
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王羲之的「羲」加「之」，後邊的「之」就是虛字，它無需避諱，王羲之的兒子有五人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王獻之又有個兒子叫王靜之，祖孫三代都帶個「之」字，完全不會被人認為不妥。
關於「之」字的意義，陳寅恪指出是天師道徒的習慣，屬於信仰標識，其他如「道」「僧」也很類似。但東晉南朝人士用上這樣的復名也不僅是出於宗教原因，加進去的一個字完全可以用於表達別的內涵。據《晉書》記載，大將軍桓豁有二十個兒子，取名時都加了一個「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這是為了契合前秦謠讖「誰謂爾堅石打」。
再往後，加給單名的虛字類型變得更加豐富，信仰色彩的虛字逐漸退潮，而帶有儒家道德涵義的虛字則增多起來。很多人名裡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宋武帝劉裕給他七個兒子取名都帶個「義」字。
這類做法造成了取名風向的逆轉。從東漢到西晉，原為復名的寒人新進入官府，會給自己改成單名，孟孝琚碑的傳主原名孟廣宗，就改成了孟旋。而陳朝人周文育原名項猛奴，是典型的俚俗名，為轉換身份，他選擇的改名就並非改作單名，而是在中間加了一個有寓意的「文」。
※ 本文主要參考了：黃清敏《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魏斌《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其意義》兩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