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成都鎮壓──一個被遺忘的天安門事件(組圖)
1989年6月成都。
世界媒體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場抗議和鎮壓。但在中國各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抗議。北京的學生絕食後，在四川成都，學生們開始在天府廣場絕食數日。因為尚與中國有著聯繫，拍攝這張照片及以下幾張圖片的攝影者要求不要透露其身份。
據《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 2014年4月15日報導，二十五年前——1989年4月15日，中國學生悼念一名改革派領導人的去世。但是，開始的哀悼演變成要求民主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示威者留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日復一日，直到他們的抗議活動在6月4日遭到中國軍隊的殘酷鎮壓。到今天，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媒體捕捉到了在北京這場大屠殺裡的一些故事。但NPR長期在中國的記者Louisa Lim說，中國政府這25年來在竭盡所能要抹去人們對這場抗議的記憶。在Lim出版的新書《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講述了1989年如何改變了中國，及中國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寫在1989年發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調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個被人們遺忘的鎮壓。在Lim報導之前，成都的鎮壓從未被報導過。
在成都，Lim見到了現在70多歲的唐德英（音）。這名身材矮小的老婦人笨拙地穿著她粉紅色的塑料平底拖鞋走進了房間。
1989年6月4日，當戒嚴部隊在北京對平民開火時，這場暴力立即被廣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廳裡。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發生的致命事件的細節才浮出水面。正是該事件奪去了唐德英17歲兒子的生命。
25年來，唐德英活著只為一個目標：要將造成她兒子周國聰（音）死亡的人繩之以法並尋求賠償。她的兒子在1989年的成都鎮壓後失蹤了，後來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毆打致死，警方後來給了她一張照片，顯示了他被打得變形的屍體。
她堅定地告訴Lim：「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就是這句簡單的話語讓Lim橫跨三大洲找尋證據線索，包括目擊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記、美國的外交電報和中國政府官方版本對事件的記錄。這些不同的線索交織在一起，展示了成都這出幾乎被遺忘的悲劇。
1989年6月成都。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廣場，警方最初用催淚彈和眩暈手榴彈來對付示威者，試圖驅散擁擠的人群。
在成都的抗議活動幾乎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對應。1989年4月15日，學生們悼念因突發心臟病去世的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隨著5月中旬的開始絕食，很快演變成了大規模抗議活動。
學生們佔領了成都的天府廣場，在100英尺高的毛澤東雕像下露營，並自豪地宣稱這是一個「小天安門」。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將抗議者清出天府廣場的行動還相對平靜。
但當聽到在北京軍隊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的消息後，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知道危險，他們攜帶橫幅聲討「六四屠殺」及帶有哀悼標語的花圈，上面寫著「我們不懼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動用了催淚瓦斯，天府廣場上爆發了激戰。抗議者們向警察投擲鋪路的石塊，警方用警棍毆打示威者。
衝突中的傷者在等候治療。
1989年6月4日，當局派出武警對天府廣場清場，警方和憤怒的人群發生了激戰。
在附近的一間醫療診所裡，地板上躺著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國人Kim Nygaard回憶說，他們懇求她「告訴全世界！告訴全世界！」長凳上坐著一排患者，他們的頭骨破裂，裹著繃帶，襯衫的衣領附近沾滿了血跡。Nygaard的證據顯示，警方的戰略是針對示威者的頭部。據當地政府的官方陳述，當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兩名學生，並稱這場戰鬥令1800人受傷，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輕傷。但美國的外交官員當時告訴《紐約時報》，他們相信當天有多達100名重傷者被抬出天府廣場。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進入6月6日時，一群人闖進了成都的錦江賓館。在那裡，在國外客人們的注視下，發生了成都鎮壓最殘酷的場景。安全部隊抵達後，在賓館的庭院內抓捕了數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遊客在電子郵件裡描述說，她從5樓的陽臺看下去，看到大約25人跪在庭院裡。他們的頭被推到面部朝地，雙手被捆在背後。那些看守圍著他們轉了一個多小時。終於，接到命令了。這時，「那些穿著白襯衣黑褲子的男子們走過去，用鐵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腦袋」。這一殘酷的場景令她跑進衛生間裡嘔吐起來。幾天後，她逃離了中國，並告訴一家《斯堪的納維亞》的報紙說「他們殺了他們，一個接一個，此時其餘的人仍在求饒」。
十幾名最初在美國總領事館住處避難的西方人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當宣布事態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賓館時，一些人看到了一些發生的事。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賓館，看到院子裡堆著像一個個沙袋一樣的東西。當她還在揣測這是用來做什麼的時候，突然發現「沙袋」動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樑，她驚恐地意識到那些沙袋其實是面部朝地橫在地上的人，他們的雙手被捆在背後。她對Lim說，「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們那麼做時在折斷他們的胳膊。’」最終，開來了兩輛卡車。對那一刻Nygaard記得清清楚楚：「他們把這些身體堆上卡車。我們就覺得，這樣子沒人能活下來。被壓在最底下的人可能會被窒息而死。他們抓起他們就像提沙包一樣，像扔垃圾一樣扔上卡車的後面。」五個單獨的證人描述了同樣的場景，美國的外交電報中也提到這個。目擊者們估計，他們看到30到100具屍體被扔上了卡車。當地政府並不避諱拘捕事件。《成都暴亂始末》這本中文書記述了該事件的官方版本。書中稱，在錦江賓館有「70名暴徒」被抓。對於那些被拘捕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有的話——有多少人死亡，這無從得知。成都的抗議立即被當局貼上「政治風波」的標籤，與北京的相提並論，並污蔑抗議者是「暴徒」。立即改寫歷史是要地毯式地讓國民對1989年事件「失憶」的第一步。25年來，唐德英因為拒絕遺忘而一直遭到懲罰。6月6日那天，她的兒子騎自行車回家時被拘捕，從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關押的人告訴她說，她兒子是被打死的。為了要求當局解釋兒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訪。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毆打、監視，並兩次被關進鐵籠子裡。但她的倔強終於為她在2000年獲得了一張她兒子屍體的照片，這證實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麼死的。血凝結在他的鼻孔周圍和嘴巴的一側。鼻子上有一大塊瘀傷，面部看上去腫脹變形。他的一隻眼睛微微睜開。當她看到這張照片時就暈了過去。在死亡中，她兒子仍在看著她。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難補助，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為與1989事件相關政府給出的補助。當局希望她停止活動，但是她沒有。她說，那些責任人仍須認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傷的男子被抬進成都一家醫院。（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傷的男子被抬進成都一家醫院，目擊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們僅僅因為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就被毒打昏迷。
二十幾年前在成都發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讓當地政府繼續投入金錢和人力來鉗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共政府對於自己最近的歷史是多麼的懼怕。二十幾年前，政府用槍支和警棍鎮壓自己的人民。現在，它在部署更複雜的工具來控制人民，通過媒體審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歷史來打造愛國主義和民族認同感。雖然無可否認中國的國民變得越來越富有，比天安門事件後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經驗表明這種自由是有限的，僅僅是要留住記憶都被視為威脅到社會穩定。在成都發生了什麼很重要，因為它顯示了中共政府的成功：不僅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著他們的記憶。在當今的中國，記憶已成為了一種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