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西,這個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葉!(組圖)
永安公司老闆的女兒戴西(郭婉瑩)
【看中國2017年6月16日訊】前言:真的很了不起,幾代的家庭教化和社會教育才能培養出這種品行(例如楊絳、錢鐘書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國文化的,歷次運動都是挖掘和鼓勵人性最陰暗、最骯髒的角落,把中國的社會道德搞成現在這樣情況的根源就在這裡,我們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來歌頌過去的罪惡歷史。
這個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葉
昨晚,老公在計畫夏天的出遊。我就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看書。一方面是陪著他,遇到有什麼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個叫「戴西」的老太太的傳奇一生裡。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於南京東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後改名「中百十店」,現在又叫「華聯商廈」。
「永安」的老闆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於悉尼。6歲那年,父親應孫中山的邀請,來到上海開辦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隨父母舉家遷回上海落戶。
她的一生堪稱傳奇。父親是上海灘上最大的百貨商之一。生活對於她,就像陽光下蔚藍廣闊的大海一樣璀璨晶瑩。她從小習慣於華美的生活,可也從不將這種生活視為生命。她從中西女塾畢業後,退掉了她不愛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約,去燕京讀書。之後嫁給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清華的學生。雖然他沒什麼錢,也不大會掙錢,但是她覺得他有「fun」。「fun」這個詞她說了一輩子。即便在漫長的不堪回首的日子裡,她也總能找到自己遭遇裡的「fun」,再告訴獨自在家對母親牽腸挂肚的兒子,而兒子總是透過那些媽媽驕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過什麼。
讀她的故事,讓我心潮難以平息的,並不是她49年以後的那些遭遇。像她這樣背景的女人,49年以後會面臨什麼樣的生活,我想也能夠想像得出來。我感動的是她一生都堅持的驕傲和精神。
年輕時,因為追求對生活的趣味而選擇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業時,她一樣能驕傲地揚起下巴出去工作。她無視別人的譏笑,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榮。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時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發作,也不滿腔悲憤的控訴,只是安靜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於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屍房認屍。望著面貌全非,變得「就像是一隻插在筷子上的蘋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覺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監獄的遺物,她絲毫不避諱全部帶回了家,他用過的洋鐵缸子,她又接著用了許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來的時候,她伏在那個骨灰盒上,哭著說了一句:「活得長短沒有什麼,只是浪費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後來的回憶錄裡基本不多說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們評論他們的父親。可是,讀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著說的那句話,我相信她是那個最懂他最體貼他甚至依然最欣賞他的人。
這是一種怎樣的自尊。她維護自己選擇過的東西。不因為它們沒有給她帶來臆想中的快樂和幸福就否定它們。她欣賞自己追求過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獲得來衡量別人的價值。
50年代以後,一次次的運動,戴西從一個錦衣玉食有房有車的富家女,被剝離到住進7平米的亭子間,每月只有24元的工資。「晴天時,有陽光會從屋頂的破洞裡射進來。而有北方寒流到來的早上,她醒來時,常常發現自己的臉上結著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裡,她要為兒子的大學生活費每月交納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費,她實際的生活費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飯,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錢一碗的陽春麵。
這麼艱難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時,「她輕輕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憶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樣,她說:它曾那麼香,那些綠色的小蔥漂浮在清湯上,熱乎乎的一大碗。我總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會兒,店堂裡在冬天很暖和。然後再回到我的小屋子裡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鄉下的勞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來的鴨棚。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憶錄裡這樣寫道:
「先把稻草鋪在爛泥地上,然後,我們把鋪蓋鋪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東西全都濕了,我們不得不把它們統統拿到外面去晒。當時,我們八個女人住一個小棚子,擠得連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邊的人吵醒了。我們的鄉下廁所靠近一條小溪流。剛去的時候,我問別人到哪裡去拿水刷牙洗臉,他們告訴我像村裡的人一樣,到溪流那裡去取水用。我拿著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們在河邊上洗衣服,有人在那裡洗菜,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還有人在上游洗著他們的木頭馬桶!所以在開始的三天,我沒有刷牙洗臉。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們每天喝的水也是從那條河裡打上來的,不過放了一些明礬在裡面消毒。」
從前她是一個大百貨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優渥的。可是,有一天,當生活奪走了她擁有過的一切,在貧民窟的煤球爐上,她還可以用鐵絲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黃的土司麵包來,她也可以用被煤煙熏得烏黑的鋁鍋蒸出彼得堡風味的蛋糕來,雖然沒有烤得那麼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個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經歷了更多艱難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終當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著紅茶,雪白的捲髮上散發著洗髮液的沁香,她所表現出來的教養裡,依然有一種芳香的、精緻的、對生活微小而純正的堅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資本家連隊裡沒有女資本家,所以,她和同樣在那兒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幹部們住在一起。同樣都是來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幹部們依然覺得她們可以凌駕於戴西之上。
「清洗馬桶還是我每天的功課。我們屋子裡住了七個人,所以,她們每天出一個人幫我一起把沈重的馬桶抬到糞池邊上去,這就是她們做的。然後,我要倒馬桶,把它搬到河邊上洗乾淨,然後把馬桶搬回宿舍去。馬桶很大,又沒有把手,所以你能想像到我一個人搬它有多困難。有一次,幾個農場的年輕人批評女幹部們,說她們讓我一個人做這樣的事是不對的。但照女幹部們的意思,就是要我這樣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輕人說:‘我們覺得她們也需要這樣做,來改造好她們自己。’我什麼也沒說。除了干所有要我幹的農活以外,不光倒馬桶,每天早上衝滿宿舍裡所有的熱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們的一個熱水瓶。我不得不去買兩個熱水瓶膽來賠給她們,就像她們要求我做的一樣。這對一個月只有六元錢的我來說,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幹部們,或許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遠大抱負的共產黨員。在四清時,她們大概也曾是工作組的一員,而參與過對他人的批鬥。在她們自己也成為運動對象時,她們人性的醜陋在艱難和苦楚裡依然一展無疑。而戴西,沒有什麼信仰,也說不出什麼大理論,她只不過就是個有知識的家庭婦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堅韌。在她要面對的不僅是女幹部的欺壓,還有同是資本家之間的侵軋和出賣時,她絕不為了立功贖罪,而去揭發傷害難友。她保護的不僅是自己的自尊,還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憶錄裡講到一個同事因為戴西的課講得比他的生動,更受學生的歡迎,無形中便得罪了那個同事。當運動到來的時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繹成電影裡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說教後面,其實有著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慾。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還可以是出於對那種自己嚮往卻又不能擁有的生活的怨憤。他們利用政治運動的堂而皇之,其實只是為了排泄自己的私憤。而這些正是一次次群眾運動的極大動力。所以我始終覺得文革中那些慘絕人寰的虐行,也正說明瞭人性的醜惡。無論是為了自保而攻擊運動中的對象,還是出於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為了一報以前無法滿足的私仇,如果歷史今天要諒解他們,我實在是覺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經有英國BBC記者來採訪戴西。當他們問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時,戴西問他們知不知道中國人日常的消費指數,他們說不知道。於是戴西拒絕告訴他們。事後戴西解釋說,要是她說謊,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實回答,那英國人會非常吃驚。「我不想把自己吃過的苦展覽給外國人看,他們其實也是看不懂的。他們是想把我表現得越可憐越好,這樣才讓他們自己覺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國遇到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被問起她勞改的情況時,戴西優雅地直著背和脖子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型,不在那時急劇發胖。」
寫到這裡我不僅要說,一個人的品質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時練就養成的。而且,「相對於成長過程中苦難貧窮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鑄就一個人純淨光明堅韌品質的最好養料。」我們能說,戴西的品質,和當年窗明几淨的中西女塾的影響一點沒有關係嗎?
戴西和她唯一當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遺囑裡都表示將遺體無償捐獻給上海的紅十字會並且不留骨灰。志願書上寫著:「我志願將自己的遺體無條件地奉獻給醫學科學事業,為祖國醫學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貢獻自己最後一份力量。」
她們在文件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於就是真正認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搗毀,父母的銅棺被撬開,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頭砌起來的墓園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從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裏,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親人安息在一起,哪裡還有她的歸處?
在戴西的告別儀式上,有一幅輓聯如實的表達了戴西的品質:
有忍有仁,大家閨秀猶在;花開花落,金枝玉葉永存。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