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莊屠殺 揭開文革中血腥的一頁!(上)(圖)
大辛莊鄉政府大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500,空氣品質5級,污染程度非常嚴重。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一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裡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人,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人;紅升行動慢一些,只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殺的公社主任高福興、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他們認為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繼續之中。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非常殘忍。
從殺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些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裡,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裡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藉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
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裡,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知道自己並沒有處死他人的權力,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反常。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會向大興縣過問此事。
老劉說,他們從北京回來,認為得到了明確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而且還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