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對地下黨員的十六字方針(圖)


最大紅色間諜郭汝瑰。(網路圖片)

據新華社原副總編輯穆廣仁披露,大陸政權即將易手之際,中共曾對在南京的地下黨員採取「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針。這一方針受當時客觀條件影響,原件很難見諸於世。1949年以後的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歷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以前,人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驚人史料,包括衛立煌、張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都是「紅色代理人」。雖然,對於這幾個人是否真的是臥底,現在還存有爭議,不能定論。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黨確實在國民黨的心臟裡埋得很深,從早期的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槐、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如果單是從謀略上說,上述十六字方針真的是十分高明。

1949年5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戰場的勝負決定的,但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然而,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

1949年以後的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這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歷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只能在電話裡回答他的問題。他從「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中得知,大約二十幾年前,當M的右派結論得到改正,從下放的雲南偏遠農村返回昆明後,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訴了M這十六字方針,那人還親口表示,自己曾親眼看到過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記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線索嘎然中斷,但這位作家相信這個方針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黨史檔案室中不會有。

這位作家從另一位友人S那裡又聽說,復旦大學有一位老人,上個世紀50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過,那裡的人曾告知這十六字方針。他就此事和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交換過意見,李普先生說,從這16個字的文風、氣勢看,是毛澤東的作品,從毛對知識份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發動的歷次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來看,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後來得到了證實,答案終於找到了。這位作家從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研究的人那裡瞭解到,一位原江蘇省安全廳的負責人在查閱檔案時發現,確有這樣一個文件。當時是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南京、福建、廣西、雲南是重點,請示毛應如何處置。毛的批示就是這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這個批示當時的下發範圍極小,只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所以,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都未聽說過。有了這十六字方針,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黨的老資格女黨員,在和橫渡長江的大軍會師後,在新成立的劉伯承、宋任窮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雖然還安排了一個組織部長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評,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後到杭州工作,這正是十六字方針中的「降級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漢(時為浙江省長)雙雙墜網,成為著名的「沙陳」集團之首,是當年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在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當時鄧小平還在南京,在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公開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鄧在報告中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對解放軍不服氣的情緒。(這次整黨實際上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所謂「反革命」,可是有100多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鄧報告中列舉的「組織不純」事例,經查證都不屬實。此文後來也有沒收入官方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對於南京發生的情況,當時一定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匯報,這才有康生向毛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才有了毛大筆一揮的十六字批示,但這決不是毛個人一時心血來潮信筆寫下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從鄧小平的報告看,包括鄧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十六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1945年,在陝北的窯洞裡,毛澤東還沒有預見到四年後即可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已明確地告訴全黨:「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銳先生當年就聽到過這個傳達。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更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

可惜,羅隆基、章伯鈞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這些「自由資產階級」在紅色政權迎來的將是滅頂之災,大網早已布下,與他們的聯盟、合作只是暫時的,充其量是利用他們。現在,十六字方針的浮出水面,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現實是如此嚴酷,如此無情,滿腔的熱血換來的只是被猜疑、被戲弄甚至被虐殺的命運,「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革命」?難道「革命」僅僅是某個集團或個別人登基的台階?難道權力的頂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熱血塗紅?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份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未能逃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運(只有個別幸運者例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但是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紅色新朝棄如敝履,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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