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萬里長城：宋教仁(圖)
宋教仁被暗殺，使中國第一輪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受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13年2月20日晚上，上海閘北火車站，宋教仁被一顆子彈擊中，新生的民國方向逆轉，中國第一輪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受挫。
湯化龍的輓聯說：「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他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他稱宋教仁是萬里長城，國人為何要自壞萬里長城。
1882年出生的宋教仁，在100年前的中國，只不過是32歲不足。一個80後，卻要為中國擔當這樣大的責任，要成為一國的棟樑，要成為這個國家的萬里長城。憑什麼？憑的是那個時代提供的機會。那個時代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當他少年時代，中國發生了戊戌變法，中國發生了八國聯軍進京，中國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這個國家的命運成了很多讀書人關心的問題。他在那樣的大時代，追求自己的理想，參加革命，到日本深造，最後成為那個時代風口浪尖上的英雄人物，成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成為國民黨的重量級領袖。
他的出現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是一百年的中國呼喚出來的。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孕育出來的。今天的時代可能越來越靠向他的時代了，又在呼喚著一批一批的英雄的誕生，重新建造一個全新的中國。宋教仁是那個時代的少年人，他要創造一個少年中國。一個少年中國的少年，他的生命夭折在32歲，一百年後，人們還要探尋他走過的道路，探尋他的政治理想。他今天仍然沒有離開我們，因為他留下的百年謎案都沒有解開，我們還在破他的案；他留下的百年之問，我們還沒有回答。今天我們所有的人，中國人，男女老幼們，其實每天都面對著宋教仁之問，或者說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問：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在這一塊專制深厚的土地上，有沒有可能實行憲政民主？這是一個百年之問，今天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僅是過去的，更是未來的。所以我說宋教仁這個人物，也不僅是過去的，更是未來式的。他主張在憲政的軌道上，公平競爭，輪流執政，政黨內閣，議會民主選舉，省長選舉，省自治，一整套一系列的主張，都是人類美好的理想，這些理想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變成了現實。包括在華人的某些地區也變成了現實。在我們周邊的一些小國，像緬甸也即將成為現實；在越南也正在成為現實；最後只剩一個老大中國。我們是世界的末班車，我們有幸趕上了這末班車。
譚人鳳先生說過一句話：「破壞建設一身肩，有思想，有學問，有才能，謂之政治大家曾何愧。」這是他寫的輓聯的一幅上聯。在那個時代，宋教仁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家，身上有超強的建設力，他不僅有理念，能搞演說，而且能搞組織，而易能操作實際的政治，運作當時的中國人都陌生的那一套憲政運作的那一種方式。所以當他死之前，中國的報紙都已經把他看成政治家。1913年1月26日，徐血兒在《民立報》發表一片評論，題目叫《當今之政治家》，文章中「當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無有可以企及者也」就是宋教仁，說他「有沉毅的魄力、運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統的政綱，而且能堅持政見，不屈不撓」。
2月21日，來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說：「聽孫先生演說，理想高遠，是一大哲學家；聽黃先生演說，誠坦動人，是一大實行家；聽宋先生演說，條分縷析，是一大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說，條分縷析，對外交事務、內政事務，對財政，都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見解。3月24日，在宋教仁死後不久，《民主報》發表文章論當世政治家，「本黨理事，國民黨的理事當中，孫黃二公之外，才氣之縱橫當推宋教仁為最。能運用大黨略，以與他人爭雄者，亦以此公為最。能為強毅之手段，與他人奮鬥者，亦以此公為最。」
同一天《民權報》評論說，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穩健派，認為他用溫和的手段穩健地推動中國的民主，所以他稱之為真民國的萬里長城。這一個稱呼跟湯化龍給他的稱呼萬里長城是一致的。所以當時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國的萬里長城，萬里長城卻在頃刻之間就塌了。整個國民黨上下，乃至整個的中國朝野，無論支持他的還是反對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在那一個春天1913年的春天，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國的萬里長城頃刻塌陷的痛苦。今天如果你驀然發現萬里長城塌了，帶來的那種震撼，那種心痛是可以想見的。這個痛苦不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個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宋教仁的痛苦不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個中國人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時不時就要隱隱發痛的痛苦。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難得的具有建設力的人物，一個中國歷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設力的人，一個陽光人物。
他身上具備健全的角色意識，他所以說，他如此篤定的說，進而組織政府，實行確定的政治主張，退而在野，處於監督地位，跟反對黨可以相磨相幫，共同進步。這番話一百年來如此篤定的說過，一個掌握了權力的人敢說進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敢說出這麼篤定的話嗎？他有自信，他知道，選下來了，下次可以選回來。因為他有自信，如果沒有這樣的篤定，政治人物說不出來這樣的話。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贏得了政權，哪肯放手的？你見過放手的嗎？我只見過一個，蔣經國先生，他放手了，他終於放手了。我們看見他在那一個時代他可以說出這麼篤定的話，「進而組織政府，實行政見，退而在野，處於監督地位」，這正是民主憲政最核心的理念。這是中國的一條正路，這條光明大道，曾經在1912、1913年的中國鋪開了，他是走在這條路上的領頭羊，是中國政治的領軍人物，是一個超前看見了新中國的人。但是這樣的一個陽光人物，他即將給中國帶來陽光，帶來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氣，他不幸被一個兵痞，武士英一顆小小的子彈擊中了。這顆子彈就結束了中國探索民主憲政的一條道路。這一百年我們仍然活在百年餘痛當中。宋教仁的百年之問，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寫在天空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