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萬里長城:宋教仁(圖)


宋教仁被暗殺,使中國第一輪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受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13年2月20日晚上,上海閘北火車站,宋教仁被一顆子彈擊中,新生的民國方向逆轉,中國第一輪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受挫。

湯化龍的輓聯說:「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他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他稱宋教仁是萬里長城,國人為何要自壞萬里長城。

1882年出生的宋教仁,在100年前的中國,只不過是32歲不足。一個80後,卻要為中國擔當這樣大的責任,要成為一國的棟樑,要成為這個國家的萬里長城。憑什麼?憑的是那個時代提供的機會。那個時代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當他少年時代,中國發生了戊戌變法,中國發生了八國聯軍進京,中國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這個國家的命運成了很多讀書人關心的問題。他在那樣的大時代,追求自己的理想,參加革命,到日本深造,最後成為那個時代風口浪尖上的英雄人物,成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成為國民黨的重量級領袖。

他的出現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是一百年的中國呼喚出來的。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孕育出來的。今天的時代可能越來越靠向他的時代了,又在呼喚著一批一批的英雄的誕生,重新建造一個全新的中國。宋教仁是那個時代的少年人,他要創造一個少年中國。一個少年中國的少年,他的生命夭折在32歲,一百年後,人們還要探尋他走過的道路,探尋他的政治理想。他今天仍然沒有離開我們,因為他留下的百年謎案都沒有解開,我們還在破他的案;他留下的百年之問,我們還沒有回答。今天我們所有的人,中國人,男女老幼們,其實每天都面對著宋教仁之問,或者說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問: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在這一塊專制深厚的土地上,有沒有可能實行憲政民主?這是一個百年之問,今天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僅是過去的,更是未來的。所以我說宋教仁這個人物,也不僅是過去的,更是未來式的。他主張在憲政的軌道上,公平競爭,輪流執政,政黨內閣,議會民主選舉,省長選舉,省自治,一整套一系列的主張,都是人類美好的理想,這些理想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變成了現實。包括在華人的某些地區也變成了現實。在我們周邊的一些小國,像緬甸也即將成為現實;在越南也正在成為現實;最後只剩一個老大中國。我們是世界的末班車,我們有幸趕上了這末班車。

譚人鳳先生說過一句話:「破壞建設一身肩,有思想,有學問,有才能,謂之政治大家曾何愧。」這是他寫的輓聯的一幅上聯。在那個時代,宋教仁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家,身上有超強的建設力,他不僅有理念,能搞演說,而且能搞組織,而易能操作實際的政治,運作當時的中國人都陌生的那一套憲政運作的那一種方式。所以當他死之前,中國的報紙都已經把他看成政治家。1913年1月26日,徐血兒在《民立報》發表一片評論,題目叫《當今之政治家》,文章中「當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無有可以企及者也」就是宋教仁,說他「有沉毅的魄力、運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統的政綱,而且能堅持政見,不屈不撓」。

2月21日,來自浙江的一篇稿件說:「聽孫先生演說,理想高遠,是一大哲學家;聽黃先生演說,誠坦動人,是一大實行家;聽宋先生演說,條分縷析,是一大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說,條分縷析,對外交事務、內政事務,對財政,都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見解。3月24日,在宋教仁死後不久,《民主報》發表文章論當世政治家,「本黨理事,國民黨的理事當中,孫黃二公之外,才氣之縱橫當推宋教仁為最。能運用大黨略,以與他人爭雄者,亦以此公為最。能為強毅之手段,與他人奮鬥者,亦以此公為最。」

同一天《民權報》評論說,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穩健派,認為他用溫和的手段穩健地推動中國的民主,所以他稱之為真民國的萬里長城。這一個稱呼跟湯化龍給他的稱呼萬里長城是一致的。所以當時有很多的人把宋教仁看成是民國的萬里長城,萬里長城卻在頃刻之間就塌了。整個國民黨上下,乃至整個的中國朝野,無論支持他的還是反對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感受到了失去他的痛苦,在那一個春天1913年的春天,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國的萬里長城頃刻塌陷的痛苦。今天如果你驀然發現萬里長城塌了,帶來的那種震撼,那種心痛是可以想見的。這個痛苦不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個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宋教仁的痛苦不僅是湖南桃源人的痛苦,更是整個中國人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時不時就要隱隱發痛的痛苦。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難得的具有建設力的人物,一個中國歷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設力的人,一個陽光人物。

他身上具備健全的角色意識,他所以說,他如此篤定的說,進而組織政府,實行確定的政治主張,退而在野,處於監督地位,跟反對黨可以相磨相幫,共同進步。這番話一百年來如此篤定的說過,一個掌握了權力的人敢說進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敢說出這麼篤定的話嗎?他有自信,他知道,選下來了,下次可以選回來。因為他有自信,如果沒有這樣的篤定,政治人物說不出來這樣的話。政治人物好不容易在打天下中贏得了政權,哪肯放手的?你見過放手的嗎?我只見過一個,蔣經國先生,他放手了,他終於放手了。我們看見他在那一個時代他可以說出這麼篤定的話,「進而組織政府,實行政見,退而在野,處於監督地位」,這正是民主憲政最核心的理念。這是中國的一條正路,這條光明大道,曾經在1912、1913年的中國鋪開了,他是走在這條路上的領頭羊,是中國政治的領軍人物,是一個超前看見了新中國的人。但是這樣的一個陽光人物,他即將給中國帶來陽光,帶來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氣,他不幸被一個兵痞,武士英一顆小小的子彈擊中了。這顆子彈就結束了中國探索民主憲政的一條道路。這一百年我們仍然活在百年餘痛當中。宋教仁的百年之問,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寫在天空的問號。

本文留言

作者傅國湧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