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錯誤的信仰 蒙騙了人類100多年(圖)


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859年,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不是神創造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從簡單到複雜進化來的。嚴格地說,進化論至今都只是一種假說,當年達爾文希望將來能發現確鑿的證據,可是禁得起檢驗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而且進化論的理論與事實也出入太大,論證模棱兩可,結論也無法重複。後來的學者是把進化論當作一種科學的信仰繼承下來的。也正是因為信仰,才把它當成真理介紹給學術界和公眾,這種新奇的假說很快形成了一個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們當成了真理。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上升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

筆者多年來熱衷於進化論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強烈地維護著它的尊嚴。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事實,嚴謹的思考使我看到了進化論的錯誤所在。在此,筆者希望用通俗的語言,把進化論的問題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公諸於世。希望改變這一百多年來,進化論者代替公眾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在決定真理這樣一個局面。在事實面前,在嚴謹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機會留給每一個人。

1、一個矇騙了人類100多年的錯誤信仰暴露的問題被掩蓋了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許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鑑定後確認這是5500萬年前的遺蹟,完全打破了進化論裡人類進化的體係。然而,這個驚人的發現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當盛行的理論受到衝擊時,人們總是不願意懷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對事實也要懷疑或者不願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奉命去鑑定。她用了兩種方法測定了鐵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距今25萬年。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科學界無法接受。一個歐洲學者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改成了人們願意接受的年代。而麥金泰爾,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卻從此失去了在相關領域裡工作的一切機會。

已故的考古學家阿曼塔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發現了一個史前動物的頜骨,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鑑定發現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佈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了權威們不作任何調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業也從此被扼殺了。

這類故事還有不少。好像一些人總在維護著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經驗否定事實。少數人的權威言論,代替了公眾的思考。權威們造成的科學輿論,成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框框,公眾很難瞭解實際情況,隻有無條件接受權威的觀點——科學在這裡成了一種信仰。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進化論學者開始反戈一擊,他們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理論的困惑,永遠吸引著每一個探求真理的人。

2、進化論的三大證據相繼破滅

進化論有三大經典證據: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發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來的研究使得它們相繼瓦解了。

比較解剖學,暴露了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循環論證。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沒有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例如用比較解剖學來論證進化,形象地說就是:「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懂邏輯的人都知道這種循環論證毫無意義。這種似是而非的「證明」貫穿於進化論所有的證據之中。

人云亦云,人們盲從地接受了它。胚胎發育重演律,邏輯上不能立足,理論上禁不起推敲,事實上是一個觀察錯誤。

19世紀,德國的海克爾提出了重演律學說,認為高等生物胚胎發育會重現該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實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說,這個假設就成了進化論的重要證據:如果進化存在,胚胎發育的「重演現象」很像在反映進化的過程;因為有重演現象,進化就是存在的。這不但運用無意義的循環論證,而且掩蓋了最關鍵的一點:誰也不明白「重演現象」和進化有什麼關係,硬說成是因果關係。

其實,重演律是在生物學還很不發達的時候提出的假說,隨著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失去了理論依據。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學家古爾德也指出了該理論的致命缺陷,這些已是共識了。

現在,很多學者證明了重演律是一個觀察錯誤。德國人類胚胎學家布萊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書中,以詳盡的資料證明人的胎兒開始就都是人的結構,例如以前認為胎兒早期出現的像魚一樣的「鰓裂」,實際是胎兒臉上的皺褶,完全是人臉的結構,被硬說成「鰓裂」。胎兒在9毫米左右,身體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實沒有任何尾巴的結構特徵,那是一條中空的神經管。它發育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長,暫時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複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殘跡器官。

對罕見的畸形病:毛孩和長尾巴的小孩,進化論認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這麼推理,沒有大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隻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係在一起毫無道理。

古生物學上,至今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進化中的過渡類型。如果進化存在,必然存在進化過程中物種之間的過渡類型,否則進化就是謬論。

在邏輯上,過渡類型的化石也就成了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而事實上,這方面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用,達爾文等人猜想20世紀會找到明確的證據,也就是當時用「猜想」作了證據——這又是極不嚴肅的。事實又是怎樣呢?直到現在,發掘出的化石不計其數,禁得起推敲和鑑定的證據還沒有一例。

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佈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塊猿的頭骨和相距40英呎的一根人的腿骨拚湊出來的。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

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學者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和人無關。6具「始祖鳥化石」的相繼問世,轟動了世界,成為鳥類和爬行動物之間過渡物種的典範。後來鑑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堅決拒絕任何鑑定。最初的「發現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進化論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證據。而教科書中,對始祖鳥和「露茜」還是不予更正,公眾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進化存在,過渡類型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什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什麼單單漏掉了過渡類型呢?《審判達爾文》一書的作者約翰遜(Philip Johnson)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某種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和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爾德里奇曾根據地質曆史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間斷平衡」假說,來說明過渡類型形成化石機率較小,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過渡類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該假說的進化機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絕對不可能的。

3、現代進化論在理論上的致命錯誤

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能證實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證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這樣。而進化論卻相反:各個學說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分歧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可能古爾德舉的這個例子能很形象地揭示原因:「布林頓(D.G.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保留著幼年的特徵;博克(L.Bolk)1926年的研究宣稱: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的發育超越了白種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為什麼矛盾的論據會支持同樣的觀點呢?因為他們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暴露的也正是進化論的問題。

再從一般的角度講,如果一個理論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與某些已被驗證的定理矛盾,科學的嚴謹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幾點致命問題,足以否定進化論了:

概率計算表明,生物進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絕對不可能的程度。現代進化論從基因水平解釋進化,這是達爾文時代無法想像的。基因不發生根本的改變,一切表面的變化對進化都沒有意義。也就是說,進化必須以基因進化為基礎。現代進化論用基因隨機突變假說解釋進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學公式和模型普遍應用於生物學領域的今天,進化論者從來沒有提出公式,計算基因突變機制實現進化的機率,因為任何一個合理的公式都會否定進化。

許多學者從概率上證明了現代進化論的錯誤,貝希(Behe,M.J.)的《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一書,多處從生命結構的複雜精密性否定了進化的可能。

這裡提出一個寬鬆的公式,根據突變機率計算進化產生新物種的概率:P=(M·C·L·B·S)N

通俗地說,就是一個物種的某個個體發生了突變(機率隻有10-3),並且突變後的基因與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層次的產物上可以相容(寬鬆估計為10-2),而且在生存競爭中該個體能夠存活,有繁殖的機會(10-1);而且突變恰好有縱向進化的意義(這種情況至今還沒有被發現,權且估計為 10-3);而且突變基因在種群中不被丟失、穩定、擴大,一旦丟失就又得重來(寬鬆的估計為10-2);因為新物種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現,假設要10個(冪指數N=10,實際物種間絕對沒有這麼小的基因差異),那麼進化出一個新物種的概率為:P=(10-3×10-2×10-1×10-3×10-2)10=1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種群個體數為1000,相應的進化所需要的時間極為寬鬆的計算也需要10106年。目前科學認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總數隻有1070個,宇宙年齡只有200億(2×1010年),進化一個新物種的時間,是宇宙的年齡的自乘10億次,足見進化是絕不可能的。

無數實踐證明:品種的變化和新物種的產生是兩回事。達爾文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化推廣到所有生物物種的進化,比如狗可以培養出許多品種,那麼猴子也能這樣進化成人。這種推測本身就大有問題。實踐的結果都在否定達爾文的這個猜想。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

現代進化論對於進化的速度問題,理論和事實自相矛盾,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在縱向上、整體上看,基因突變發生的速度越來越慢,突變個體的自然存活能力越來越低,那麼進化速度就應該越來越慢。而進化論領域公認:在地質曆史上,縱向上看,新生物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進化時間表」掩蓋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週期性災變的曆史。生物進化時間表是在化石資料很有限的情況下,為證明進化論而編成的,本身錯誤很多,如鳥類出現的時間是根據造假的始祖鳥來的。隨著後來化石出土得越來越多,大量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不斷出現,但是因為這些發現不可理解就給壓制住了。如果按時間順序排列古生物學的全部發現,得到的結果足以否定進化論了。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Michael A.Cremo&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學禁區》(Forbidden Archeolgy)一書,列舉了500個確鑿的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那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幾萬甚至幾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蹟。

考古學家朱伊特(Y.Druet)在法國的一塊石灰岩層中發現了一些不同型號的金屬管,岩層的年齡是6500萬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層中,在恐龍腳印化石旁邊發現了12具人的腳印化石。同一地層中又發現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鐵鎚,鎚柄已經變成了煤,足見其年代的古老。鎚頭含有96.6%的鐵、0.74%的硫、2.6%的氯,這是一種現在都不可能造出來的合金。最遠可追溯到28億年前的幾百個精巧的金屬球,20億年前的大型核反應堆,其結構也比今天還先進。

許多學者猜測那個反應堆是外星人的遺蹟,那麼2萬年前的古代神廟顯然是地球人的建築,它體現的天文學知識和冶金技術也超出了現代人;而發現的25萬年前的鐵製武器又展示出一個不太發達的人類文明,著名的美國Science雜誌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發現:1.5萬年前的人像、2.3萬年前的人像、3萬年前用猛獁象牙雕刻的馬、9萬年前帶倒鉤的矛。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的文明從矇昧時期發展到今天的輝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這些間隔久遠古蹟的排序,不正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文明嗎?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但事實也告訴人們:人類的文明也遵循著這樣一條規律:「出生——發展——滅亡」。跳出進化論的框框,就會發現化石實際是對進化論的反戈一擊。化石不是一般條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爛風化前必須埋在地下很深,在強大的壓力下才能漸漸變成化石。隻有大災變才能提供這樣的條件,化石也就成了災難的見證。地層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訴人們:物種的發展是很短時間內大面積突然出現的,發展繁榮,再到大毀滅,殘留的和新出現的物種再這樣發展,周而複始。

地球週期性災變的直接證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亞的凍土中,發現了冰凍的成千上萬的哺乳動物的遺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樹幹絞在一起。檢測它們胃裡的食物,發現了還沒來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那裡曾是溫和地帶的草原,極短時間內,發生這場毀滅性的災難。哈普古德(Charles H.Hapgood)認為:極短的時間內,板塊發生了幾千英里的移動,把西伯利亞帶到了今天的位置。

當然,還可能是其它大災變的原因。哈普古德教授發現了費納烏斯(Oronteus Finaeus)在1532年根據史料繪製的世界地圖,它顯示了冰層以下的南極洲,當把它與現代測到的南極洲冰層以下的面貌疊在一起的時候,驚人的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還發現了1513年皮瑞·雷斯(A.PiriReis)綜合史料繪製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圖及南極洲地圖,精確到半個經度,這比在人類能夠在海上確定位置早250年。顯然,這是上一期人類文明的遺蹟。而且,那個文明時期,南極洲沒有冰雪覆蓋。

4、人類忘記了過去

至此,誰還要維護進化論的信仰呢?其實現在,很多理智的科學家也承認進化論是一個不能證明的信仰,因為沒有新理論,所以只能用它;而反對它就會弄得身敗名裂,這樣引火燒身的例子也不少。許多科學家為進化論奮鬥幾十年,越研究越發現進化的飄渺。

有人像牛頓、愛因斯坦一樣,最終醒悟,去宗教中尋找答案。新西蘭遺傳學家但頓(Michael Denton)在《出現危機的理論:進化論》一書中坦白地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

印度已故一代偉大靈性宗師聖帕布帕德在《博伽梵歌原義》的導言中寫道:「凡人有著四種缺陷:(1)肯定會犯錯;(2)常為假象迷惑;(3)有欺騙的傾向;(4)受不完整的感官限制。有這四種缺陷的人,便不能夠完整地傳達遍存萬有的知識。」進化論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隨者們便是這四項缺陷的最好的寫照。

進化論不僅誤導了整個生物學,而且誤導了心理學、倫理學和哲學等許多領域,誤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它給人類文明造成的潛在的禍害,是觸目驚心的:它讓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惡視為欺騙、敗壞精神寄託和道德制約;它告訴人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自己;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畸變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它讓人相信人是動物的後裔,讓人相信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物慾橫流和倫理的敗壞從科學上解除了約束,這種宣傳已經充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種種這類敗壞的因素滲透進現代常人社會的一切,潛在地推動了人類道德的滑坡。

人們一心進化自己,一面放縱地發展著自己,一面在緊張的競爭和顧慮中生存,越來越自私,當自私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們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會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暫的享受和榮耀,換取著無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變、利慾膨脹、兩極分化、怪病叢生、無休止的競爭、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汙染、慘烈的戰爭等等。失去了道德的約束,人們失控發展私慾,造成了無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須破除進化論的迷信的時候了。

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被進化論掩蓋了的真實的曆史。無數輝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殘跡,在我們的記憶中,只記得柏拉圖時代留下的傳說:發達的亞特蘭帝斯文明葬身海底。迄今可見的史前人類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維亞的古城帝華納科(Tiahuaracu)、秘魯薩克塞華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許是傑出的代表了。這些巨石建築體現了一個天文、建築、冶金等技術超過現代人的文明。他們留下的遙遠的傳說,以及世界各地的傳說,為什麼在文明毀滅的原因上驚人的一致?今天的人們卻忘記了古人的啟示,甚至憑藉進化論自居,認為古人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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