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起來風光威武的愛國運動,有時候本質上卻是國內逐鹿政治勢力相互拆臺、相互角力、相互製造麻煩的權謀術。而不明真相的廣大人民群眾,無疑扮演了被利用的角色。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國內各種逐鹿勢力卻不惜內鬥,並不惜咬傷外人、栽贓國內政治對手,甚至引發中外大戰,這些政客都在所不辭。這是某一些所謂「愛國運動」的歷史真相。
近代史愛好者需要擦亮眼睛:大凡中國近代史上中共提倡的所謂「反帝愛國運動」,尤其是一些捕殺外國僑民、放冷槍、放鞭炮的事兒,基本上都是有內幕的。
本文舉例談三件事:大川飯店事件、北海事件和盧溝橋事件。
大川飯店事件
首先談談大川飯店事件。
1936年8月,國民政府批准日本在成都設置領事館。當時治理四川的,是四川省主席劉湘。劉湘是軍閥出身,向來不服蔣介石,他決心藉此事,與蔣介石唱唱對臺戲、給蔣介石以難堪。(參《中華文史資料文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251頁)
在這種情況下,蘇俄代理組織地下黨人張曙時,瞅緊了機會、策劃反日運動、意圖促使蔣介石盡早和日本開戰,以緩解中共軍隊的軍事壓力。於是,張曙時乘機開展了對劉湘以及其部下的工作、策劃了一場反日示威遊行運動。
1936年8月24日,在地下黨人張曙時的策劃之下,成都人民舉行了「反對日本在成都設置領事館」的示威遊行活動。劉湘指示軍警:「對這個愛國運動,只准維持,不得干涉」。在遊行示威活動中,成都的「愛國市民」衝進成都市一家日本旅館(大川飯店),當場打死日本記者渡邊洸三郎、深川經二。
中共建政後,地下黨人張曙時撰文供認:1936年打死兩名日本記者的「大川飯店事件」,是他策劃的。(參張曙時《我在四川是怎樣進行統戰工作的》載《四川現代革命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12期)
北海事件
舉一個例子:北海事件。
1936年9月3日,日本藥商中野順三,在廣西北海自己開辦的藥房裡面,被「愛國青年」當場刺殺身亡。這件事,一直被看作廣西人民的愛國壯舉。刺殺地點現在也被建成一個「國家安全教育館」。但是,多年之後,國民黨還是獲知了此事的真相:當時1936年,正是蔣介石與兩廣地方軍事勢力(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人)對抗的「兩廣事變」的時候,那個被誤解為「愛國青年」的刺客,其實只是兩廣軍事勢力的麾下人員,兩廣勢力意圖殺死一個日本僑民,給蔣介石製造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糾紛,以緩解蔣介石對兩廣勢力所施加的軍事和政治壓力。
蔣介石的終生摯友張群回憶:1936年當年,正是兩廣勢力的「反蔣年」,兩廣勢力策劃殺死一個日本人,是故意給蔣介石製造外交麻煩的。(參《張群先生話往事》)
當時(1936年)的兩廣勢力,根本不是真心抗日的。舉個例子:1936年6月,正值反蔣的「兩廣事變」。「愛國將領」陳濟棠、白崇禧等人(兩廣勢力),邀請了日本陸軍軍官100人來到廣州、駐紮在沙面租界。兩廣反蔣軍事勢力,準備起用這些日本軍閥鬼子,指揮兩廣的部隊、進攻蔣介石的國軍。(參《廣州文史資料第44輯:廣州租界史大事記》)
盧溝橋事件
最後,談談盧溝橋事件。
眾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晚上,在盧溝橋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黑暗中向演習的日軍開槍射擊,這個開槍的人,至今仍身份不明,日本人、國軍人士、蘇俄代理勢力,都有嫌疑。
7月22日,中日聯合調查隊在盧溝橋和八寶山的中間地帶,發現了一群男女學生在野地上放鞭炮、偽裝槍聲。當時聯合調查隊穿的是便衣,那群青年學生以為調查隊只是平民,他們對調查隊說:「我們是受命於北方局來干的,你們別搗亂!」(參上海譯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憶錄》第44頁)
眾所周知,「北方局」,就是蘇俄代理勢力(中共)。
為什麼放鞭炮、偽裝槍聲?因為有人要引發中、日兩軍(國軍第29軍 vs 日本中國駐屯軍)更大的軍事衝突。
目前還不能肯定盧溝橋七七當晚的冷槍是蘇俄代理人放的,但是,蘇俄代理人(中共)常常幹同等的事,這一點,依據眾多的第一手史料,已經毫無疑問。
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參謀長的張克俠,在晚年有如下的回憶:「……我在1929年就入了地下黨。1937年4月,肖明同志給我發了一個指示文件:對日本,要積極開展作戰,以攻為守,爭取主動,將駐紮在華北地區的兩萬多名日本兵、一股氣趕出去……解放後,組織的上級領導同志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這則史料,出自《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第105頁張克俠《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歷》。
為何要收回這份指示文件的原件?因為心虛、害怕後世人得知真相。為什麼心虛呢?因為在1937年4月的時候,蔣介石仍然在做對日本全面大戰的軍事準備,準備工作尚未完成,蘇俄代理組織(中共)接受蘇俄的指示,不顧一切、製造一切事端,迫使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盡量早日爆發大戰,這樣,一來可以緩解蘇俄東面的軍事壓力,二來它的代理組織中共,可以從此獲得休養生息、漁翁得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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