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展示中國醜惡的政治生態(圖)
《人民的名義》為何震動中國？
【看中國2017年4月17日訊】會看戲的看門道，不會看戲的看熱鬧。《人民的名義》這部劇的要害不在於反腐，因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將2012年以來的中國反腐成果如實再現於銀幕，比如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家那16億鈔票與傳說中的巨大翡翠牆；不管如何編寫台詞，編劇都不可能去追問腐敗的根源源自制度與中華文化。那麼這部電視劇抓住觀眾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有上千種答案，就我而言，這部戲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政治資源」與「政治平衡」兩個聽起來冠冕堂皇的關鍵詞，展示了中國極其惡劣的政治生態。
政治資源的前世：靠山與政治保護關係
電視劇裡反覆提到「政治資源」這一概念，劇中最先用這概念的人是漢東省公安廳長祁同偉，他評判別人在官場是否硬氣時，喜歡用「他有政治資源」一詞。他的老師、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一語點破：「你說的政治資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麼？」
這部戲通過高育良與祁同偉兩個人展示了「政治資源」的重要性與代際傳遞關係。
高育良本是個漢大政法系的大學教授，他的從政有兩大機緣，一是趕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幹部講究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之時，這是學者教授從政最佳的「天時」。江澤民、胡錦濤及兩屆中央及省領導就是這樣進入政壇的；二是遇上了「貴人」——當時的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梁群峰將他引入政壇，這是「人和」。梁退休後，高育良很快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為省委書記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批了月亮湖美食城與湖岸花園的項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資源為趙公子挖掘「第一桶金」開了路，納了投名狀，讓自己的政治資源得以長續，從此在趙立春的蔭蔽下步步高陞，進入了省常委領導班子，擔任了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
高育良與其首席大弟子祁同偉的關係，反映了中國政治的兩條潛規則：一是資源的代際傳遞，二是中共黨內的政治幫派關係。
高育良與祁同偉有兩道羈絆：一是師生關係，二是高育良想報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親口對祁同偉說，出於對祁同偉岳父梁群峰書記的報恩，他在祁同偉升遷的每個節點上，都適時讓祁得到提拔，最後做了至關重要的省公安廳長。在高育良看來，祁同偉雖然有不少缺點，但關鍵是靠得住，能為已所用。
祁同偉是農家子弟，在大學時期也曾經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純向上的陽光青年，更是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尖子，擔任學生會主席一職。但殘酷的生存法則讓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強加給他的政治婚姻。
這類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細節不同。劇中所述梁璐父親梁群峰為了女兒婚事將男方逼到山窮水盡這份上，我還沒聽說過。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為了謀求政治資源而娶，當女方的政治資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時，婚姻的存續也確實困難。這種通過婚姻謀求政治資源的現象多了之後，在經濟學中發展出一個細小分支，即研究資源的世代轉移。資源世代轉移的大意是：資源的代際傳承關係可以通過父母與子女、還可以通過岳婿關係。祁同偉通過與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與高育良的師生關係（包括高對其岳父的報恩心理），為身為農家子弟的自己經營了一份豐厚的「政治資源」。
被用來做為官場失敗者的易學習，老實肯干能幹、廉政愛民、顧全大局，就是因為沒有政治資源，也不跑不送不善於從無到有地經營政治資源，結果成了一位在區縣級位置上苦幹輾轉28年而不得升遷的人。當然，好比「王子與公主」類型的童話一樣，本著「不能讓老實人吃虧」的聖訓，《人民的名義》給了易學習一個光明的結尾：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終於在親自考察易學習的能力、人品之後，決定將其列為表彰的區縣幹部第一名，並破格提拔易學習為呂州市委常委兼代市長。
關於政治資源，我還得再補上幾句：如今中國官場中這「政治資源」，與中國封建王朝時期的「找靠山」、文革時期的「拉關係」（前蘇聯的「關係學」）、上世紀90年代一度引進的「政治保護關係」，說的其實是同一現象，只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西方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概念，以及政治學、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源概念之後，覺得用「靠山」、「關係」等詞土得掉渣、用「政治保護關係」則太負面，於是與時俱進，改用比較中性、聽起來也還文雅的「政治資源」。
政治平衡：容忍腐敗與互相包容
20集以後，劇情進入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前妻歐陽菁被捕，「打破政治平衡」與「破壞改革的大好形勢」這兩個用語也隨之出現了。最先說出這話的劇中人物還是祁同偉，但卻是「漢大幫」高育良、趙瑞龍等人的共識：被視為漢大幫成員、從北京下凡的漢東省檢察院反貪局長候亮平抓了市委書記李達康的老婆，就打破了漢東省原有的政治平衡，此舉必會引起李達康的報復，破壞了漢東省改革的大好形勢。
這聽起來非常光鮮的話含有兩重意思：
「政治平衡」在此處的真實含義是：各種「政治資源」壟斷的權力類別不同，每個幫派都有自己的權力領域，各方守著自己的地盤，不撈過界，心照不宣地利用權力享用公共財，即共同「悶聲發大財」。
「改革的大好形勢」，在官員的行話裡，並非與官媒宣傳用語同義，特指一些權貴及其利益集團將利用「改革」達成的財富佔有格局稱之為「改革的大好形勢」。
正如我20多年以來一直提出的那樣：中共1949年以後的歷史，先是利用暴力革命化私為公，改革以來則是利用權力化公為私。利用權力化公為私就是中國人熟知的「腐敗」，學術化一點叫做「尋租」。這種明目張膽、家國一體的掠奪式腐敗始於鄧小平時期，江、胡時期則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默契。這種默契就是統治集團內部對腐敗的高度容忍與不同幫派、山頭之間的互相「包容」，《人民的名義》一劇用「政治平衡」與「改革的大好形勢」來概括這一現狀。
這種政治平衡在一級政府共事的同僚中極為重要，是官場利益集團「悶聲共同發大財」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李達康用專車送剛離婚的妻子歐陽菁前往國際機場的途中，歐陽被候亮平派車攔截抓捕之後，高育良與祁同偉等人不但沒有幸災樂禍之感，反而心生憂懼，擔心候亮平此舉會導致李達康對漢大幫的報復。祁同偉更認為這是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在漢東省重新洗牌之舉，想讓李達康和高育良自相殘殺。高育良最器重的前秘書、現任京州市中級法院副院長的陳清泉被抓之後，更是被高、祁一致視為李達康的報復行動。副國級領導、曾在漢東擔任省長、省委書記長達20多年的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連夜從北京趕來要見曾任其父秘書的李達康，認為不能在山水莊園抓人，讓他太沒面子（實際上是怕他們的腐敗鏈條被打開一個缺口）。祁同偉希望雙方休戰，促請高育良去勸說李達康，不要打破政治平衡。祁更希望高育良提醒一下學生侯亮平，讓他明白職場潛規則。但老謀深算的高育良只能無奈地表示：自己沒有辦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最後做個小結，《人民的名義》一劇的主題確實不是反腐，而是展示中國醜惡的政治生態。與周梅森過去的反腐劇相比，《人民的名義》對中國的官場文化展示得更深刻，在編劇、製片人、導演、演員的傾力演繹之下，他們在劃定的紅線圈內，讓觀眾在官員的官話、場面話中，看到了今天中國的政治生態。至於這種生態是怎樣形成、是否能夠通過反腐杜絕，已經超出了一部電視劇能夠拷問的範圍。我本人一直認為中國的腐敗既源於政治制度（制度性腐敗），也有文化傳承（路徑依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