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我在獄中的日子(圖)

2017-3-20 03:00 作者:戴晴 洛恪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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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始,第一位公然以死反對文革的女大學生:王容芬。(網路圖片)

我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屬於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無期徒刑。沒過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無罪釋放。什麼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實我這案子就我一個人,連同案犯都沒有。我過去的時候十九歲,大學四年級;出來三十三歲。

十歲的時候,我以語文、算術二門課二百分的成績考進了北京一○一中。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學。報到前,我趕了一個暑假的活兒:山裡紅去籽穿糖葫蘆、大蠶豆割口炸開花豆……總之十歲小姑娘攬得上的活兒。掙了錢,我給自己買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條長褲衩。這是我記事以來穿過的最好的衣服。

當時我們班裡除我以外,檔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兒子。別的人手帕都不會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個禮拜六我都到六郎莊的泉水邊,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褲都自己做。學校規定住校,我沒住。第一,跟同學沒什麼可談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為要在家幹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為看教學大綱,那裡的課和普通中學一樣,就是外語量大,這有多好。我高中成績一直不錯,只有一個學期政治課差了一分,沒拿到金質獎章。這三年是住校,媽不再讓我幹活了。

十六歲(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學,成績也不差,就是派頭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現在女褲前邊開口是摩登,那時候簡直不能見人,還好上衣長,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還是我給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這麼穿著哥哥的衣服直到進監獄,直到坐牢。當了囚犯,才有了兩件像樣衣服,那是媽可憐我才給我做的。

文革開始以後,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謂刨地三尺。我媽主動迎接這場革命,把她認為屬於資產階級的照相機砸了,算是破四舊。沒想到反倒惹了事:銷毀特工器材。

我沒當造反派。剛進大學的時候,我讀過沃爾夫的《馬門教授》,覺得歷史在重演。我們學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齊白石墓地看書。一天,亞非語系的學生突然扛著鐵鍬鎬頭跑過來,把美麗安靜的墓地砸得一塌糊塗。我當時就想,這叫「文化革命」?

我們學院黨委書記是小紅軍,十七歲就當縣長。他妻子當過我的老師。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醫務室。這樣的一個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產黨員,被鬥得……還有陳教授夫婦的自殺,校醫室黃醫生夫婦的自殺——現在想想他們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還在街上見到一孕婦被剃光了頭,廁所的紙簍扣在她頭上,一邊抽一邊朝她潑漿糊,逼她喊:「我是黑幫……」

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媽原來還有點錢。我們的日子過得那麼苦,她都不肯動這筆錢。她自己沒文化,認準了孩子非讀書不可。她說過:「你們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學,供到留學。」這回她嚇慌了,把錢從銀行提出來,藏進麵缸、藏到絨線團裡,一搜全搜出來了。那天夜裡,我們母女躺在已經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還有什麼快交了吧!」她說:「不行啊!」我說:「我就燒!」她說,「燒不了。」原來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纏在腰裡。我說,「乾脆交了贊助他們革命,看還要爭什麼?!」這樣才保住一條命。

「八・一八」接見,也讓我參加了。你知道,我學德文,聽過希特勒的講話錄音。我覺得林的講話和當年的希特勒簡直沒什麼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來,我覺得心沉得很……「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髒,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幾天,腦子裡什麼都裝不進,就這麼幾句話繞來繞去。鬼使神差似的,我開始動手寫信,給黨中央、團中央、團校,還有偉大領袖本人:「請你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想,你在幹什麼,後果又將如何」;「這不是群眾運動,這是一個人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我當時認為自己將有一番壯舉,鄭重地走到天安門廣場——我認為那是神聖的地方——向烈士們行注目禮,然後走進當時的棋盤街郵局,從自動售票機買了郵票,貼上,發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著走到王府井藥店,買了四瓶敵敵畏,把一封同樣內容用德文寫的信帶在身上,出發向東。到了蘇聯大使館附近,量好距離,開始一瓶一瓶喝。我當時的想法是,他們會第一個發現屍體,然後,我以死來反抗「文化革命」的事會傳遍全世界。我只記得看見窗口有人,好像還聽見裡邊的說笑,接著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公安醫院裡了。

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麼樣,也不關老師同學的事。你想,我還能參加「八・一八」接見……就這麼傻瓜一個,如此而已。

剛醒過來就有人審訊。我那時候還不想活呢,把輸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總覺得我的死不管怎麼樣也能發揮點作用。

在公安醫院躺了三天,就被轉進宮德麟模範監獄,收進一號監房。那是個小間,按規定關三個人。後來犯人多了,有時候五個、有時候七個;我去的時候還是三個。房子又陰又濕,全年不開窗,被子上都是綠毛,潮得能擰出水來,一個月放一次風。

進了監獄反倒不想死了。從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沖頭。一進廁所。就鑽到龍頭底下,這麼堅持下來一直沒什麼病。但關節很快腫起來了,腫得老大,站不起來,只能柱著棍子蹭。

我進去的時候,裡邊已經有二個犯人。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也是三個,因為我去挪出去一個——那是個老紅軍,我下面再講她的事。二個人,一個是北京遠郊區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還有一個是政治犯,基督徒,這人直到今天我們還有聯繫,人是那麼乾淨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學的學生,老處女。因為有她在,監裡只要來了新犯人,都往這個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撫下,不會搞亂、不會出事。她家裡給她送的東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來了,她讓你脫層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兩次澡;一杯熱水,我看著她洗。

就在這前後,牢裡來過一個犯人,從美國回來的,馬里蘭大學畢業生,也是基督徒。我這位朋友覺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給她講經,嘀咕「主在看著我們」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問做什麼,還有什麼了不得的,不過給老太太洗腳,跪在地下給她剪指甲,送給別人衣服什麼的。其實她自己也相當困難,她的一條褲子上有九十八個補丁,我數過。她把絲的毛的都給別人,給那有人命案的鄉下老太太。別人說「你真好」!她說,「我算什麼,如蛆如蟲。」別人說「太謝謝了,一輩子忘不了。」她說,「不要講我,要謝上帝,是主讓我這樣做的。」結果,這個老太太,再加上那個馬里蘭的畢業生,全給她揭出來了,上綱上線。

她幾乎一輩子都在牢裡,她的父母是宗教領袖。她年輕的時候在燕京讀西語系,好像沒有畢業,就跟著父母到雲南山裡傳教,施醫捨藥。她的母親是天津一家醫院院長的女兒,父親原是皮貨商,把家產賣光,跑到香山,點個小油燈讀聖經,後來就在香山傳教,那一帶的人都知道他們。

她父親是被槍斃的,母親是無期,後來死在牢裡了。她是因為傳教而勞教的,你知道,咱們的規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裡信,有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可她總要宣傳她的信仰。勞教的時候也不收斂,還說主如何如何,於是被再一次抓進牢裡。一天到晚不停地幹活:擦地、打水、倒尿,讓她拆洗男犯的牢服,連褲襠裡的蚤子,全一個一個摘出來。她累得腰間盤突出,手都摸得出來。要我看她比雷鋒強。雷鋒做了什麼都記在日記本上,要不我們怎麼知道?她幹事生怕別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見。

這基督徒被他們揭發以後,也戴過背鑄和四十斤腳銬,是在北京戴的,蘇式狼牙那種。這種上銬的辦法原先專門用來制服小偷,讓他們交待窩贓的地方。真是銬一百個,一百個靈。不上半個鐘頭就都跪下,哭爹喊娘。這位基督徒後來特別後悔,因為她向上帝請了一個星期的假:「主,我離開你一個星期,請原諒我,我實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銬,作了檢討。直到今天,還覺得沒臉見上帝。她媽罵她:「你不是鹽,是失了味的鹽!為什麼要請假?!」

你不是問政治犯的事嗎?這是二個。還有一個,就是我進她出的那個老紅軍,她十幾歲就從家裡跑出來了,愛人好像是科學院物理所所長。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壞透了!」文革開始後就不饒她了:「怎麼那精神病什麼情況下都沒事,就在這裡出毛病——現行反革命!」剃了光頭,抓了進來。

這女紅軍從我們這個監房出去以後,一天夜裡,不知為什麼她又喊起來。看守對犯人說:「你們要革命,摀住她的嘴!」她使勁掙扎,看守問,「還喊不喊了?」「不喊了。」「放開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個會道門的巫婆,刑事犯,通姦殺夫的。那巫婆有一點八米,又高又壯,一屁股坐在她腦袋上。那老太太沒掙幾下,就給坐死了。那一夜後來不斷地輸氧、搶救,還是不行了。

一個紅軍戰士,讓巫婆坐死……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會遷出,也就不會死了!她叫韓湘,我沒見過她的面。

後來我得了肺病,和另一個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個新四軍戰士……我要是一直病著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沒好,弄到山西,跟別人一個牢房。

她也是「現反」,跑到王府井去貼林彪的大字報,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這是個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們在獄裡過了十幾個「七・一」——她就換上一身嶄新的藍制服,頭戴藍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時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我要高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打打叛徒、賣國賊、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時候,看守喝斥她幾句就算了。我常勸她:「犯得上嗎?喊兩聲能解決什麼?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麼?!說不定為了立功贖罪反過來治你。」後來她變得明白一點了,只是集體念《再版前言》的時候不出聲,看守也沒再找她的麻煩。

到山西以後,出事了。那裡的規矩,一有運動,每個牢房要選出一個批判重點。她們牢房本來定的是一個老幹部的老婆,這女人耍了個滑頭,操縱小犯人把火引到這新四軍身上。她們抓住她的不出聲,逼問她「對副統帥怎麼看」。她不肯說違心的活,就死不開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來打,還逼她在院子裡跑圈……那時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經轉成癌了,沒過多久就死了。這是後來遇見一個難友告訴我的。她說:「沒了,那新四軍。」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國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於是送進學習班。我當時以為,沒幾天就能自由了。

我們這個班,和少年犯關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輕的中學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聯動分子」。那幫人,剃了光頭,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來,一邊跑一邊喊: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舵手

萬歲萬歲萬歲 萬歲萬歲萬歲

演自己編的戲……當時我覺得他們小,我媽送點錢來。都給了他們;星期天軍管不在他們就鑽鐵絲網出去買零食。不料讓老師找上了,我只好站出來說,「我讓他們去的。」於是發動大家揭批。

批什麼?那時候時興上街遊行,歡呼最新最高指示。本來也想讓我們上街,後來說就在裡邊遊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尋常地新與高,要不就是哪個看守高興了,把我們都裝進敞篷車,從德外黃寺到馬甸屯,拉來拉去。

我歡呼不出來,每到這時候,總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這一個個半夜發出來的最新指示給中國帶來多少災難?幾代人毀在裡邊了!唐山地震不過一座城!不念指示這事這時候也揭出來了,再加上我給他們唱過幾支歌,背述過幾本小說;還有兩個孩子談戀愛,女孩子跟我不錯,我幫她遞過紙條……那男孩沒骨氣,什麼都供了,上綱說我「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戰略,組織反革命集團」承認自己是骨幹。此外,說我所宣揚的,是「驢的理論」、「狗的理論」,我的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大公無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時候,腿都哆嗦了。別的人還捅我兩下,擰我一把,她一直沒抬頭。這女孩出獄以後在北京以性開放聞名,這次出賣比她的放蕩還讓她丟人。

批的結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統帥」之外又多了一條:「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個學習班的人後來陸續都放了。平心而論,我也不是完全沒有放的可能。監獄方面曾經找我談話,希望我有認罪的表示,結果是大吵一場。最後變成我問他們:「你們到底認不認罪?這平白無故地放我算怎麼回事?說明白,怎麼關的?」就這樣,「兩罪並罰」,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為要打大仗了,元帥們轉移,犯人們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車,停在豐台外邊的一個小站,三個人銬在一起,兩邊有刺刀架著。在臨汾下車的時候,周圍好像有上百架機槍,槍口都朝著站臺台。犯人不許低頭,蹲在那兒,不讓坐——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這樣。

到了臨汾又疏散,這回是乘卡車。我們那部車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兩把刺刀頂著。說起刺刀,在北京提審的時候,也有兩把刺刀架在脖子兩旁,一直送進審訊室,出門的時候這兩把刀又原樣擱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晉城四年,宣判以後到榆次。

山西的審訊員我可不敢恭維,不知哪兒弄來那麼一幫子,好像沒上過幾年學。在他們眼裡連看《資本論》都不行:「《資本論》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的。社會主義社會看這種書反動透頂!」

對我的審訊要點,是轉彎抹角的揪後台。按照他們的邏輯,我「作案」的時候十九歲,怎麼會沒有人在背後指使,那怕揪出個把老師也行。他們讓我交待從小到大所認識的人。我先是拒絕,後來乾脆寫了好幾百。他們問:「這裡邊誰對你影響最大?」我說,「我覺得我對他們影響大。」她們說我頑抗,日夜輪翻審。有一次我脫口而出:「想起來了,那是個外國人。」他們高興極了,忙說:「哪國的叫什麼?寫在黑板上!」我轉身寫了:「俄國、拉赫美托夫」幾個字,他們忙問:「現在還在外語學院麼?」……

你看我這不是自找麼?他們知道受了愚弄,就給我用刑。我因為「搗亂」受過好多次刑。在北京還好,屬於比較文明的一種,刑具是從蘇聯進口的,狼牙銬,中間有三個鏈。戴上之後,越掙越緊,不過不掙沒事,梳頭、解手都行。腳鐐不同等級不同斤數。還有一種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後從外邊打氣,犯人就喘不過氣來了,這種刑我沒用過。絕食的犯人鼻飼:插個管——不插出血對他們說來可能就不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鹽,往裡一倒。還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罵。

到山西以後,我沒挨過打,這次受刑用的是鐵匠鋪打出來的那種小銬,背到身後,就是前面講的治小偷的那種,吊把大鎖。這種銬我上過不止一次,最長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為山西本省的一個派頭頭,從窯洞走煙的窟窿裡給我扔過來一個條子,讓我出去以後到中央替他告狀。這條我看過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時候還沒來得及銷毀。我見條子被他翻出來了,就一把從他手裡搶過來,丟進嘴裡。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著又來了三、四個看守,都是男的,壓在我身上,使勁卡,想讓我張嘴。我咬住牙不放,他們就找來鉗子,從嘴兩邊夾——現在我這兩邊的牙沒了,就是那次夾掉的——我覺得自己已經死過去了,誰知硬讓他們把嘴撬開了。嘴一開,進了一口氣。就著這口氣,我把那條嚥下去了。當時滿嘴都是血,喊了他們一身一臉。就為這一撬,這條命才緩過來,要不當時就完了——當時已經大小便失禁了。

覺得他們太野蠻了,緩過勁就罵他們,就這麼又上了背銬,還戴了四十斤的鏡。

鐐究竟是怎麼回事,外邊的人是不知道的,總以為像李玉和那樣,挺著胸走腳底嘩啦啦響。其實根本嘩啦不起來,兩個半環扣在腳腕上,皮肉全磨爛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來走,那鑄鐵拖在地面上是絲——嚓——的聲音。

戴著背銬,幾個月的月經沒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過來一個窩窩頭,就在地上滾著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癢得受不了了,只能像牲口一樣在磚上蹭蹭。後來獄醫來驗傷,說這人活不了多久了,這條命你們看著辦吧……他們就給摘了。搞不下來,鎖已經鏽住,拿鋸據開的;銬往下撕的時候連著皮肉,扔到爐子上,我還聽見油灸在熱鐵板上吱吱啦啦的聲音。你看我這隻手現在還抬不起來,那時候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過來,一個月都過不來。

戴背銬的時候,我有一本《共產黨宣言》,用舌頭舔開,用臉壓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頁一頁翻著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像現在這樣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獄裡還讀過《毛選四卷》。《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完全倒背如流。《實踐論》說,「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這和馬赫主義是一樣的:感官所感覺到的,就是客觀存在。那麼,如果沒有感覺呢?難道就不存在了?這對我啟發很大。比如我沒有嗅覺,氣味這東西就不存在了麼?我對氣味就不可能認識了麼?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現在又發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論。就算發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種功能,要認識世界,缺的還多著呢?這算怎麼回事,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認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麼什麼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與再作用的交織與組合。

我當時學《毛選》也極有心得。比如這段「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功文明史……」有問題嗎?誰勝利了?誰消滅了?說清楚!確實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不過是農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隸和奴隸主,工人同資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們——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取代了落伍的。奴隸打倒奴隸主,農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資本家,這算什麼?!

那時讀《資本論》第一卷,就在心裡算帳:怎麼分配才合理,還列出了公式——資金怎麼週轉,固定資本怎麼折舊,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發明人各應拿多少……沒有紙筆,公式就列在腦子裡。到山西以後有了土坑,裡邊抹著白灰,就一點點摳下來在地下畫,當然銬起來以後就不行了。

我讀《資本論》甚至還替中國人民銀行重新設計了鈔票:減掉一角,表明上了稅;或者印上「通貨膨脹百分之十」,只要拿貨幣交換商品,自然就納了稅,這樣商品稅、房地產稅都可以免了……滿腦子不斷閃出這些火花,簡直有一種超脫、升華的感覺。我覺得上學還不如坐牢。現在在所裡有時候開會開煩了,就想,砸塊玻璃,偷點東西,還是回去吧,不用做飯、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鑽進去就進到了另一個世界,腳鐐手銬也不覺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來的,我願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終審判決無期,我就放心了。想著:如果哪天殺頭,我一定以交待思想為名要筆紙,把它全寫出來。如果不殺,我就接著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對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著我活下來。你看,我和前面說的那基督徒那麼要好,她的說教打動不了我。我認為她那一套是好東西,起碼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運動,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對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促的上帝沒能讓她堅持下來,我卻沒有請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蘆葦也好、如蟲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強力奈何不得。我坐監獄真是改造了思想,對歷史、社會、經濟運轉、宇宙,都有了屬於我自己的看法——這不容易。這十三年沒白活,修煉了一輩子的根底。靠這個支撐,今天幹什麼都覺得游刃有餘。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總理去世那天,我聽到廣播以後哭了,這天我記得很清楚。

所謂宣判,就是由當地看守念判決書,就在他執勤的屋子裡,一條鋪板,他坐著,我站在他面前。這判決書寫得已經很夠水平,一連串的「反」:「最最反動、反動透頂、反革命家庭反動出身」……「文革開始時按捺不住反動激憤、進行反革命串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這時已不提副統帥了——「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重新犯罪……宣傳反動理論。組織反革命集團……」頂絕的是他念不通,「囂張」讀成「器張」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來,居然怎麼也忍不住,笑得像抽瘋一樣。我當時想,這回該吃槍子兒了。按規定有十天上訴期,得把那些東西趕快寫出來。

沒想到念到最後——「判以無期徒刑」。不過是個無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說:「笑什麼笑。你不上訴了?!」我說:「上訴上訴。」我的上訴詞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還逐字逐句批它的語病。

到了清明,上訴駁回。作為已決犯,被押到榆次勞改隊。記得當時並不灰心,因為天安門事件已經發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兒碰上一個在北京監獄認識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問我:「你怎麼判得這麼重呀?」我說,「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判我這個,是我的光榮。我是『形勢犯』,形勢不好掉腦袋,形勢好了,沒幾天就出去。」

從晉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個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婦女幹部。走到哪兒,她都緊抓住我的手,讓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麼關係?!用這麼髒的手抓我,真是玷汙。她認不得幾個字,寫供詞又來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醜不堪言。求我的同時,還老想著我是無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後也沒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進來了。張口閉口「偉大領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個大隊:剛進來的人送預備隊,幹重活,挖土方什麼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將釋放的犯人作洗滌劑;無期死緩的——一般都是通姦殺夫——做衣服。

那裡,監獄長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個好人。有一次在車間。見我是北京犯人就問我多少年。我說無期。他當時就急了;「多大的罪判無期?!豈有此理!」這話就當著我們說。監裡買電視機,他堅持這是給犯人買的,不許看守提走。他參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個時期。通姦殺人的併到我們隊裡,真受不了。她們和看守調情。我裝著看不見,什麼都不說——當時我已經很老練,除了不認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麼都不評論,什麼都不寫,日記也不寫。那些女犯,看守調戲她們,正中她們的意,受了調戲的,老是受表揚、當積極份子,還減刑。有些犯人怕幹活,就要這種花招,討好看守,半夜不回來。

剛才說到的何敏,就是那時候碰見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親偷偷把金子藏在她們夫婦箱子裡,沒對她們講,兩口子都不知道這回事。紅衛兵抄出來了,問,他們說得出什麼呢?男的當場就打死了,就地挖個坑埋了。她給弄進來。她沒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別溫柔,是個做手工藝品的工人。

我分下隊的時候,她已經在洗滌劑車間了。我們做大桶洗滌劑,還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鈉,先得有硫酸,然後是磺酸,還有大鹼,鈉就從這裡來。還有烷基苯……都是劇腐化學品,沒有任何勞保措施。一雙新鞋穿到車間,鞋扦子幾天就鏽了。那陣我跟何敏幾乎時時在一起,她登高裝料,我在下邊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說,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記——後來知道,這日記其實是她最要好的一個女犯(流氓罪)給她交上去的。我問她日記上有什麼,她說也沒什麼,不過魯迅語錄,「夜不長」之類,就怕斷章取義。我安慰她,沒關係,講清了就行了。為了怕影響她,我沒敢跟她多說話,不知道她心情那麼沉重。她還有半年就服滿刑了,一直說出去之後幫我帶信給我媽。

就在那天中午,別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他走到門口,還朝我笑了笑。這門是不許出的,莫非她有什麼事?打算跑?不久聽外邊喊「何敏死了」!我一驚,趕緊朝外跑。她的組長帶著另一個犯人找她,找到一個旯旮,看她吊在繩子上,正踢掉腳下的箱子——我估計她並不想死,要不為什麼過了那麼久,見有人來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後,還開批鬥會,那女流氓還上去批……把我也捎帶上了。何敏有口無心,我跟她說什麼都告訴了那女流氓。他們把何敏裝進一條塑料袋——剛到山西的時候,犯人死還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經沒有了。

她死了以後我得了一場大病,一直發高燒。可是不許我躺也不許我坐,連退燒藥也不給,因為我的案子在那裡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丟下了她的老母親和孩子。她在獄裡給弟弟納了鞋底,還用舊布拼拼湊湊給孩子做了幾件衣服,不知有沒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偉大領袖去世了。勞改隊一片悲聲,哇哇的。或許真有人悲痛?我看這裡邊有兩種,一種是表現自己;一種是想起了自己的傷心事,平日不許哭,今天藉機大嚎一場。也有人笑。還有人做出要慶祝的樣子。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問原案怎麼判的,通通槍斃。我聽說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時候處決的,或許全國有一個統一的精神?

但逐漸地,已能聽到一點風聲。到了允許接見的時候,我媽來看我,悄悄告訴我,我的案子已經定了,是「錯案」,讓我謹慎再謹慎,千萬別再說什麼。

這些年,媽為我可苦了。吳德當權那時候,整個北京箍得緊緊的,一點風都不透。我媽說,我豁出去了,一個老婆子,怕什麼?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門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閨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沒黑呀!」後來,她得了白內障,兩隻眼睛全看不見了。那次,她扶著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嶺,到榆次來探視。

我媽的頭髮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來了。他說:「好好認罪,靠攏政府、爭取從寬。」我一聽就火了:「我沒罪,你是什麼人?給我滾,滾得遠遠的,我永遠不見你!」哥哥很尷尬。看守朝我喊:「不許你這樣對待革命群眾!」我說:「什麼認罪?什麼從寬,讓他好好給我賠禮道歉!」看守對我媽說:「看看你女兒有多囂張,對你們都這樣,對我們還不知怎麼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麼?無期!什麼叫無期,腦袋在肩膀上晃著哪!加刑會加成什麼知道嗎?」我媽嚇得跪下了。我說:「媽,你聽聽他說的都是什麼……」媽說:「他說的不對……」看守又喊起來:「你這老太太怎麼也這麼反動?」

哥哥從此就再也沒來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讀完博士留校了,現在在伊利諾斯大學教數學。

一九七九年三月,媽和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兩位審判員一起到了榆次。他們是來給我改正的。釋放的時候,讀宣判詞:「出於對林彪、『四人幫』的無產階級義憤……」我立即說:「我沒有反『四人幫』。」

媽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我那年已經三十三歲,只想找點書看,想把這十年來想過的東西清理清理。

但我總得吃飯。我不願接受補助、接濟,法院發給我生活費,外院給我助學金,全都拒絕了。我找了個地方教德文,一小時二點五元。為上戶口的事,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不是他不給我上,而是我拒絕上,因為他在「何處遷來」一欄填了「釋放」兩個字。我的氣一下子就上來了。我說:「什麼叫釋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說:「你這不明明寫著無罪釋放?怎麼不是釋放?」我說:「那『無罪』呢,你怎麼不填?」他說:「管你有罪無罪!」我不要戶口了,後來法院出面勸我,才又上的。

當時,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經三十三歲,還是他們的學生麼?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幫我聯繫工作,就聯繫他們主管的單位、工廠,那些地方無論多麼缺搞德文的,一看檔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所,我報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著銬的時候學《資本論》的心得,湊成一篇挺像樣的經濟學論文。

你問我德文怎麼樣了?雖然十三年沒摸一本德文書,但在外校、外院養成一種習慣,也就是陳老總說過的「外語環境」——除了刷牙、睡覺,嘴就不許停,無論出操上課,甚至看球賽、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嚕著,說夢話、記日記全用德文,整天咕嚕,像個瘋子,這叫童子功。

剛進監獄,那基督徒和鄉下老太太都不愛講話,我也沒辦法。忽然一天,遠處流氓打架,聽得清清楚楚。我特別興奮,趕快練口語,把他們對罵的話全都翻出來了。看守訓話我就邊聽邊在肚子裡翻。有了報紙以後,一邊看一邊翻,整版一字不落。十三年沒斷過,連銬背銬的時候,都用德文想事兒。

就算是深陷,我不顧一切;就算是執迷,我也執迷不悔!

(文章有刪節)

https://m.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3/20/817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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