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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死亡降臨,這兩種選擇,你會怎麼做?

 2017-03-01 04:1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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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老太太來自同一間病房、相鄰病床,為了尊重隱私,姑且叫她們19床、20床。她們年齡相彷,一位78歲,一位81歲;病情相同,患晚期肺癌3年,一位發生腦、縱隔及淋巴結轉移,一位則是肝轉移;治療都盡了力,不再適合手術、放化療,就連分子靶向治療也找不到合適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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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床是一位大學教授,因腦水腫入院。治療後,腦水腫消退,我告訴她女兒莉(化名)可以出院。莉很吃驚:「癌症呢?不治了?」我委婉地表達了再做癌症治療已無任何意義、病人進入生命的倒計時、愛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幾層意思,但莉的態度很堅決:「病治不好,絕不回家!」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屬的偏執。後來,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

莉今年52歲,定居澳大利亞。3年前,因為母親患癌,她辭了工作回國。她帶著母親到處看病,自己也滿世界跑,曾跑到國際腫瘤會議會場,堵截一位美國專家。她看了許多醫學書籍,一旦有什麼新技術、新藥物,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但專家的答覆全是否定。莉並不氣餒,她聽說有一種「海參療法」,可以抑制腫瘤生長,便從美國買回上好的海參。每晚,她在家燉好,次日清晨用保溫桶拎進病房,讓母親喝光。那段時間,這對母女總在病房吵架。一次,19床偷偷向我求援:「莉天天逼我吃海參,不吃完就不許我吃早餐,還說是為我好,可我吃完渾身發熱!」在我和一位中醫的勸說下,莉只答應減少頻次,隔一天吃一次。

一個月多後,19床發生多器官衰竭、呼吸困難,被轉入呼吸內科病房。當時,她明確表示,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更不願渾身插著管子閉眼。但莉不同意,也不理解。很快,19床不再說什麼,因為不能再說話——她的喉嚨插了氣管,面部罩著呼吸機,鼻飼管、導尿管等爬滿全身。

端午節的中午,昏迷數日的19床來不及留下一句話,走完人生路。可是,莉不允許拔管,堅稱母親沒死,胸口還有起伏。醫生解釋,那是呼吸機未撤的緣故。我被莉叫到呼吸科,她讓我一遍遍地聽聽診器。我說:「我用醫生的名義發誓,心跳停止。」她不信:「你用母親的名義、女兒的名義發誓!」最後,我照做了,她才同意拔管。此時,19床已死亡兩三個小時,嘴巴僵硬地張著,熱敷後才能閉合。

看著殯儀車帶走母親的遺體,莉抱著我痛哭:「金醫生,我錯了!我後悔沒有帶媽媽回家!」

2

相比之下,20床的故事就簡單得多。她是一名省直機關退休人員,因血性胸腔積液入院。我為她實施了穿刺引流,抽取積液,然後打了些防粘連藥物,就建議她回家。她和兩個女兒欣然接受。

出院後,她住到小女兒家裡,每天還和大女兒通一通電話。除了呼吸有些困難,她的狀況還不錯,食慾正常,有時候早上出去晒太陽,晚上在小女兒的陪伴下散散步。偶爾睡不著覺,就吃一顆安定片。

這樣的生活,她很知足。關鍵是,她的人生還在繼續……理性接納醫學的侷限性

作為醫生,生老病死,司空見慣,但發生在19床和20床身上的事,令人唏噓。

很多時候,我們把老、弱、死都醫學化了,認為它們只是又一個需要克服的臨床問題。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醫學也是有侷限性的。

無論怎樣小心翼翼地措詞,仍有很多人覺得這個話題太殘酷,如莉一樣,會聯想到這個社會準備舍棄病人。對於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來說,在監護室裡度過生命的最後一程,完全是一種錯誤。雖然技術可以幫助病人在失去意識和連貫性後維持他們的器官,但過度的干預反而增加了對患者和親屬的傷害,讓患者與臨終關懷擦肩而過。

當然,有病人的原因,也有醫生的原因,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週期的限定性,我們的末期病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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