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緬懷魯迅，其實是緬懷那個相對寬容的時代
【看中國2016年09月27日訊】這應該是我第三篇正式談魯迅先生的文字，第一篇被五毛們追著咬了很久，估摸是題目太過刺激了，當時的內容是「論魯迅這座大神倒掉的劃時代意義」。第二篇的內容是「再論魯迅這塊貞潔牌坊的倒掉」。這兩篇所談的內容大致一樣的。之所以論魯迅的倒掉，並不是他所批判的時代進步了，只是他所批判的時代「消失」了，所以他必須被倒掉，如同現在所有寫批判文的人，要麼閉嘴，要麼被「滾」外國去……
這兩天閑著無事，又重溫了幾部根據金庸先生小說改編的武俠劇，一方面打發時間，一方面回味下童年看這些片子時的心境，但在寫這篇文字時，我突然又多了一絲悲鳴，金庸先生如果不是在1950年之後去了香港，那麼我們的現代文學史，在現實主義文學被人為嚴重損害之時，又會少一位虛幻主義文學大家的誕生。
我注意到，金庸先生是在1952年到香港的第二年，開始在《大公報》旗下《新晚報》創作武俠小說，沒幾年便在香港創辦了《明報》，隨後他的創作高潮期來臨，大半的武俠作品都是在他自己辦的報紙上刊登、連載的，當然他雖然在香港可以保持武俠作品的更新，但也是被某十年餘威波及，被戴上了「漢奸「的帽子，當時的他遠不是我們現在津津樂道的中國傳統哲學與武俠的大家。換句話說，我們在談金庸時是在談什麼？不是武俠，而是他有一個可以自由創作的社會大環境，這也是他在某十年支持當時的香港鄭虎力壓暴君追隨者們胡作非為的原因。
談魯迅又扯起了金庸？太過無厘頭？其實邏輯是通順的，如果魯迅沒有一個可以創作的大環境，不要說他成為一代批判大家，可能想投醫從文的願望都是一種奢侈，試問，後來的我們，誰有資格辦私人報紙？後來的我們，誰又能刊登批判類文章？後來的我們，在某段時間誰又敢隨隨便便寫文字？即便我們現在迎來了一個自媒體的時代，寫一篇言之有物的批判文，生存的空間是多麼的狹窄？不是中國現實文學不行了，也不是民國的文學就太好了，只是我們比起以前的相對寬容，思路被窄了，視野被捂了，嘴巴被閉了，僅此而已。
說起對中國人劣性根的批判，這其實對於魯迅的文字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內容，魯迅最大的力道還是在對「現任權貴」的批判之上，請注意「現任權貴」一詞不針對於當時的權力者，而是通用於任何一個當家的權貴。如果不是很理解這個解釋，我可以談一談我寫文的最初啟蒙，魯迅的文字是我從小學時代就開始接觸的，說他的文字似刀如劍這個是確鑿的，所以我從2012年開始寫時評的時候，將近兩年的文風都是以罵為主，但實際上並不解決任何社會矛盾，反而還會激起讀者的戾氣，這並不利於我們改造我們的時代。
而胡適的文字並不是小學課本裡選錄的一篇《我的母親》那麼軟綿綿，在我後來認識胡適的文字時，那種理性的批判比謾罵式的批判更為讓「現任權貴」們著慌，他們怕的不是罵，怕的是你開始清醒，開始理性，開始認識民主與自由，開始尋找權利與義務。胡適風是在90年代之後徹底刮起來的，魯迅風也是從90年代之後開始慢慢減弱的，這說明，他們需要的還是理性的聲音，而不再是謾罵或推牆的聲音，當然必須要鬧明白的是，只有尊重公民和回饋公民權利才能阻擋悠悠之口，而不是靠推翻魯迅這塊貞節牌坊，建立胡適的循序漸進可以解決的。
我們現在回想起來，魯迅的文字果真鋒利無比？還是取決於那個可以讓他鋒利的社會大環境，有人說：「不要為蔣光頭洗白，當時是有租界，不然魯迅早就玩完了。」我並沒有打算為蔣介石洗白，我只是想強調一點，魯迅是1927年搬入上海租界的，並且是住在日本人密集的虹口區，這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九年，我們再來看看魯迅的大部分作品並非是在租界完成的，在上海這九年所寫的文集也只有《且介亭文集》一部，且介這兩個字，所取的就是從租界兩個字各取一半而來。也就是說，租界時期並不是魯迅創作的高潮期，租界也並非其文字創作的保護利器。
弄清楚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去看一個批判者身上最值得深思的地方，絕不僅僅是他的文字有多麼的犀利，而是他的文字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創作出來的，這是個急需要我們每一位中國人看清楚的問題。實際上，蔣介石也是在1930年的12月，才接到有人告密稱：「現在教育部裡的特約編輯周豫才，就是魯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頭子，也就是浙江省國民黨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在案的那個人。」
蔣的態度是什麼？蔣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後，蔣介石派上海市長吳鐵城去靈堂祭奠，並以蔣介石的名義敬獻了花圈，表達了對這位浙江老鄉的敬意。
這也牽出了一個很多人關心的問題，為什麼魯迅從來沒有指名道姓的罵過蔣？1930年5月7日晚，魯迅與某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會面，李立三要求魯迅：「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國去當寓公。」在這段對白中，似乎讓人們覺得魯迅其實也是一個軟骨頭，但卻也說清楚了權力者的真相，容忍與自由的關鍵點就在這裡彰顯了出來，至少魯迅還有罵和選擇性罵的自由，到了後來的民國文人身上，就只有歌頌和被閉嘴，甚至被批鬥的自由。
我們的「現任權貴」後幾十年來開始提倡「小罵大幫忙」，其實前幾十年對胡適批判的原罪之一就是，認為胡適對當時的「現任權貴」就是「小罵大幫忙」，而當年對魯迅神話的原因之一也是，認為魯迅對當時的「現任權貴」是一罵到底，而今又將二者顛倒了回來，讓人看來也是忍俊不禁。
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魯迅不直接罵蔣，而可以罵當時的鄭虎，其根源就在於蔣的容忍度是可以允許魯迅的出現，並且當時的私人媒體比比皆是，而魯迅也深知他的文字也是需要根據當時的社會輿論度來點到為止，但凡當時的社會不允許這樣的聲音，魯迅也不可能出版那麼多的批判書籍，這是我們無法規避和必須認識的要害所在，與當時的社會相較而言，我們現在實際上是退步了，而不是魯迅有多麼的偉大，或者後來者難以與魯迅比肩。
再直接點說，魯迅文字的偉岸，是源自於當時社會的輿論寬容度，魯迅除文字以外的附加「絕對偉岸值」（國魂），源自於當時反對派逆襲之後的「黃袍加身」。像人們說的那樣：「如果他活到現在，要麼在牢裡寫他的文，要麼閉嘴。」這句話並非虛言，確實也在留下來的民國文人中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實踐。
昨天又一陣懷念魯迅風，我真的想問一問懷念的人們，你們真的知道該懷念魯迅什麼嗎？我唯一看到的答案是：「至少，他在那個時代還可以容忍批判和媒體與出版自由。」我反對將魯迅的文字請出語文課本，但也希望魯迅式的文字可以真正意義上的消失，我們需要一個批判的社會環境，因為社會不可能在歌功頌德中進步，而事實也證明了，換一個鄭虎也許會有更壞的結果，這是我們幾十年實踐而來的，我們能做的也只是像魯迅看不起的胡博士那樣，主張加以改造，基於期望與合作的姿態，而胡適的硬是硬在他可以就這個信仰，一再指名道姓批評蔣。
胡適雖然敢於公然批評當時的一把手，但這並不是什麼戰鬥精神或者匕首精神，而是大環境所賦予的懷疑精神與容忍精神，胡適很理性的將這些揉入文字，期待當時的鄭虎可以更加的寬容與允許人們的懷疑精神存在，同時盡己所能的為它不斷進步做些什麼，這就是胡適的改造思維，與魯迅的破罐子破摔思維迥然不同，這也是我們現在唯一可以選擇的路。
然而結局卻是，胡適敢於罵蔣，最終卻被二缺們罵做是走狗，而魯迅並沒有罵蔣，卻被稱為文壇最硬，這本身就很奇怪。怕原因還是在於，胡適對現實看得更清楚選擇去了臺灣，而魯迅死的太早又被某神黃袍加身。
我們到底在懷念魯迅什麼？這個問題還是弄清楚的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