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祭文(圖)
資中筠(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9月02日訊】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時,未即死,因有所待,以為事有可為。他的學生王炎午對他有誤解,以為他貪生,因此作《生祭文丞相》文,促其殉節。後來知道是誤解,在文天祥殉難後又作祭文痛悼之。這個典故用在此處並不完全貼切,只是取其將死未死之時的「生祭」。
「還原真相,開啟民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
這是《炎黃春秋》二十週年紀念時我的賀詞,自以為概括得還準確,也是我的期許。
以下摘錄一些過去與此有關的講話:
2013年新春聯誼會,多數與會者對新的開始充滿樂觀的期待,絕大多數人的發言都圍繞「憲·政」的主題,後來產生一篇聯名上書,提出全面的建議,完全是建設性的,可謂充滿了正能量。我卻未簽名,一則因為我原則上不喜歡聯署上書言事,在「致君堯舜」和「開啟民智」之間,我認為前者是無用功,後者才是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並不分享那種樂觀情緒。後來證明,樂觀是過早了,那個體現一片赤誠之心的文件竟被列入了應予封殺的「噪音」,再不得見天日。那個關鍵詞本身也被「敏感」了。
2014春節聯誼會,我講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朝野有沒有共識?我想至少有一個共識,就是大家都不希望發生動亂,都希望能夠和平地進行深化改革,渡過社會轉型。但是通過什麼途徑,用什麼手段達到這個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顧憲成與王錫爵的對話,顧在野,王在朝。顧說:「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問題上,「朝」與「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本好書,很受讀者歡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說好,爭相傳閱,忽然就聽說「挨批」了,被禁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又比如,現在領導下決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間以各種行動表示擁護,熱心支持、要為此做出貢獻,卻忽然獲罪。有記者揭發貪官,事後證明完全準確,貪官已落網,而記者卻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請去「喝茶」了,有人給「上各種手段」了,甚至有人給抓進去判刑了。那麼依靠誰反腐?是孤家寡人,還是依靠全社會的正義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認為腐敗已經這樣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眾的強大力量,是難以樂觀的。(按:關於反腐的這段話,後來被作為我的「錯誤言論」向我提出指責。我左思右想覺得沒有錯,所以還堅持。我真不明白,真話、真相,乃至常識,就那麼可怕嗎?)。
聽說本雜誌在多數報刊下滑的情況下,訂數大幅增加,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數報刊不景氣的現象並不是正常現象,不少曾經擁有許多讀者,輝煌一時的報刊,一再遭受風霜雨打,逐步凋零,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我寧願本刊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中的一株。(現在證明,一枝獨秀是難以持久的)。
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並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可慮的是,現在「暴民」真的有日益增加之勢,社會戾氣上升)。
在許多革命老前輩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於斯、長於斯,而且一定終老於斯,不會再用腳投票遠走他鄉。我對這國土無比熱愛,也見證過我們的民族歷經苦難,人為的餓殍遍野、精英備受摧殘,再也不希望看到社會動盪,民族再蒙災難。正因為如此,開啟民智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我所寄希望於這本雜誌的。
以後兩年,新年聯誼會都遭禁。今春為此杜老氣得血壓升高,以死相拼,勉強臨時湊成一次聚餐。節日聚餐要以性命相博,這也夠得上世界級奇聞。
實際上,這份雜誌從來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年年風霜雨劍嚴相逼,每年新春聚會都有一種悲壯的氣氛。近兩年風急雨驟更加升級。其實兩年以前就有準備「玉碎」之說,另一種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協換取生存,但是妥協以不損害原則為底線,有人戲稱「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說,我屬於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觀,杜老承諾的這個「不碰」,那個「不碰」,已經逼到牆角了,這「底線」在哪裡?守得住嗎?改革開放以來,曾有過報刊蜂起,眾聲喧嘩的短暫的繁榮,但是此起彼伏,前仆後繼,各領風騷幾年,有的甚至幾個月,或滅亡,或名存實亡(底線崩潰,完全變質)。一本刊物延續25年已不尋常,其原因眾所周知,端賴老人的支撐,前期還有更高位、更老的人作後盾。現在他們多已作古。杜老的黨齡長於方今能仗勢對他頤指氣使的任何在位者的年齡。前此,也許還賴組織內論資排輩的傳統,或者還有一絲絲殘存的敬老的倫理,才勉強容忍,得以不絕如縷至今,而並非是他一片救黨救國之心感動天庭。我理解老人在晚年有所覺悟之後的一片赤誠,就憑他能對他在位時執行錯誤政策曾經傷害過的人,一家一家走訪道歉,就令人感佩,而這份雜誌正是他覺悟後的見證。當然不止他一人,還有一批從耄耋到期頤之年的老人,都同此心。他們為國家富強、民族解放(當然包括思想解放)的初心不變,所變者,是對途徑選擇的認識。其志可敬,其情可憫。
但是,這終究不是正常現象。現在這些都已無效。有一幅「辦得不錯」的題字,年年掛出來,卻也起不了「丹書鐵券」的作用。我曾設想,可能在某個契機主動「安樂死」,可以避免在溫水煮青蛙中苟延殘喘,一辱再辱的痛苦,最後連「玉碎」都不可得——杜老以90高齡與名望,這幾年所受屈辱,非外人所得盡知。他忍辱負重,苦苦支撐,如果不是為了事業和良心,是難以承受的。我儘管是雜誌的忠實讀者,兼作者,還掛名編委,但終究不是內裡人,也許旁觀者清,但決不是冷眼旁觀,只是揣情度勢,做出自己的判斷。
然而我儘管悲觀,還是對現實的殘酷性估計不足。最近幾天魯迅的一句話經常在腦際出現:「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這樣的肆無忌憚,公然撕破協議,無法無天,這樣的以城管對小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於一個機構,這樣對待一位因喪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能待地打家劫舍,鵲巢鳩佔,還瞄準財務、出納(恐怕那筆不大的資產也是重點目標),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沒有不敢做的。至於沒有執法憑證意圖強行搜包、搜身(儘管未能完全得逞),無理阻撓一個機構履行依法納稅義務,則已經明確觸犯了法律。這種種暴行出自一個以「文化」、「藝術」為名的機構,最後一點文明的外衣已經撕去,禮義廉恥蕩然無存,「我是流氓,我怕誰?」嗚呼,我欲無言,我能何言!
本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永遠長存的事物,一份刊物的沉浮也是常事。只是圍繞它所發生的一切,突顯出在這個關鍵時刻,在我泱泱中華大地上文明與野蠻的競賽,所以不能沉默。
現在,受害方還在用文明、法律的手段,根據白字黑字的協議維權、申訴,再給法治尊嚴、公信力、人道、廉恥一次機會。還有誰會珍惜這個機會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