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加流氓 勢必喪天良
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中國著名學者鐘敬文在去世前曾說：「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鐘敬文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仔細研究近代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份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中國大陸的頂級紅色學者郭沫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應該說，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華而且有風骨的，學術上不無建樹，而且還居然對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公開叫板。但1949年後，郭沫若卻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但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當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說「才子加流氓，勢必喪天良」，這話說得很對。
「文革」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樣。早在「大躍進」時代的1958年，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的科學性。當年農業大放衛星，危機四伏、餓殍遍野，餓死數千萬人。可是錢委員還故作嚴肅地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後，他為了迎合毛澤東的狂熱，又「精密計算」得出畝產潛力是5.85萬斤，荒唐至極！無恥至極！在勞動人民被極權壓迫，遭受人為的慘重飢荒的年代，錢學森也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明顯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這種喪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錢學森一個人。
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科學工作者，極權專制的寵信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立場正確。於是，中國的某些知識份子就成了極權政治的附庸，使得他們必然地喪失了社會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錢學森，再舉一個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例子。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對於「大躍進」的瘋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知識份子本來是與愚昧作鬥爭，與專製作鬥爭，傳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那些人，根本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喚醒勞苦大眾。他們不僅不能承擔起「社會良心」這副重任，相反卻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使專制極權變本加厲。
陳寅恪曾經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比於上述這樣例子，就更加佩服陳寅恪。依附於野蠻的極權專制，甘心作極權者的走狗，這些人不配叫做知識份子。陳寅恪還曾經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專制壓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可以選擇沉默，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樣，也不應該跳著出來，心甘情願地為之充當馬前卒。
極權專制下的知識份子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知識份子的良知，涉及在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統治者的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
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良知和誠信。知識份子，多是些政治投機分子和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個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個人的良知，也就不會再有什麼「社會的良心」存在了。
當皇帝光著屁股走到街頭，眾人嘖嘖讚嘆新衣之美，就必須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聲說出來：其實他什麼都沒穿。當廟堂之上開始公開地指鹿為馬，五毛們忙著從科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發展的角度來論證「其實鹿就是馬」，就必須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識時務的人站出來，走到說謊者面前，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