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失敗是全社會的不幸(圖)
搖搖欲墜的亂石（攝影：吳智恩）
【看中國2016年06月24日訊】大概沒有人否認今天中國社會存在大量的「犬儒主義」者，而楊絳去世所引發的知識份子「沉默權」討論也一石掀起千層浪。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以及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生存現狀，前海傳媒日前專訪了徐賁。
記者：您此前文章以及書中都談到了平庸之惡與犬儒主義，這些似乎是建國後大多數知識份子與普通人的相同點，今天也是如此，當然也有少數勇敢者。目前如何改變這種犬儒文化？或者說，除了勇敢與壓迫之外，是否有中間相對平穩通道？
徐賁：「平庸之惡」指的是極權統治下普通人的制度性作惡。納粹時期、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文革時期的大規模暴力殘害和殺戮都是由無數普通人參與的，他們的惡行動機不過是相當平庸的貪婪、嗜權、自私、追逐個人利益，因此而被稱為平庸之惡。
知識份子的相互出賣、相互背叛、打小報告、相互監督也是這種性質的平庸之惡。在大規模殘害不再發生，相互出賣的壓力相對降低的今天，普通人與專制制度的合謀，最關鍵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狼群社會的平庸之惡，而更是假面社會裏的犬儒主義。我在《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主義》一書裡對假面社會的犬儒主義已經多有論述，這裡就不重複了。
在此我想補充一點有關犬儒主義與「消極自由」關係的想法。犬儒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死活不相信。今天，人們似乎有了「不相信」的自由（是不是「消極自由」另當別論），在某些場合甚至還可以把不相信說出來，這在毛時代是要被送到夾邊溝去的。這是今天與毛時代的一個不同之處。
但是，這種不相信的消極自由是有限的，統治權力可以隨時把它收回去，所以它並不是一種真正的「自由」。行使這種「自由」，弄不好會要付出慘重代價的，畢福劍就是一個例子，可見並不真的是自由。
無論是否被當作消極自由，「不相信」的犬儒主義本身就可以是對權力說不，拒絕順從，拒絕合作。這就是為什麼犬儒主義可以是一種弱者的抵抗。但這種抵抗的社會價值和建設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甚至還會起到對政治抵抗幫倒忙的作用。
犬儒主義不能告訴你，為了更好的未來，你需要用什麼去代替你拒絕的東西。犬儒主義使你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有更好的未來，也不相信還能有任何可以取代壞東西的好東西。這樣的犬儒主義也就取消了改變現實的努力。
今天，犬儒主義的關鍵是信仰的喪失，人們因為什麼都不相信而陷入迷茫、麻木、冷漠的狀態，也陷入了多說無益的沉默。這種沉默和極權鼎盛時期的沉默是不同的。
有人誤以為，極權主義統治下知識份子沉默，只是因為迫於暴力迫害所造成的恐懼。其實並不只是如此，毛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還有信仰，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沉默，不只是因為害怕禍從口出，而且是在積極配合，「顧大局」「接受黨的考驗」，「不給信仰抹黑，讓敵人有機可乘」。
匈牙利裔英國作家庫斯勒在《正午的黑暗》中描繪的革命者認罪就是這樣一種出於信仰的自我噤聲和沉默。他們沉默，但相信「歷史會還我清白」「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美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思慮20世紀》中特別提到了斯大林時期的那種愚忠信仰，「共產主義的經歷讓倖存的知識份子對他們自身的信仰格外耿耿於懷——甚於那些罪行本身：回過頭來看，正是這種愚忠給他們造成了創傷，這比他們在獄卒手中經受的一切都更令人痛苦」。在今天的犬儒主義時代，已經很少有誰還相信這種愚忠信仰了。他們的沉默因此更加是一種被迫的，而不是自願的沉默，因此與所謂的「消極自由」無關。
記者：從您的觀察來看，中國公共知識份子與國外知識份子有何不同？尤其今天大型時期？
徐賁：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被污名化為「公知」，許多知識份子羞於認同公知，更願意把自己看成專業主義的「學者」「專家」，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失敗和犬儒主義，也是整個社會的不幸。
在國外，以美國為例，公共知識份子還是受尊敬的。我前面提到的托尼·朱特就常被視為愛德華·薩義德之後美國最優秀的公共知識份子。公共知識份子不是一些自以為在「捍衛和推進宏大抽象理念」或對事事都急於表態的知識份子，而是一些在學術活動之外，意識到並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責任的知識份子。
這樣的知識份子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出於對人類普遍深層道德的信念，他們同民主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和人的尊嚴，但不會把民主當作一種能代替極權意識形態的宏大理論。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一些國家便成了這樣一種宏大理論。朱特不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在他所信奉的社會民主主義那裡，「民主並不是解決非自由社會之問題的辦法」。對於充滿苦難和不幸的20世紀來說，民主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它最好被辯解為某種防範更惡劣的體製出現的東西，也最好被表述為大眾政治，它是確保人們不會每次經受同種愚弄的一種方式。
從公共知識份子的立場，朱特認為，今天的世界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民主是短期內抵禦非民主政治的最佳屏障，但它並非一道抵禦其自身內在缺陷的屏障。希臘人便知道，民主不太可能亡於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或寡頭政治的吸引力，而更可能亡於自身的墮落。像朱特這樣的公共知識份子，也是中國所需要的。
記者：關於改良與變革的說法，歷來很大爭議。您如何理解這兩種不同觀念以及現實運用？
徐賁：如果我們把革命理解為一種橫掃一切的暴力，一種理應將一切異見個體當作敵對勢力無情碾碎的歷史鐵律，那麼我當然不願意見到它的發生。
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波爾巴特的柬埔寨革命都是這樣的革命，它們將「反革命」的死亡和毀滅作為戰爭和暴力的正當理由和魅力所在，以為從這樣的混亂（天下大亂）中間會誕生一個更好的人類和一個更好的世界。所有這樣的革命理想都失敗了，在革命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更殘暴的專制。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成為當紅讀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革命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出現了危機。托克維爾看到的是，暴力革命雖然能推翻一個不正義的舊政權，但未必能建立一個正義的新制度。更何況舊政權本來就擁有對新政權有用的「整套規章制度」。
這個舊制度「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慾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
記者：目前整個中國社會思潮雲集，但公共場合，普通人幾乎很少看得到，茅於軾先生之前說，各界的共識應該先從說真話開始.
徐賁：我看不出目前整個中國有社會思潮雲集的景象，反倒是有萬馬齊喑的感覺。要期待出現多種思潮或百家之言，首先需要允許說真話，更需要讓人能自由說話，還需要社會中的有盡量多的人願意和能夠好好說話，大家都說理，以理交流，以理協商。
一個思想活躍的社會是一個講理的話語共同體，但不會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要允許各做各的夢，自己有夢想，也讓別人有夢想，各自自由表述。這樣也許能有望促成社會思潮雲集的局面。
記者：隨著科技訊息的發達，這是否會從大方向上對集權主義產生很大衝擊？又或者說統治者也能應對自如。
徐賁：希特勒、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已經死了，但是，種種變化和自我適應的極權主義並沒有絕跡。科技訊息發達帶來的信息傳播是極權統治最最處心積慮要嚴加防範的。
今天，新極權和後極權的專制獨裁一直在不斷積極調整其統治策略，正如美國著名記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學習曲線》(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書中指出，今天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20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朝鮮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
新興的極權國家，如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它們不再以斯大林、毛時代舊式極權的那種赤裸裸暴力和血腥手段來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並加以恐怖的殘酷統治。新的極權專制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終滲透並控制著那些權力賜予人民的自由。
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們懂得從全球體係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其最重要的三個手段便是金錢收編、利益分化和虛假憲政民主。如果說納粹和斯大林統治是典型的舊式極權統治，那麼，今天我們看到的則是一種新舊混合。
這是一種以舊的統治目的為本，以新的統治手段包裝和運作的新式統治。總的特徵是頗為巧妙、有效地運用金錢收編、利益分化的手段，通過對民眾思想和言論的嚴格控制和對公民政治自由的不斷剝奪，最大化地保持了穩定。
這樣一種統治前所未有地依賴民族主義情緒、經濟收買、知識份子收編、放縱型的物質消費主義和與之共生的政治冷漠和犬儒主義。
道布森指出，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它們視為有威脅性的個人或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
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份子開玩笑說，查韋斯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懲罰政治批評者或異見者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給他們帶上「右派」「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是調查和指控他們「嫖娼」「滋眾鬧事」「逃稅」「經濟問題」，把他們放到電視台上「認錯」「悔過」「坦白」。就算最後無法對他們定罪，也足以「搞臭」他們的公共形象，給他們發出警告，令他們從此懷有恐懼心理。如果實在抓不到這類把柄，也會請他們去「喝茶」，這種不受歡迎又不得不接受的「邀請」有時同樣能產生恐懼和震攝的作用，至於有效程度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