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周恩來：從暗戀到暗鬥(圖)
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凶狠的敵人。(網路圖片)
提示：都說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
歷史學家們多認為，江青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凶狠的敵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之間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後，這一矛盾還在繼續升級。江青在周的遺體前衣領露出紅毛衣、拒不脫帽，指使御用文人在報紙上含沙射影對周進行攻擊，大有鞭屍之勢。被評為「荒誕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國歷史作家趙無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來》中，對江青與周恩來的歷史淵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來屬於哪一派系
中共黨內派系複雜，每時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經歷、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觀點、思維方式的差異所決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斷分化和組合。康生原屬王明的留蘇派，或稱王明（共產）國際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王明同樣回國，一口一個「我們的領袖」以稱王明，後來看看風向不對，反戈一擊，投到毛澤東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堅定的忠毛派。張聞天早先也是國際派，王明統治時期進入中央高層，派到中央蘇區政府任職，以擎肘毛澤東，不料反為毛說動聯合王稼祥在長征途中策劃「擔架政變」，對遵義會議一舉奪得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成為毛的骨幹，對抗王明；不料大躍進時代附和彭德懷的「萬言書」，又被打成反黨「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周恩來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少年共產黨，可稱作「旅歐派」。同屬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聶榮臻、陳毅、鄧小平、王若飛等，還可以算上在德國由他發展入黨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產黨的重量級人物。歸國後，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積極培植軍校的中共勢力，形成日後足以與國軍黃埔出身的將領抗衡的另一支黃埔系。國共分裂，他領導發動南昌暴動，創建了第一支共產黨武裝，參加暴動的朱德、賀龍等一大批將領日後成了事實上的「暴動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組成建立了嚴密的城市地下黨體系，所謂「白區派」，包括執行暗殺任務和打入敵人內部的一整套特工、情報系統。進入中央蘇區，他又成了「蘇區派」，直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成為毛派的一員主角。
最後都成了「毛派」
毛澤東取得黨內最高權利，先後遇到張國濤、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戰，每一次周恩來都無條件地站在毛一邊，可以說是最堅定的毛派。這也是他屹立黨內數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在黨政軍特諸系統內廣有人脈，別人都不能輕易動他，連毛澤東都不敢對他下手。當然前提還是周為堅定的毛派，如果稍有異心，以毛的一慣好強的性格和勇於啃硬骨頭的精神，無論付出多多大的代價也會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中共黨內，除了早期錯誤路線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濤等少數人物外，其他高級領導人，後來都成了「毛派」，統歸於毛的領導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幾位代表人物，也都迫於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稱臣，只是終於不被接納和重用罷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擔任中央委員，博古如果不死，張國濤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員總歸是有的做的。不過他們是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留下來的，永遠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澤東一邊，旗幟鮮明的擁護毛澤東：他的思想、他的路線、他的戰略、他的領導權，反對他的敵人，就可以稱為「毛派」。在毛澤東黨內權利穩固之後，幾乎再也沒有非毛派公開存在和活動的空間，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擁護毛澤東，齊聲高呼萬歲，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誰敢跳出來反毛，無異於以卵擊石。
但是擁護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開擁護，私下反對，如彭真；有人是這一陣子擁護，過一陣子反對，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對，擁護也不踴躍，如陳雲；有人擁護是擁護，反對敵人卻不積極，如朱德；有人是擁護你的領導，反對你的某些錯誤，如彭德懷；有人是擁護你本人，反對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崗；有人是一心想擁護，另外卻還經營一塊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劉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擁護，具體地反對，如文革中復出的鄧小平。只有無論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都自覺自願地堅決擁護毛澤東，反對、聲討和迫害他的敵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恩來是最當之無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對和迫害被當作敵人的自己。
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
劉少奇、林彪是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進入中央最高層，僅次於毛。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林彪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最後都從毛派淪為毛的敵人。他們是不同時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卻是同一個錯誤──在「毛派」這一大的體系之下，逐漸形成了另一個不以忠毛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權威和地位。
並不是說毛派內部決不允許再割分為派。毛澤東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然整個共產黨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既然黨內中允許公開存在一個擁毛的大派，那麼在毛派的內部，不斷地組合、割分、形成各種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這樣，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對毛澤東的人也必須打著擁毛的旗號，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否則一天也活不下去。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指導運動，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後來經毛出面反對，人們才知道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反毛澤東的。林彪指使陳伯達鼓吹「天才論」，要求反國家主席，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故而許多人受騙上當，跟著大表忠心，毛澤東又一次出面反對，人們又才知道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篡黨奪權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手發動和部署的。由於劉少奇一派發展壯大，自成體系，盤根錯節，其勢足以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毛在黨內已是相當孤立。大夥兒雖然都尊敬他，維繫著一片「擁毛」的虛假氛圍，卻多半是敬而遠之，他的話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腳下，竟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討論是否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的提議險些沒有通過。當時是三票對三票，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反對，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贊成。毛澤東事後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勸說，朱德一句「我聽潤之的」，遂使文革的發動成為定局。
周恩來也是響噹噹的文革派
朱德年紀大，位高而職閑，已不大關心政事。林彪體弱多病，一直處於半休狀態。他以為軍功和對毛的忠心被大升為黨中央副主席自足，毛為了加強在黨內高層的說話的影響力，並掌控軍隊的一個重要部署。那時的林彪，尚無野心，也沒有積極參政的興趣和衝動，完全是一顆聽話的棋子，毛主席叫幹啥就幹啥，叫怎樣干就怎樣幹。毛在七大常委會的陣營中，真正能夠對黨政軍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個周恩來。
可見，把周恩來割出「文革派」之外，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被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後，一批文革新貴崛起。其中權勢最大、後臺最硬、能量最大的當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職位是副組長，卻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直到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中共九大會議上，才被選為政治局委員，自此再也未能越過這一位置。她雖然有「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見官大三級，畢竟不是毛澤東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從與禮遇。要在一個個手握國家重器、功高位顯的文臣武將中贏得實際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非得聯合其他勢力不可。這些勢力有：
陳伯達的「秘書派」，旗下大將包括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出身，曾直接與聞黨的最高決策和機密，參與中央重要文件的炮製，上達天聽，下傳旨意，又年輕氣盛，能說會道，個個都是好竹竿子，沒有長期戰爭年代形成的複雜關係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頭地的雄心與慾望，是天生的文革闖將。
林彪的「軍隊派」，旗下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林彪的妻子葉群。這些人掌握著中央軍委的總參、總後的實力，控制了大部分軍區、部分海軍和幾乎全部的空軍。文革初期，黃、吳、李、邱都一度受到衝擊、批判，經老首長林彪解救，才重獲權利並逐漸結為死黨，九大會上全部選為政治局委員，是倒劉戰役中最大的贏家然而也輸得最快和最慘。文革之初，林、江合作，雙方親親密密各懷鬼胎，有過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後出現矛盾。
不管是誰當權，都少不了周恩來
康生的特工系統和謝富治的公安系統。康生自投靠毛澤東以後，察言觀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寵幸。此人陰險狡詐，城府極深，有「黨的理論家」、「堅強的反修戰士」、「中國的捷爾任斯基」之稱。連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為「康老」。謝富治當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執掌公安部，是蒐集對手罪證、迫害異己的直接幫手。
柯慶施的「上海派」。柯慶施是堅定的毛派。善於揣摩毛的意圖、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號稱「毛主席的好學生」。上海在他的極左風格長期經營下，終於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於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書、後提拔為市委文教書記的張春橋，是他留給江青的一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張春橋又一手推薦、培養和提拔了文學批評家姚文元，張、姚二人雙雙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領袖。林彪垮臺後，又拉進一個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組成四人幫。
除了柯慶施，還有一位來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學生」，那就是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陶鑄在文革初調到北京，不久升為政治局常委，僅次於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傳，主持大部分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度也是江青拉攏、聯合的對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將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員，事實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識抬舉，不服江青的指手畫腳，經常頂她，結果被江青與陳伯達網路罪名，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死於非命。
周恩來的「務實派」。周恩來的實力是最強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聯合的對象。毛澤東曾這樣評議他：「不管是誰當權，是我，是劉少奇，還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來。」可以說，沒有周恩來的文革，和沒有毛澤東的文革，都是同樣不可想像的，沒有周恩來的鼎力支持與捧場，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條路：根本玩不轉。
毛澤東的大管家
周恩來對於江青，用他自己的話叫做：「我已經仁至義盡。」當年剛進入毛澤東的窯洞，引起高層各方非議，認為毛以黨的領袖之尊，將那經歷長征共同患難的妻子賀子珍趕走，炕頭尚溫，就公開與上海影星同居，成何體統？只有極少數人支持毛、江的結合，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康生，他提供來自特工系統的調查證明，江青在白區「表現清白」。他是山東諸城人，江青的老鄉，傳說在家鄉做少爺時代就和她「有一腿」，查無實證。他的支持除了老鄉情誼，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現忠誠的意思。另一個是賀龍。他揚言「堂堂主席，搞個把女人算什麼！」但真正有力支持者還是周恩來，正是他調和各方意見，力排眾議，鋪設堂火，畢竟成了他倆的好事。否則，便不會有日後權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來的出發點是否比康生、賀龍要高尚一些？看不出來，說來說去，總不脫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前，江青與毛澤東經常發生爭吵、鬥氣。無非生活習慣的差異，雞毛蒜皮本是夫妻間難免的事。但雙方的個性都極強，鬧到各不相讓，江青便只得找周恩來哭訴，由他出面調解、勸說，讓毛澤東化怒氣為春風，讓江青破涕為笑。正如當初異口同聲地反對，中共中央機關從最高領導層到一般警衛、秘書，沒有幾個從心理承認和瞧得起這位夫人，只有周恩來對她待之以禮，不含半點歧視和輕蔑。這給心性敏感好強的江青以極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漸化解敵意環境帶來的傷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終於等到二十年「約法」到期，一躍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周恩來在毛、江家庭關係上做好事，充當黏合劑與穩定劑的作用，絕不僅僅在延安時代，而是持續到建政以後，甚至文革期間。都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誰管？
力助江青坐穩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首談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風的《沁園春·雪》，一身質樸揮灑的風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眾多知名人物，以為寄託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後三年的國共爭霸戰爭中，感情傾向多在共產黨一邊，形成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局面。毛澤東此行，周恩來功不可沒就不須細說了，單請他派專機從延安接江青來重慶「治療牙病」一節，就可知他的煞費苦心。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開亮相，為了是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來在張治中的寓所為毛、江二人補辦了盛大婚禮，江青後來經歷了賀子珍回國、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動搖「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機；而每一次毛都終於放棄「廢後」的念頭，與周恩來當年安排的這一婚禮既成的影響不無關係。
一九四七年，賀子珍催女兒嬌嬌隨王稼祥夫婦從蘇聯回國，暫居哈爾濱。江青大為緊張。因為他曾接受的「約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澤東、賀子珍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毛、賀的「夫妻關係」，一直到死都「沒有正式解除」過。一九四八年冬，賀子珍的妹妹、毛澤東弟弟（毛澤覃）的遺孀賀怡找到毛澤東，鬧著要為姐姐討一個公道。毛讓步，同意賀子珍回身邊，說「還是按中國老傳統辦吧！」江青深感會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脅，又跑到周恩來那裡一頓哭訴。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組織名義作出決定，不准賀子珍會面。
賀怡在哈爾濱接姐姐和侄女嬌嬌，乘火車走到山海關，被自稱「組織部來人」的兩個男子以開除黨籍相威脅，阻止他們到石家莊。結果，賀子珍被安排到了瀋陽，而由賀怡帶嬌嬌去見毛澤東。嬌嬌後來竟從江青的本姓改名為李敏，更確定江青的繼母地位。由於周恩來的悉心部署，賀子珍一直未有機會進京復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才由毛澤東另一弟弟（毛澤民）的遺孀的後夫、江西省省長方志純的秘密安排，將賀從上海接到山上與分別二十年的毛見了一面，也是最後一面。此時的賀子珍，已是一位滿頭華髮、容顏憔悴、語言遲鈍的老嫗，毫無吸引力可言了。連毛澤東也暗自驚詫：「她怎麼變成這般模樣？」
江青最信得過的大好人
這裡要補述一段的是，性情剛烈潑辣的賀怡，見到姐姐被棄、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於是想出最後一招，到江西尋找毛澤東與賀子珍所生的兒子毛岸紅。這是毛的第四子，小時活潑可愛，模樣酷似毛澤東。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撤離江西長征，年饉兩歲多的岸紅托給了留下打游擊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一次戰鬥中，岸紅被寄放在一個農民家裡，後來失去了聯繫，而毛澤覃也在瑞金紅林山區陣亡。江青無子，毛長大成人的兩個兒子，岸英死於抗美援朝戰爭，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擔當大任，賀怡深知這個可以找到的兒子對於恢復姐姐的名份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紅線索的人，於是一再深入江西農村尋找。誰知突然的一場車禍，賀怡死於非命。這唯一的線索就此中斷。這場車禍完全是意外，還是緣於某種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證明。
周恩來的恩惠，江青當然不會無感於心。從她一進入中共最高層的生活，就把周恩來當作最可以信賴、最善解人意、最能排憂解難的好人。毛澤東說江青；「洪洞縣裡無好人。」其實不對，周恩來就是一個好人。
周恩來對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來到毛的窯洞談工作，毛請周代他到中央黨校演講，在家悶得發慌的江青一定要跟著同去。因延河漲水不能開車，於是騎馬而行。小路狹窄，江青策馬在前飛奔，周恩來緊緊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馬一個亮相，周的馬驟然受驚，後腿直立，將周摔下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騎術精湛的周恩來，怎麼會摔得如此狼狽？文革後有人追溯這段往事，把它解釋成江青對周心懷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給他一個下馬威。其實不確。江青剛入毛的帷帳，毫無根基，連窩都沒呆熱，豈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況她對周恩來的通情達理、君子之風十分信賴、敬重乃至傾慕，若說是心懷什麼「願望」還差不多，哪有一點「怨」的影子？往最壞處說，她也只不過是想抖一抖御馬的功夫，展現一下矯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給周恩來一個美好的印象，原因還是出於一種愛慕的心理。
江青當時才二十五歲，久經情場風波，最後嫁了個比她大二十一歲的毛澤東，雖說二人戀愛也完全自願無一絲勉強，還衝破重重阻力與世俗偏見，畢竟帶有青春與權利結合的影子。如果毛澤東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很難想像她會愛上這個滿嘴濃重湖南農村口音、滿頭油漬的長發、脾氣火暴、抽煙、喫茶葉、嗜好辣椒和肥肉、經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來生於南方而成長於北方，比江青大十六歲，曾赴東洋、西歐，到過蘇聯...對生長於北方、個性開放好幻想、喜歡讀外國小說、從事文壇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討論過的，作為一位公眾情人，周恩來理所當然地是江青愛慕的對象。
第一次「示愛」人仰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愛」──說得重一點是調情，說輕一點叫「示好」，就鬧得人仰馬翻，傷筋動骨，實在晦氣。這應該是一種預示，在詭譎多變的中國政壇上，這樣的非份之情將帶來怎樣慘痛和震撼！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右臂終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於廢了半隻手。
待衛士們趕到，他已經從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來，痛得臉色蒼白，冷汗直冒，鮮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倒是毛澤東事後大發雷霆，吼道：「你是什麼東西？你一百個江青也不抵我一個周恩來！」對江青惹的禍極為惱火，因為他痛惜在國共關係中舉足輕重的周恩來的受傷，倒不是怕江青敢紅杏出牆。文革後期，江青對周恩來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圖倒周，指使御用寫作班子在報上撰文批判「魯國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個字，以影射周的彎臂。而那彎臂，實是當年因愛而造成！
周恩來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傷是戰爭年代不慎落馬所致。江青倒臺後，才有一些加憶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與周比試騎術：「周副主席，咱倆看誰騎得快！」結果周的馬受驚，摔了下來。再後來的文章，又忽而將「比試騎術」一節刪掉了，只說江青策馬飛奔突然勒馬，致周恩來馬驚被摔。還有些文章欲蓋彌彰，說「比馬」根本就是瞎扯，沒有的事。
據知，所有關於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出版物，都要報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閱」，顯然，審閱機終於道出了這一故事中的調情味道，覺得有損於總理的形象。
江青希望毛澤東向周恩來學習
但我們仍可從被刪剩的部分，判斷出確曾因「比馬」而摔傷：江青策馬飛奔，如果周恩來不也策馬緊緊跟上，怎麼因前面突然勒馬而受驚？周摔下馬，扶著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來，衛士們才匆匆趕上，可見他們都遠遠地落在後面，只有周、江二馬當先地在前衝，如果不是比馬，衛士們怎可不緊隨其後？男女之間的比試騎馬，本來沒有什麼，還可以看做是發揚革命的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澤東）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後來江青名聲太臭，倘若讓愛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來竟然這樣玩過，怎麼說得清楚？
曾大量採訪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作家權延赤記述，在延安「江青喜歡接近周恩來，當年的衛士們都知道這個情況。」毛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江青很傾慕周恩來，常不避嫌地對身邊人員說，周性情好，謙恭有禮，風度翩翩。她還希望毛澤東向周學習，改掉粗魯的農民本性，惹得毛大為光火。
在江青居蘇養病時擔任翻譯的俄國女子卡爾圖諾娃，曾撰回憶錄《我給江青當翻譯》，也談到江青傾慕周恩來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問我，想不想見見周恩來。我當然想，有誰會放過這麼難得的機會？第二天周要來吃午飯，江青請我也按時來。我準時到了，可是周恩來已經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滿了。」然後「那一次江青動情地也談了周恩來的許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僅只限於暗戀，而且是江青單方面的傾慕，而且這種感情實在稱不上過份。江青自嫁毛澤東以後，至少在文革以前沒有過感情上的越軌記錄，──諒她也不敢。
周恩來是積極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決策並親自發動的。一開始，周恩來並不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矛頭對準誰、搞成什麼規模、時間多久的運動。他只知道毛主席說的就要照辦，鄧小平時代批判「凡是派」，其實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來。及至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他還不曉得到底是指誰「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氣，聽說不是自己，這才放心大膽地投入革命洪流，協同毛派力量推波助瀾。文革過來的人都記得，當時人們心裏很清楚，這幾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絕不能炮轟和揪鬥的，他們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這種印象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貼大字報炮轟過周恩來的紅衛兵、造反派，當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組織的反擊、圍攻和批鬥，事後必遭嚴厲的處罰、關押、勞改、判決直至槍決。炮轟周恩來和炮轟林彪、江青一樣，其他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會集體出場表態，厲聲申訴，威逼利誘，迫使對方就範。唯一的區別，文革結束後所有參加炮轟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對過周恩來的人永遠無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劉，並清除劉在黨政系統的勢力。目標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傾巢而動，共同完成這場戰役。除了副統帥林彪很少露面，幾乎只跟隨毛澤東出場外，其餘如周、陳、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爬蟲們」，到處看大字報，視察、演說、計畫、接見、會談、表態、勸慰、阻攔、發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為文革依照毛的意圖朝縱深發展竭盡全力。有人說周恩來沒有參與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護別人。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周恩來「誓死扞衛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幫專案組」在蒐集罪證時，也發現文革冤案中幾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來簽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說到的他的養女孫維世。另外，所謂「共和國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的身份被永遠開除黨籍的文件，也是由周親手簽署的。這一事實讓專案人員「震驚」和難以接受：周恩來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做的這一切是真誠還是虛偽？（阮銘《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
江青由一個宣傳部被人瞧不起的副處級幹部出山和坐大，固然獲得毛澤東的支持與肯定，但畢竟還得通過一定的組織手續來逐步完成，光他一個人說了不能算數。否則，他也就完全沒必要耗神費力發動這樣一場大的戰役，來殲滅他的政敵了，也不會在背後裡怨林彪「一句頂一萬句，我講了六句，相當於六萬句，半句也不頂」了。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顯赫位置，並挾其勢取代中央書記處，甚至凌駕於政治局之上，周恩來出的力最大。試想，林彪名為副統帥，實際影響只在軍內；陳伯達、康生原先的地位也遠不及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他們怎麼可能把江青抬得比書記處還高呢？能依照、實現和發揮毛的意圖，把江青穩穩地捧到這樣一個地步，只有周恩來。
康生，尤其是陳伯達，對江青的公開吹捧誠屬過火：周恩來居然也站出來「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陳二人都是投靠毛澤東，憑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從感恩戴德的情份上，總還有一種說法。周恩來功高位顯，馳騁政壇數十年，影響遍及全世界，憑什麼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學者們，往往只記錄下康、陳這些百經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將周恩來這樣的聖人的言論偷偷剪掉，藏起來，好讓人們忘記歷史的真相，忘記周恩來是怎樣在人民大會堂前振臂高唿：「誓死扞衛江青同志！」
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
這裡記錄一段周恩來當年的公開講話，以為見證──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誓師大會」，周恩來到會演講：「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特別是三十年代她最初當了中國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份子、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迫害。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魯迅那樣硬骨頭的勇敢，對迫害、壓迫、詆毀、誹謗、污蔑的人進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間也有過摩擦和矛盾。就在周發表這段演說前十幾天，江青還在人民大會堂與他爭吵：「孫維世是你周恩來養的一條狼，成恆恭是你周恩來養的一條狗。」江青的骨頭可真夠硬的，迫使周將成垣恭這位延安時代就跟了他的警衛員送去進學習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後才返回北京。
如果說這就是周恩來與江青進行的「鬥爭」，那也太可憐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氣、被稱為「老夫子」的陳伯達，也和江青有過觀點之爭，但並不影響他們最初的親密關係。即連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國賓館大罵江青不是東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殺。他後來還在臨終前叫毛澤東的女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去告毛：江青、張春橋是叛徒。這同樣也不能證明，康生與江青關係不好、進行過「鬥爭」。能證明的只是這樣一條政治學的重要原理，即「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周恩來的確保護過不少人，但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馬，包括他的部屬、與他多年相交的「民主黨派」人士、與他親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軍隊和地方的心腹親信，還有一部分是可以爭取和收編的別的派系的人馬。不過有一條原則絕不能違反，那就是毛澤東、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還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進行迫害。
林彪倒臺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這位周恩來，在聽到如遇羅克一類非高幹出身、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時，就不把他們劃為「黨和人民的孩子」了，毫無同情之心下令處決，以絕後患，如湖南大學數學系青年講師、補充指為「省無聯」黑手、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陳光弟，案報國務院請示周當即下令秘密處決。
江青對周恩來不滿，正是在於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護了大批官僚，勢力急速膨脹。林彪倒臺後，「毛主席司令部」內林、周、江三派人馬的鼎立之勢被打破，周恩來在倒林戰役和收拾爛攤子中立功甚巨，趁機搶佔位置擴充地盤，眼見得毛澤東遭沈重的精神打擊而飛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來周恩來，令江青驟生憂慮與疑忌。尼克松訪華前夕，毛澤東因肺心病發生休克，醒轉當著江青的面向周恩來交託後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決心要趕在毛澤東去世之前，挑戰並打垮周恩來，穩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繼承大業。
此時江青的人馬進入最高層的只有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張春橋支持和培養起來的上海造反工人領袖，不料繼林彪之後被毛澤東親自挑選為接班人，一躍而成為黨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張、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將他們組合到一起，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後的事情了。很多回憶文革的文章、書籍指「受四人幫迫害」其實準確的說法應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為四人幫的形成較晚，其活動也主要是宮廷爭鬥。就像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領導一九二一年以前發生的五四運動一樣，在大規模迫害早已結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沒有「四人幫」，它怎麼可能去迫害那麼多無辜呢？
精心策劃的「紅都女皇」事件
歲月的流逝，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沒日沒夜的操勞，使身體一向硬朗、精力過人的周恩來終於被衰老和癌症擊倒。而江青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卻越鬥越勇，利用手中的輿論工具。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攻擊。「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鴻章」、「批宋江」、「批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批投降派」、「走後門」、「中庸之道」、「經腹主義」、「洋奴哲學」、「洋務運動」……連篇累版，輪番轟炸。周恩來除了硬撐病體與之週旋，盡力支持被他保護、收編、選中並力薦復出的鄧小平外，還窺準時機不露聲色地予以反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謂「紅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史坦福大學歷史學副教授維特克隨婦女代表團來華訪問，江青給予她超規格接待，多次長時間接見、會談，陪同遊覽，期間她大談她的革命鬥爭經歷，不免自吹自擂，攙雜許多炫耀與誇張。其意是模仿毛澤東款待、結交美國記者斯諾，通過其著書立說而揚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讓維特克好好宣傳一下中國的第一夫人。至於「超規格接待」，在隨意性極大的中共體制內本屬正常，周恩來自己就經常超規格接待外國尤其是非邦交國的演員、球員、民間團體代表等等，諸如前章提到過的關心人家少婦婚後能不能生孩子之類。故江青此舉雖動作過大，出於希望西方學者瞭解和宣傳中國革命、婦女解放的目的，倒也無可厚非。
維特克回國後，香港出版了一本《紅都女皇》的書，以「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澤東的隱私。周恩來將這本未署名、但傳言是中央情報局特務的維特克所著的書呈獻給毛，毛閱後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搞四人幫，說出「她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這樣的重話，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檢查。這場風波也使江青民間的形象大損，在日後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礎。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獄中自殺，維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沒寫過什麼《紅都女皇》，只寫了一本《江青同志》的傳記，於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對一位中國學者說，《紅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來為離間毛澤東和江青而精心設計的政治陷阱。
到處佈滿周恩來的眼線
維特克是出於研究近代中國婦女運動隨團訪問中國的，由於周恩來的安排，她才採訪江青。在大約六十個小時的談話過程中，周的親信章文晉的夫人始終在場。談話的錄音帶有相當一部分被周恩來要去「審查」，結果不了了之，沒有歸還。回到美國，中國駐美代表黃華及夫人一再阻止她為江青寫傳記，包括許諾一百萬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幾星期後，有人乘維特克外出破門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資料都放在辦公室和圖書館。維特克推測，《紅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晉夫人。
推測畢竟只是推測，但從當事人端出的這一過程看，不是沒有道理。江青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外國學者的談話當屬「國家機密」，怎麼會那樣快地流入香港坊間？如果不瞭解、掌握毛江數十年的情感糾葛，這本書怎會擊中毛的痛處，而燃起怒火？
長期抓情報工作的周恩來慣於在對手身旁安插親信，以隨時掌握對方的動態、意圖，早為一般的民眾所知曉。直到今天為止還有人認為，林彪的慘敗就是因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當周的眼線，結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事後周恩來並不領情，當面怒斥林立衡，沒料到後果如此嚴重而深感絕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殺。
周恩來甚至在毛澤東身邊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為通風報信。周深知江青對自己由深戀到深恨的感情轉變，而無論是出於自衛，還是出於別的什麼目的，他這一巧妙的、不現山露水的、四兩撥千斤的機謀儘管毒辣，卻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