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披露六四屠殺後鮮為人知的民間暴動(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一九八九年，將被永遠地載入史冊。這一年排山倒海的民主風潮，席捲世界；民主與專制的較量，空前激烈。在歐洲，柏林的倒塌，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崩潰。在中國，天安門廣場堅持了近兩個月的學生民主運動，被血腥地鎮壓了。北京的槍聲，不僅震動了全世界，更驚醒了全中國。當時人們震驚和悲愴心情就像崔健那首《最後一槍》的歌中所唱的那樣：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啊，只有淚水；哦，沒有悲傷。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哦，最後一槍。不知道有多少話還沒講，不知道有多少歡樂沒享，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不知道有多少個最後一槍。

作為一名「六四」事件的親歷者，辛灝年先生認為「六四」民主運動分四個階段：發動期；發展期；對抗期和暴動期。而「暴動期」由於國內沒有媒體能報導，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六四」還有個「暴動期」。而在「暴動期」全中國各地的人民所表現出的勇敢和無畏強權的故事可歌可泣，但卻鮮為人知。辛灝年先生就是在「暴動期」，在他的家鄉安徽合肥，與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和市民們一起走上街頭，抗議中共屠殺，並喊出「打到共產黨」的口號。下面是辛灝年先生對「六四」事件的回顧與思考，特別是他披露了「六四」屠殺後，全中國各地的鮮為人知的民間暴動。

辛灝年談六四 - 從改良到革命(更新版)

歷史評價

我認為「六四」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一場最撼動人心的歷史事件。作為一個學者，當我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回顧這場運動的時候，我想我還應該有個更加科學和準確的說法，那就是「六四」是一場從要求政治改良，走向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發生發展

一九八九年春天爆發在中國大地上的「六四」民主運動分為四個階段即: 發動期，發展期，對抗期和暴動期。

第一個階段：發動期

共產黨的總書記死了，卻最後引起了一場政治運動，甚至於把它變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的民主運動，聽上去好像有點兒令人不可思議。這是因為有很多人，特別是海外的人，不瞭解中國大陸人民始終在尋找機會以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要求。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對於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鎮壓，並藉次逼退胡耀邦，鎮壓那一年的學生運動， 開除黨內的所謂自由化知識份子，整個社會已經掀起的民主思潮，造成了人民要借胡耀邦之死，尋找機會來表達自己對於這個國家、對於這個政權、對於這個黨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要求社會變革，要求政治改革。因為大陸人民只有從這種機會裡面，才能找到自己說話的地時機，才能找到能夠表達自己意見的條件，胡耀邦之死就是給了這樣的時機和條件。

在這個運動的發動期裡面，我們明確地看出了兩條，第一，他們延續了八六年底學生運動反官倒、反腐敗的要求，可謂一脈相承。他們也延續了八六年底學生運動的新聞自由的要求。而這個要求新聞自由，不過是想借用新聞自由來制止官倒和腐敗，或者說揭露官倒和腐敗，希望中囯共產黨能夠將屬於人民的新聞自由，還給人民。使人民對它的政權和政黨有一定的監督權。但它仍然屬於乞求統治者進行改革這樣一個範圍之內。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還是把期望寄託在當政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希望中國共產黨能自己站出來制止腐敗，反對官倒；要求中共能夠施與人民一定的新聞自由以監督官倒和腐敗。

這場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在運動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態勢的時候，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曾經有幾個人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向國務院總理李鵬上書，並且請求李鵬接見。這種跪求當權的共產黨國務院總理接見，幷向他上書的這種與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帶著舉子們去向滿清朝廷下跪、上書，以要求政治改革，應該說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性質上，都完全是一樣的。

由於幾十年來，人民在中共殘酷鎮壓面前所形成的恐怖情緒，這場學生運動在一開場，就要求這個運動具有高度的純潔性。也就像中國共產黨過去搞過的很多運動一樣，一定要與過去的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要與反共分子劃清界線，要與社會上的一些「渣滓」劃清界，也就是要使這個運動具有無比純潔性。這才造成了後來從湖南來的三位青年壯士，將染了顏料的蛋殼砸向廣場上天安門前的毛澤東像，結果卻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抓起來，然後又由發起和正在發展著這場偉大民主運動的年輕人們，把他們扭送給了中共專政機關，造成他們後來被判了重刑。

中共統治的恐怖性是他們如此行為的原因；而年輕的學生企圖用一種非常純潔的運動，來打動共產黨聽從他們的要求，來反官倒，反腐敗，甚至於給予人民一定的新聞自由。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個運動在它的發展期，應該屬於仍然是要求共產黨進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就是要求共產黨用黨的力量，用這個專制政權的力量來自己解決官倒腐敗問題。所以我覺得它在運動的初期，具有相當的改良性質。

第二個階段：發展期

從「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到五月二十號發布「戒嚴令」，這是運動的第二個階段。「四二六社論」給這場只不過是要求反對官倒、腐敗，要求給予人民一定新聞自由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就是屬於「反革命」性質，這實在使學生在心理上受不了，因為年輕人沒有想反黨，怎麼會是反革命動亂的製造者呢？這種結論，對於全國正在支援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腐敗的人民來說，同樣也使他們在心理上也受不了。人民認為學生不過是在向你提出反官倒、反腐敗而已，你卻把它定成動亂和反革命，那就是把學生運動當成了敵人，把學生當成了自己的敵人，人民心中不服啊！於是，人們的不滿情緒，反而變成了社會的巨大支援力量。這場學生運動由此而波及到了全國的城鄉，變成了一場人人都來支持的，要求懲罰官倒和腐敗的學生運動。因為懲罰官倒和腐敗，符合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在這個階段裡面，當時以趙紫陽先生為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員，他們是真地也希望振興中華，真地希望中國能通過改革開放走向一條真正變革的道路，希望並要求他們的黨能夠認真地進行政治改革，真正地進行政治改革，希望共產黨自己能夠開始反對官倒和腐敗，以便為他們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廓清道路。正是基於這樣一點，他們和人民、和學生的這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的運動，就有了一個很好的交接點：第一是希望真改革，第二是希望懲罰官倒和腐敗。正是由於這 兩個結合點，他們也曾真誠地支持過這場運動。

但是從另一面來講，他們支持這場運動，也希望這個運動支持他們。如果這場運動在反對官倒，反對腐敗，要求新聞自由，甚至是要求中囯共產黨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這些要求，能夠得到鄧小平、得到共產黨當權者的同意贊成的話，那麼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們，不就是實現了自己在黨內的追求和願望了嗎？所以他們一邊參加運動，一邊又試圖去影響這個運動，要把這個運動引導到支持黨內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軌道上去。這並沒有錯，但是，這種做法的本身，卻使學生運動開始了複雜化。這個運動在黨內改革派介入之後，壯大了聲勢，擴大了力量，影響了民眾；可是反過來又使這場本來十分單純的學生運動，介入了當時已經日趨激烈、甚至要白熱化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為這個運動的未來留下了陰影。

由於「人民日報」社論的定性激起了人民情緒的反彈，激起了學生感情上的反彈，使人民認為這個黨在政治上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期望和採取的處理方法，是完全違背學生的初衷和人民的應有要求的。當時還掌管著相當輿論力量的黨內改革派，他們開始用共產黨自己辦的報紙，來報導這場運動，來宣傳這場運動，以達到支持黨內改革派的目的。可這個做法，它卻使鄧小平和中共黨內的真正當權派們，感到了黨內危機的出現，促成了黨內權力鬥爭的白熱化。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稱它為運動的發展期，那就是因為它已經不是單一的學生運動，而是有民眾直接參加的民眾運動；它已經不僅是北京的學生和民眾參加的政治運動，而且已經是全國城鄉人民都在積極支持或積極參加的運動。雖然它的要求仍然只是反對官倒，懲治腐敗，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經越來越明顯。所以在我看來，這是運動的發展期，聲勢規模極其浩大，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已經是開始影響和震動了全世界，並且它的民主成份在增強，它的改良成份在削弱。

第三階段：對抗期

從五月二十日的「戒嚴令」，到六月三號的夜晚鎮壓之前，這一階段我個人認為它屬於運動的對抗期。

為什麼說是「對抗期」呢？因為中共在「四二六社論」為這個學生運動定性之後，五月二十日又發出了「戒嚴令」，而這個「戒嚴令」一發布，那就說明共產黨不僅為它定了性，而且共產黨的最高當權派們和它的頑固派們一起擺出了一付、或者說已經擺出了一付要鎮壓這場運動的姿態。就是他們已經在積極地謀劃對這場運動的軍事鎮壓，幷開始調動大軍準備進城鎮壓。這些消息通過黨內的人士，特別是改革派人士，已經風風雨雨地傳遍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傳遍了全國的城鄉。於是人民對於共產黨要鎮壓這場運動的擔心已經與日俱增。十分瞭解四十年來共產黨曾如何鎮壓人民的垃老百姓們，已經感覺到共產黨將與這場運動勢同水火，最後將以鎮壓、甚至是開槍鎮壓作為它悲慘的結束。

在這個對抗期裡面，學生由於年輕，由於委屈，由於要求不但沒有達到，反而遭遇到了被視為反革命這樣一個痛苦的狀況，直至面臨著有可能對他們進行鎮壓的險境。於是，這種痛苦、委屈、憤懣的心情，就造成了學生和中共的僵持狀態。而這個僵持狀態也就是「對抗期」的開始。

整個運動發生了又一個轉向，那就是學生的抗拒性越來越大。早期所提出的，僅僅是懲治官倒腐敗的要求，已經被決心要與共產黨的企圖鎮壓相對抗這樣一種心理和態勢所代替。黨內的那一批曾經在發展期走進了運動的改革派官員們，他們也是真正瞭解中囯共產黨的。從他們所掌握的跡象、訊息和判斷中，他們知道共產黨可能要鎮壓了。如果一旦鎮壓的話，他們就不再是黨內矛盾的一個方面，而是將成為共產黨鎮壓的對象之一，甚至於會被共產黨認為 是運動的「黑手」，從而被共產黨揪出來予以鎮壓。所以，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就在這個運動的對抗期退出了運動；他們當中還有另外一些不多的人，也曾試圖和學生們堅守到最後，但這樣的人很少；他們當中還有相當一批人，卻在這個時候搖身一變，變成了既是要支持學生運動，又企圖要代表政府──或者說就是政府派他來勸說學生不要絕食、不要對抗到底的。這一批人當中的一些人，後來在海外也很老實地說出了他們當時的想法和做法。他們說：「我們不是來支援學生的，我們是代表黨和政府來勸說學生，化解矛盾的」。

在運動的對抗期，人們發現共產黨鎮壓的企圖越來越明確，鎮壓的部署越來越嚴密，學生的對抗情緒也越來越高漲。他們並且用絕食的方式，感動了中國人民，也感動了世界上的很多華人和許多的外國朋友。北京和全國城鄉的人民，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學生的這一面。他們不僅同情北京的學生，同情全國的學生，而且參與了學生的運動，並且鼓勵和支持學生跟共產黨抗爭下去，對抗下去。他們甚至採取了一種「如果你要鎮壓，我們就堅決跟你抵抗到底」的姿態。北京的一個八十歲老太太，躺在解放軍進城的坦克車下面，表示要用自己的老命來保護學生反對官倒腐敗和要求新聞自由的訴求。

所以，這個時候的運動在性質上又發生了變化，它不僅僅使得運動發展期的改良內容變少了，而且使得對抗的內容變多了。在這個階段，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企圖用專制殘暴手段進行鎮壓的這樣一種人民運動。這種呼聲和這種行為已經表明瞭，這個運動跟共產黨的對抗性在增強，所以它的民主運動的性質也在迅速的加深。它已經不再是單純地要求共產黨來實現他們懲罰官倒、腐敗的願望了，他們甚至已經表明瞭──如果你共產黨要對我們進行鎮壓，或者進行殘酷鎮壓的話，那麼我們人民就有可能來反對你共產黨。而他們絕食的行為，對抗的行為，以及種種反抗的行為，都已經顯示了，他們將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向共產黨妥協。運動的性質已經開始轉向真正的民主運動。

最後，就是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共產黨真地開槍了，那一聲聲槍響，那一輛輛坦克車履帶的軋軋聲，那一路上鮮血飛迸的淒慘狀況，和北京城遭到屠城的痛苦呼叫，一是證明了共產黨的鐵石心腸，二是證明了學生運動的單純和幼稚，三是證明了學生對抗的正確性，四是證明了，對於這樣一個政權，你希望由它來懲治自己的腐敗和官倒，是根本做不到的。因為，它恰恰就是這個官倒和腐敗的製造者和捍衛者。

第四階段：暴動期

從六月三號夜裡，中國共產黨殘暴鎮壓開始，一直到二十天之後，這個運動在全國被徹底地鎮壓下去，它構成了六四運動的第四階段，那就是暴動期。 可歌可泣的暴動期，使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到了這個時候，不僅從改良走向了民主；而且從民主走向了反抗；走向了要求以血還血，以暴制暴；走向了「要求堅決推倒共產黨或要求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這樣一個偉大的民主變革的要求裡面去了。

「暴動期」和前面所有階段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第一，它已經徹底地從改良運動走向了民主運動。它已經完全地變成了一場人民反抗專制、甚至於是要推翻專制的民主運動。從而完成了它性質的巨大變化和發展，走向了人民自己一心相與的那個最後要求的高度上去了。第二，在運動的暴動期，我們的人民已經在反抗共產黨和要求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勇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全國大中城市，火車停開，飛機停飛，商店關門，工廠罷工等等。無數的工人、學生、市民、知識份子們，都勇敢地走上了街頭。他們戴著白花，繫著白色的孝布，高舉著拳頭，高喊著「打倒鄧小平」，甚至是「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我自己就在合肥三孝口街頭和二十萬人在一起，高舉著拳頭喊著「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我不會忘記。就是在那個場合，一個中年的婦女站起來問大家，四十年了，中國共產黨對我們中國人民到底做了什麼好事沒有？犯下了怎樣的罪行？它到底屠殺了我們多少中國人？全場的民眾馬上高呼：共產黨沒做一件好事！

四川一個老教授走上街頭說，我一輩子不敢講的話，我今天要喊出來。他舉著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在安徽宣城水東鄉的小學裡， 當老師告訴學生們共產黨在北京開槍了，殺死了我們很多年輕的大學生的時候，這些農村的小學生走上黑板，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 中學生死了，我們上」。 他們的老師在長達二十天的時間裏，都不忍心將這三句話從黑板上擦掉。無數的人民高喊著「以暴制暴，以血還血」的口號，要向共產黨討還血債，要推翻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要爆發人民自己的革命。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任何一場由共產黨左右的運動，或是人民的自發抗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威武雄壯的場面。

根據國內所提供的數字，「六四」鎮壓之後，在全國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個月內，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槍斃了參加暴動以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仁人志士，就達兩千八百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參加過暴動的年輕人，一排一排曾高呼著口號要推翻共產黨的年輕人，被共產黨押向刑場執行了槍決。這樣的圖片在中國廣大的民間都被保留下來了。

一個大學的老教授，他在運動的前面三個階段都沒有參加，可他卻在「六四」之後的暴動期，走上了街頭。為什麼？ 他說：「我慚愧。一九四八年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國民黨政府讓我們北大學生每餐三菜一湯，白面饅頭，吃得飽飽的。吃完了，我就跟著中共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他說，今天我如果不上街去悼念「六四」，那些被共產黨殘殺的北京學生，那我還是一個人嗎？」他老淚橫流地說了這番話後，就走在了那個城市和那個名牌大學所有悼念「六四」英烈的學生遊行隊伍的最前面。

所以我說「六四」分四個階段：發動期；發展期；對抗期和暴動期。而「暴動期」由於國內沒有刊物、新聞報紙來報導它，本地的人雖然知道，而外地的人就只能靠口耳相傳了。曾經活躍在前三個時期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各地的學生，及其領袖們，由於他們有的來了海外，有的在國內沒有互通聲息的可能，所以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提到「六四」運動還有一個偉大的「人民暴動期」。

中國人民從害怕共產黨，到走向了不害怕共產黨，「暴動期」他們的行為就是證明。中國人民從開始還曾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來解決他們自己的腐敗、官倒等問題，可是到了運動走向它最後的「暴動期」之後，人們知道了這一切都是共產黨製造的，只有推倒共產黨，才能徹底地變革中國的政治狀況；只有解決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這個社會解決官倒和腐敗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人民才能為自己爭來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

我與「六四」

這場運動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所帶有的改良主義的色彩和改良主義的性質，不符合我的思想，因為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對這場改革開放的性質就有了明確的認識。我在八三年到八四年就研究了世界上所有進行過改革開放的專制政權，最後必然引發革命和走向滅亡的歷史。我對中囯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不可能解決共產黨專制統治問題，早已胸有成竹。這一切看法都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我在八五年到八七年所寫的三部長篇小說裡面。(註：高爾品「八十年代紀事」三部曲：《痴漢和他的女人》，《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我的思想與中國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一樣，對這一場改革開放沒有看好。有著許許多多慘痛經歷的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只要他還沒有踏進官場，只要他還沒有被共產黨的權勢和利益所吸引，他都會得出這樣一個公正的結論。因為我們的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瞭解滿清的改革開放，滿清的洋務運動，瞭解它和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做法和行為，是完全一樣的，其結果也必然是一致的。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當我明確地感覺到，北京的運動在它的早期還具有鮮明的改良主義傾向，並不完全具有純粹的民主追求的性質，甚至於對共產黨還抱著極大的情感 和希望，所以我不願意參加。直到後來，當我看到湖南來的三壯士，在北京用填滿了顏料的雞蛋，砸向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夫民賊毛澤東的畫像的時候，我才真正是心花怒放。可是當我發現他們三個人被廣場上的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們，扭送給了共產黨的專政機關（後來均被共產黨判了重刑）的時候，那一天，我是差一點把 家裡的電視機給砸了。當時，我拿起將手中的茶杯就砸向了電視機。這大概已經能夠說明我為什麼不願意參加這一場運動。

可是這場運動在它的對抗期，開始改變了我的思想。原因是對抗期的運動，開始改變了自己的性質，拋掉了相當成份的政治改良主義的色彩，拋掉了、或者說是逐步地 或迅速地拋掉了對共產黨所寄託的「深情厚望」，迅速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民主變革的追求，並堅定了這種民主變革的追求，明確地萌生了要實現民主變革必須與共產 黨的專制統治相對抗的思想，開始走上了要反對和解決這個專制統治的道路。這時候我對這個運動，從思想上到感情上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 廣東參加完了國際藝術節之後，五月二十三日，我參加了廣州一百五十萬人大遊行。我走上了街頭，並走在這個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還發表了演說。我說，運動發展到這個程度，大家就不要再指望還有什麼神仙皇帝來救我們中國人民了，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要靠自己救自己……！沒想到我的講話，引發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呼聲。遊行之後，我就發了個電報給安徽省文聯的朋友們，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參加了廣州的五．二三大遊行，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並且我還在電報的最後寫了八個字：民主必勝，專制必敗！

我在安徽省文聯作家協會的朋友們，都在傳閱著我這份電報。他們知道高爾品，也就是今天的辛灝年，並沒有游離在運動之外，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五月三十號，我回到了合肥。我回信告訴湖北的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我知道它會開槍。六月三號夜裡，共產黨果然開了槍。當夜凌晨四點，安徽科技大學的一位共青團的書記帶著一些學生來到我家裡，把我從床上叫起來，並告訴我，共產黨殺人了，北京鎮壓了，並將北京學生發往美國的傳真，實際是從美國轉回的傳真，交給我看。我的心裡面是說不出來的感覺──痛苦、憤怒、膽怯都有。一個急遽的情況擺在我面前，究竟跟不跟孩子門一起上街去？最後，我終於懷著膽怯和憤怒走上了街頭， 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已經在合肥的大街上游過一圈了，並喊了口號。當我舉起手來喊過「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之後，我真的是什麼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因為四十年我從來不敢喊的話，不敢說的話，我喊過了，說過了，所以反而不怕了！

從這一天開始，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場運動，直到這場運動被徹底地鎮壓為止。所以「六四」後，我是被判為敵我矛盾的，是屬於暴亂分子我承認，正是這一場開始我幷沒有很大興趣，後來我又非常熱衷的運動，在我的背後深深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推動著我，從思想上的認識，走向了在行為上的決裂。我辭掉了所有被統戰職務。我承認，這場我曾經沒有多大興趣，最後卻全身心投入了的運動，使我把自己多年以來已經在研究、幷且已經有了研究成果的「誰是新中國」這個主題，真正地放到了自己良心的前面，下決心不顧一切地將這部著作完成。我承認，八九年的那些學生們和孩子們，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將我推上了一條與中共政權不僅是在思想上，而且是在行為上徹底決裂的不歸之路。這就是高爾品變成了辛灝年的原因。

反思與啟示

我覺得「六四」第一個要反思的，就是要認清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歷史。瞭解一些民主國家的民主運動的歷史，幷進行比較，找出我們的「六四」為什麼會失敗的時代原因，政治原因，社會原因和人民自身的原因。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反思。

第二，「六四」的反思，它更重要地向我們提出了，對中共這個全方位的專制復辟統治政權，不要存任何希望。誰對它懷抱希望，誰就將遭遇慘痛的失敗。

第三，「六四」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長達半個世紀的愚民教育，對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是起了作用的。我們在運動中，不論是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所犯下的種種的錯誤，都是與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來，對中國人民在文化思想上的蹂躪所造成的結果分不開的。這是我們要認真反思的。

第四，要堅定民主追求的勇氣，不要為任何的幻想所迷惑。只有堅定不移地堅韌不拔地追求下去，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靈、自己的雙手、去推動民主變革，去擁抱民主變革的到來，我們才能真正地走向民主。「六四」的意義在於，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長達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上，所發生的一場極其偉大的民主運動，雖然它的前期具有民主改良的性質，這是其一。

其二，「六四」表明瞭在中國共產黨用革命的名義，欺騙了人民，實現長達四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人民終於通過八九年春天的的這場運動，認識到了它根本就不是所謂的「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專制的全面倒退，也是全面的復辟。

其三，「六四」的意義還在於，它使人民認識到，依靠或寄希望於專制統治者自身，自我完善的手段來解決政治改革，然後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是中囯共產黨的三中全會之後所推動的這場改革開放，說到底不過是為了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一場救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運作而已。尼古拉二世的寵臣維特伯爵就曾經說過，改革是為了預防革命，如果革命不會發生，改革照常進行；如果可能發生革命，改革則必須終止。八九年的鄧小平，就是完全按照尼古拉二世那個寵臣維特伯爵的話，在中國表演了一次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早已表演過的，那一場對於改革的鎮壓。改革，真正的政治改革，已成為不可能。期望由共產黨來變革自己的政治，並將它推向真正民主改革的軌道，就只能是一場夢幻。

「六四」在它的「暴動期」所展現的血的風彩告訴我們，我們只能堅定地和這個復辟了專制統治的政權、這個黨劃開界限，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中國民主變革的大問題。可以說，在八十年代中共改革開放的歲月裡，一批民間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批真正在把心貼在中國民族發展道路上、追求道路上的知識份子，一批真心認為「只有解決共產黨才能夠振興中華」的這一批知識份子，他們的遠見，在八九年被共產黨用鐵、血和屠刀證明了，證明了他們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這一批人沒有走進共產黨，他們在民間推展著對歷史的反思，他們在民間推動著人民自身的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

八九年春天的中國的偉大的民主運動，終於完成了人民從改良走向革命的一個轉換的過程。人民在實際上已經告別了改良，革命已經悄然而至。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想，革命的變革要求人民對於歷史上的重新認，以及歷史賦予一場真正民主革命的激情和希望就正是在八九年那一聲槍響之後，在人民的鮮血橫流之際，開始重新為我們的人民自身所認識。「六四」告訴了人民，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對於自己民族、國家前途的革命性追求，我們才能完成真正的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

文稿和視頻來源：《透視中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