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我為啥沒有把對父母的槍口抬高一寸

文革開始的1966年,我17歲,讀高中一年級。

家裡兄、弟、妹妹4個,哥哥和我上師大一附中高中,弟弟和妹妹讀師大二附中初中。這兩個學校有不少西北局、省委和軍隊的幹部子弟,西安的紅衛兵就發起在這兩個學校。

1966年8月,我所在的班上成立了紅衛兵。我屬於不紅不黑的(有人稱其「灰五類」),沒有資格加入紅衛兵,但也不像「黑五類」那樣挨整。一個和我關係不錯的紅衛兵找我談話,詳細地問了我父母和家裡的社會關係,我老實地告訴了我所知道的父母歷史和現狀,還說,父親所在的中心醫院已經給父親貼大字報了。

這個紅衛兵就提出去醫院看大字報,他說,如果你父親的大字報沒有大問題,你還是可以加入紅衛兵的。

一個炎熱的午後,這位紅衛兵和我來到中心醫院。醫院飯廳里拉著一根根繩子,上面掛滿了大字報,但整個飯廳空蕩蕩的,沒有幾個人。我和紅衛兵一張一張地看著給父親的大字報,印象中,父親的大字報不多,內容大多是揭發父親提拔、重用一些有問題的人。其中一篇說,父親因為姓張,所以親近、重用姓張的人,還舉了三四個人的名字,這三四個人都只寫名、不提姓,其中一個是「爾蒼」,我看了心裏想笑。其實,這個「爾蒼」全名叫章爾蒼,是著名的口腔科教授,和我家多年鄰居。

我一邊看大字報一邊忐忑:「千萬不要碰上父親」。但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在大字報狹小的廊道裡,偏偏和父親劈面相遇。父親也很意外,問你來幹什麼?看大字報。看誰的大字報?看你的。我硬著頭皮回答。這時,父親看到了那個穿著軍裝、戴著袖章的同學。他沒有再說什麼,轉身離去。

事後在家裡,我向父親解釋了這一行的原因和經過,父親認真聽完,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過了幾天,在我的提議下,我們兄弟三人真正地造了父母的反。

那是一個陰沉沉的上午,在家裡。我們買來了寫大字報的白紙,我寫好稿子,內容是揭發、批判父母與反動敵人外公、外婆不劃清界限,甚至縱容、包庇外公、外婆繼續剝削。

在我們兄弟幾個眼裡,當時在老家管制勞動的外公和外婆是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外公有兩頂帽子:地主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外婆有一頂帽子:地主分子。我在稿子裡還拋出了一個殺手鐧,就是家裡存放著外公、外婆的定息存單,這是父母縱容外公、外婆繼續剝削的鐵證。

小時候,隱隱約約知道,外公在西安創辦有正誼書店和印書館,地點在西大街,舅舅還帶我去過。當時的定息存單,可能就是這一企業被公私合營後,國家每年支付給外公的固定息率存單。

弟弟用毛筆抄寫著大字報,快結束時母親下班回家了。看著家裡桌子、地上鋪著的一河灘大字報,母親緊張地問:你們寫什麼?我答道:給你和爸爸的大字報。什麼內容?揭發你們包庇外公、外婆。

我永遠忘不了當時的那一刻,母親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刷白,慢慢地又變成青灰。她渾身顫抖著看完大字報,帶著哭腔對我們說:那是你爺爺、奶奶放在咱家的。我錯了,我改,我現在就改,大字報不貼出去行不行?

說真的,我的心軟了一下,對這個不想抵抗、也毫無抵抗能力的弱者產生了憐憫。我敢肯定,我們兄弟三個如果再硬一句,母親一定會馬上跪在我們面前。但同時,另一個聲音在心裏大聲說:這是偉大導師列寧最鄙棄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要脫胎換骨地和自己的階級決裂,要革命,要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

我和哥哥、弟弟互相看了看,我對母親說:你把定息單拿來。母親走到她和父親的臥室,用鑰匙打開衣櫃上層的抽屜鎖(這是家裡唯一上鎖的地方),拿出了定息單。我們兄弟三個好奇並認真地看了這張萬惡的剝削罪證。四指寬的定息單上好像寫著外婆的名字(公私合營時,外公的身份是南京大學一級教授,外婆是家庭婦女,定息單上的名字自然是外婆了),國家核實的私股股額僅有一千元左右,每年支付的定息只有四五十元,使我在稍感安慰的同時,也略微有些失望:剝削得也不是那麼多嘛!

我和哥哥、弟弟又一次地互相看了看。我對母親說:把它燒了。用的是不容商量的近乎命令的口氣。在我的心裏,竟然自欺欺人地認為,燒掉定息單,外公、外婆剝削的罪行,連同父親、母親包庇他們的罪行,就可以從地球上消失了。

母親好像猛地鬆了一口氣,一點也沒有猶豫地說:燒吧。我當場拿來火柴,在煙灰缸裡點燃了定息單,4個人看著它在火苗裡扭曲成黑色的蝴蝶,母親的臉也稍稍有了一點血色。

接下來,母親不出聲,眼睛看著小桌上的大字報和底稿,她是在等待我們兌現諾言。我們三個把大字報和底稿撕碎、揉成團。大家看了母親一眼,又把揉成團的大字報和底稿展開,拿到廚房的水池裡點燃,再打開水龍頭,將紙灰沖走。

接下來的幾天,大家見面都不說話。母親幾次偷偷地看我們,但我們都迴避著母親的目光,不敢看母親。

不出所料,過了幾天,醫院的造反派就給母親貼了大字報,罪狀是 「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反動學術權威」。

接著,我們兄弟加妹妹四個,又造了一次反。

還是在家裡。當著哥哥、弟弟、妹妹的面,我給老家的外公、外婆寫了一封信。信中義正言辭地批判了他們的罪行,宣布從此和他們劃清界限、斷絕一切關係,最後嚴正警告他們,以後不許到家裡來,不許找父母,不許給父母寫信,不許問父母要錢、要東西。我記得,信中的口氣是豪情萬丈、大氣凜然,對外公、外婆都是直呼其名,不加稱呼,一兩頁的信裡,除過沒有罵娘、罵豬、罵狗的粗口外,用盡了當時能想到的最革命、最嚴厲、最無情的詞句。

信寫好了,我們四個簽了名,也動員母親簽了名。

當時,我幼稚地認為,只要全家和外公、外婆斷絕了關係,母親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罪狀,就會減輕一些。

動員父親簽名時遭遇到了抵抗。父親幾句話就戳穿了我們這掩耳盜鈴的把戲。他說:一個蘿蔔兩頭切,你政治上劃清了界限,經濟上又沾了光。做人不能這樣。

信寄了出去。我們都不去想,居住在老家低矮土坯房裡的外公、外婆,怎樣顫抖著戴上老花鏡,去看四個外孫、外孫女寫給他們的唯一的一封信。

8月下旬,「破四舊」開始了。醫院的紅衛兵宣布,各家,特別是有問題的家,自己先檢查清理出家裡的「四舊」,幾天後,紅衛兵要去挨家檢查。

我和弟弟從學校回來,用了兩天時間,把家裡三間屋子翻箱倒櫃地翻了一遍,把認定的「四舊」找出來,靠牆堆放在靠大門的過道裡,有近一人高。這些「四舊」主要是爺爺留下的幾十函光緒和民國初年版的線裝書,有整套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張文襄公文稿」、「張文襄公電稿」、「清詩別裁集」等等,還有四百多張京劇唱片、葉訪樵、康師堯等畫家的字畫、清代的名人扇面、爺爺留下的禮帽、母親的高跟鞋等。

後來聽母親說,幾天後,來家的紅衛兵把家裡又細細地搜了一遍,甚至還打開近一人高的台式留聲機的扇門,把留聲機音箱外蒙著的屏布都卸了下來,看裡面是否藏著東西。最後,拉走的「四舊」有三四架子車,是醫院裡抄出「四舊」最多的一家。

事後,父親多次提到他最喜愛的那四百多張唱片,我也多次想過,那幾幅字畫、扇面可以轉移藏起來,禮帽和高跟鞋不拿出來說不定也能過關,但在當時,對於「破四舊」,家裡的態度是一致的。

發生在1966年8月的這一造反事件要加兩個註釋:一,在學校,這四個中學生都是學業優秀的好學生。二,他們的父母既是醫生,也是教師。兩千年來,這兩種人從事著中國最乾淨的職業,是社會良心和道德的最後承載者。從專業角度看,父親和母親都是優秀的。

整整五十年過去了。

再一次想起妻子多次說過的「你罵毛,你骨子裡就是毛」(紅著臉在心裏承認:中的。中國人誰不是毛?特別是男人)、「你當時可以當逍遙派呀」。該認真地問一下,在當時,自己為什麼沒有把槍口抬高一寸。

在那個八月,我可以找一個理由,不去中心醫院看父親的大字報……,我可以不寫那篇大字報(揭發父母的大字報很多,都沒有提到定息存單的事)……,我可以不給外公、外婆寫那封信……,我可以不那麼積極地找出家裡的「四舊」……;在學校裡,我可以稍微「逍遙」一些,不那麼積極地批鬥老師,甚至於打老師、打同學,在兩派武鬥中衝鋒陷陣。

甚至,在那個八月的一個晚上,握著已經好久沒有握過的父母的手,聽一聽他們的苦惱……;和哥哥、弟弟騎上自行車,去並不是很遠的渭河邊的老家,看一眼年邁的外公、外婆……。

文革以後的許多年,心底裡頑強地隱藏著種種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幾乎成為了一種本能。

我辯解,當時的追求是單純的、是理想主義的、是非物質的,這是實話。當時,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毛思想原教旨主義者,發自內心地崇拜毛,真誠地相信「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毛如果讓我死,我真的會去死。1971年初,在農村插隊,聽到陳伯達被打倒,曾經想過為陳自殺。甚至在1976年8月(不是10月),自己還在工廠當工人,寫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十載猶憶八一八」,感嘆文革的夭折和革命的死亡。

但是,自己不願意承認,在心中最深層,被崇高、無私、利他主義包裹著的是愚昧、狹隘、怯懦和自私。8月,紅衛兵、血統論興起,自己被踢出文革主流(小學六年和初中三年,自己都是好學生和班幹部),陷入了深深的恐懼,懼怕被孤立、被邊沿化,被革命洪流拋棄。班上的紅衛兵抄了西安市東大街一個資本家的家,挖地三尺找出了金條,打死了資本家老兩口,自己很羨慕、嚮往他們有這種權利。在學校,我厭倦了批鬥「反動」、「右派」老師時一邊倒的勝利,我希望遭遇抵抗,甚至盼望「敵人」反駁一句,瞪自己一眼,從而激怒自己,激發起對「敵人」的仇恨,使自己有一個顯示革命的機會。當時,夢寐以求的是革命身份的確認,靠常識,我明白革命身份與榮譽、物質密切相關。

五十年後的今天,有人說文革又開始了,有人說文革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結束。我想說:惡魔,一千年以後也會有,我們能做到的是:識別惡魔、拒絕惡魔,不讓惡魔附體,再去幹傷害親人、同學、老師和一切「敵人」的事。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想念我的父親、母親。子欲養而親不在,子欲訴而親不知。爸爸、媽媽,我好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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