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機(1)(圖)
被推倒的毛澤東雕像（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5月19日訊】今年是文革50週年，「5-16通知」被公認為文革之始。當此際，海內外中文媒體密集地發布了很多文章，文章呈現兩極化，國內主要是左派表達懷念之思；海外中文媒體上則多批判之言，除此而外，將剛冒頭的習近平個人崇拜、政治迫害解釋成回歸文革的徵兆。
文革究竟會不會回歸中國？這得先弄清楚文革是什麼。對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多年，認為文革是中國人在最高皇權的號召下，對現存秩序的一次暴力顛覆。中國文化中，對「力」的崇拜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對「力」的崇拜呈兩極表現，一是對權力的崇拜，極致是對皇權的高度崇拜；二是對暴力的崇拜，中國江湖文化始終存在，比如對水滸英雄、遊俠文化與黑道文化的崇拜。如果要對文革下一個定義，那就是：文革是權力與民間暴力在中國千載難逢的一次大結合。
弄清文革的性質，以及它發生時的社會條件，我們就會明白文革要重回中國，要點在於權力與民間暴力會不會結合，即權力是不是放縱民間暴力肆虐。
一、個人崇拜只是權力崇拜的一種形式
現在很多人批評習近平集權、鼓勵對他的個人崇拜，是想建立獨裁政治，並將這點與中國回歸文革聯繫起來。
對習近平集權想建立獨裁的批評，那是假定集體領導不是獨裁，個人專斷才是獨裁。對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從一戰以來，世界的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世紀60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實踐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體制就是獨裁政治，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即媒體稱謂的「九龍治水」）的統治模式，都沒改變中共的獨裁政治本質；習近平並非想恢復獨裁，因為他接手的政權就是獨裁政體，他只是想將寡頭獨裁變為個人獨裁。觀諸世界近現代史，獨裁政治中的個人獨裁與宗教獨裁，比較容易出現個人崇拜現象，比如前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專利，而是專制極權政治的共性。從毛澤東建立中共政權那一天開始，中國的政治迫害就從未停止過，區別只在於有時進入寬鬆期，有時進入嚴控期。在各種運動期間，政治迫害集中，規模大，受迫害的人數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運動被鎮壓之後，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間因領袖意願多變，政治形勢變化太快，這一波政治運動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運動中，就可能成為被迫害者。懷念文革的人，多數屬於文革的最終受益者。
在文革中的北京，人們看大字報（1967年11月1日）
二、中國傳統江湖文化的暴力崇拜與皇帝情結
歷史上，每個民族從朦昧時期開始，都經歷過對原始暴力的崇拜，文明成熟後會演化為對皇（王）權的崇拜，以及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權力替代物的俠義道的崇拜。法國有佐羅傳說、美國有西部故事、中國有遊俠文化。當文明進入現代法治之後，這種俠義暴力的傳說對現實世界的影響才會淡化。
中國的遊俠文化是遊民社會的產物。中國的遊俠文化始於戰國時期，到兩漢形成一種社會現象，是讓統治者感到頭痛的一個社會問題。由於兩漢時期遊俠文化對中國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從而演變成一種心態、一種生活追求，並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以上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遊俠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表現不同，內容逐漸豐富，最後定格於《水滸傳》中的劫富濟貧、替天行道，在王朝末期，又與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也」結合起來，成為農民起義的號召。
但是，即使是要推翻王朝的農民起義，也常常要藉助其他類型的權力給予支持與合法性，一是神道力量，二是擁戴皇族後裔加強號召力，比如西漢末期綠林赤眉起義時，就推出有皇族血統的放牛娃劉盆子為首領。皇權與江湖權力從來就沒有錯位， 造反者夢寐以求的就是坐上龍椅當皇上，但皇帝從來沒想去降格當江湖領袖，最多隻是想收伏江湖為自己所用。造反者在破壞舊世界時將暴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出現唐末詩歌中「天街踏盡公卿骨，內庫燒為錦繡灰」這種情形；奪了龍椅之後，立刻出現「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這種翻身喜慶現象。
朝廷權力與江湖社會並存，這種現像在清中葉以來非常突出，因為自乾隆以來人口劇增，遊民日多，依傍江湖組織成了遊民謀生手段。當時有句話，「朝廷小，江湖大」，意指江湖會社是朝廷權力的盲點。但江湖一般情況下不會與朝廷直接對抗，對抗者如白蓮教、天地會就會遭到朝廷鎮壓，而漕幫則與朝廷合作甚好。至於朝廷與江湖合作，只有清末慈禧太后忽發奇想，要利用義和團驅洋。結果惹來大禍。但慈禧太后也沒想動員民間暴力推翻愛新覺羅皇朝，只有毛澤東的文革才是皇帝動員民間力量「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儘管這個「舊世界」本來由他親手締造。
三、文革發生的契機之一：毛澤東收回權力的需要
文革是權力高端即皇權與民間暴力在中國千載難逢的一次大結合。那麼，文革之前，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文革發生的契機之所以出現，當然首先是因為毛澤東需要。一般公認，毛澤東自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及經濟政策的嚴重失誤，導致中國出現餓死3000多萬人的大飢荒，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傷害，在黨內威望嚴重受損，不得不退居二線。1962年夏天，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句話深深得罪了毛澤東。此後，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收拾殘局。經過幾年整頓，劉少奇將中國收拾得有點氣象，威望上升，一度出現了「劉主席萬歲」的口號。毛深感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挑戰，因而要通過「破壞一個舊世界」的方式來打亂當時的政治格局，重新收權。他是發動群眾運動的老手，因此想到通過文化大革命來發動群眾。
四、文革發生的契機之二：底層翻身的需要
中共建政後，工人農民翻身獲得政治上的優越地位，但經濟地位仍然低下、文化教養並沒有得到提升與改善，他們渴望真正「翻身」。
1、「將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的翻身需求
文革當中，紅衛兵與造反派經常宣示：「要將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只是句中「世界」這個詞有時會被換成「歷史」二字。這句話是中共土改時的宣傳用語，意思是「解放前」即中共1949年建政前的社會格局是顛倒的，是地主這種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當家的世界，工人農民飽受壓迫，如今要在中共領導下革命，要翻身做主人。在共產革命口號的鼓動及中共槍桿子的保護下，全中國用土改及隨後而來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化私為公，鄉村精英階層即地主、富農家的土地、浮財、年輕女人全分給貧下中農，不少地主則被槍斃了，農村基層政權由沒有文化的共產黨幹部與農民共同掌管。佔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雖然在階層序列「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上排在第二位，優於革命幹部，但由於人民公社化，經濟上一直非常貧窮。
城市的情況複雜一些，中共的主要依靠對象工農幹部們管理運作不了城市那複雜的經濟系統，因此，在有近現代工商業的大中城市中，那些政治上已經被打倒、歸於另冊的「舊社會」精英有不少被留用，比如醫院、大學、中學教師，工廠企業商業系統的管理，都需要專業知識。加之50年代進入大學的人還有不少是所謂剝削階級子弟，因為他們在教育傳承上有優勢。文化戲劇界也是專業領域，舊精英依然佔領著舞臺。
這種情況時時讓城市裡的工人、貧民感到壓抑。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時，他們的翻身願望被中共鼓動起來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尤其是工人，是「新社會」的正宗主人翁，但最後卻只能繼續從事工人的工作，只有極少數人可以作為政工幹部提拔到工廠管理層，大多數主人翁仍然是掛著領導階級名號的體力工作者。家庭經濟收入也遠不如那些政治賤民，比如資本家、工商業者、以及各種出身不好的文教衛科技工作階層。這種實際生活中的低下感，與被中共在50年代初期土改、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鼓動起來的翻身感形成劇烈反差。
這種社會情緒如果未經過中共刻意培養，應該不會發展成文革時那種暴力噴髮式狀態。至少，在1964年中共大規模開展階級鬥爭教育之前，我的鄰里街坊都平靜相處，無論是幹部、醫生、教師、工人，大家都守望相助，互相給予方便。誰家孩子生病，家長不在時，鄰里立刻背上就跑，趕緊送到醫院。家中無人時，連門都不用鎖，自有鄰里照看。
2、中共的階級教育培養社會仇恨
到1964年，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人、城市貧民、貧下中農的政治優越感被調動起來了，表達階級仇恨成為一種政治時髦。
以本人經歷為例：我入學早，1964年已經是三年級學生，一直是三好、五好學生、班幹部，參加作文比賽，無論在市裡、省裡，每次都能拿獎。但1964年以後，這些榮譽全都被剝奪了，還被一些出身好的差學生罵為「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只是我運氣好，一是這些學生的家長受惠於我父親醫術，發現他們這類行為後施以懲罰，不許他們再罵；二是兩位出身革干家庭、經常與我一起外出參加校外比賽的男同學看到這些差生欺負我，痛揍過他們兩次，因此這些差生沒敢再對我進行持續的辱罵。
但整個社會的翻身慾望卻被調動起來，翻身自然沒有可能，但用踐踏政治賤民來彰顯自身高人一等卻有可能，這種仇恨情緒還被官方定義為政治正確的階級感情。
（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