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太醫治病之難(圖)


紫禁城。(網路圖片)

太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該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都,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於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遇有疑難大症,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歷來皇帝后妃,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並薦,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癒,反而責怪太醫無能。

太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納以賄金,不如此他們便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於歧黃之術的太醫,由於多方掣肘,也難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賚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雲,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入,尚不夠賄賂之所出。

加上宮禁之中,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衝,難以逃脫。一藥誤投,生死所繫,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 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而聞訊遠遁,希圖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極為寥寥,屈指可數。世間流傳著「太醫難當」的說法,洵非虛言,其中甘苦,非個中人不可盡知。

試看下例,太醫治病之難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醫自詡,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諭施治。如光緒皇帝自幼體質瘦弱,成年以後則是疾病纏身,長期脾胃失調,且患有嚴重的滑精病,有時一聽到鑼鼓聲即刻遺洩,進而相繼出現潮熱、盜汗、咳嗽、心悸、失眠、頭暈、耳鳴、健忘等一系列症狀,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歡,這種事業上的打擊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劇。於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執。光緒帝稍通醫道,在病勢口重,求治心切的情況下,對太醫往往動以聲色,嚴辭申斥,並自以為是,詔令治法。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沈重,輾轉床褥,呻吟不已,該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的《起居注》曾記載:「每遇藥方輕少之時,其竄痛(指腰胯)亦覺輕,屢試不爽。即如近一月來服力鈞(太醫)之藥,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竄痛已輕減。近二日方劑稍重,此症亦復加增。蓋因服藥日久,臟腑不能勝藥力也。嗣後立方宜詳斟酌,總須少而專始無流弊」。

太醫只好遵諭照辦。此後給光緒開處方所用藥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輕。這種不顧實際病情,唯聖意是遵的處方,不獲良效,應在料中。不僅如此,光緒還進而在殊諭中點名用藥,說:「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復見於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於是在此後的脈桉檔中,光緒欽定的藥品每多見及,不管這些清熱滋陰的藥物,當時是否完全對症,太醫也得依旨使用。

(二)內府治病,首重療效,御醫須得小心翼翼,謹慎從事,但又難以奏效,這樣一來,太醫輕則遭到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承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復發症,康熙對他們的治療情況非常不滿,曾在硃批中大發雷霆,寫道:「庸醫誤人,往往如此」。皇帝,具有無上權威,這樣一批,太醫如何經受得起。

又如光緒帝死前的一兩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難以治癒,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書的「病原」中,曾多次對應診的太醫惡語相加,發洩不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說:「近來耳響作堵,屢易方藥,仍屬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輕。總系藥不對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細按先後症情,乃可施治無差,豈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說:「服藥非但無功而且轉增,實系藥與病兩不相合,所以誤事!」 到了八月,原有諸症不僅沒有好轉,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劇,光緒怒不可遏,對太醫嚴加訓斥:「所用諸藥非但無效,而且轉增諸恙,似乎藥與病總不相符。每次看脈,忽忽頃刻之間,豈能將病情詳細推敲,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素號名醫,何得如此草率」 「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歎矣!」

那時光緒因戊戌變法失敗,雖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義上他還是皇帝,太醫為其治療是不敢馬虎的,用藥無效,實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麽怨得了太醫,可是光緒偏認定是治療不當造成的,太醫們也只得俯首認錯,恭聆皇帝的辱罵。皇帝患病,不論何種原因,醫治無效而死,即所謂「龍馭上賓」,都要給太醫以處分。光緒帝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醫士忠勳等,均以「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之類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職,帶罪當差」等例行處分。

(三)至於那些因一定機遇,進劑獲效,榮受天眷的太醫,其處境也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后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撫屏,江蘇無錫人。精於醫學,名馳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經精心施治,效果頗佳。慈禧病癒後,自撰「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薛福辰。醫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准他即時出京,因為在「西聖(慈禧)新恙悉愈」之後,還須「舊恙一一就痙,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如此還得在京耽擱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為慈禧治療期間,他的家鄉,疾疫流行,眷屬俱病,其次女竟致殤歿,薛福辰之弟致沉某函中曾慨歎地說:「撫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屬皆不免於病,所謂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見,薛福辰當時的悲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難訴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賚之後,並不感到是幸事,反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寧。其弟為其擔驚受怕,在他的信中說:「得悉撫兄近況,醫事近稍順手,技窮勢絀,漸自弓退」。又說:「此事擔荷至巨,未知何時可了!」 薛福辰自己也感到進退兩難,在致友人函中說。醫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駑鈍,倖免大戾,然竟將太醫及天下諸名醫得罪矣」。這些話,都是薛福辰當時那種戰戰兢兢,心情極其矛盾的真實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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